作者：云南大理市大理一中 段飞虎

回首几十年的语文教育，我们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路，这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曲折之路；从叶老对语文概念的阐释到苏联模式的生搬硬套，从“文革”的解构与荒芜到知识本位的机械灌输，从90年代的语文大讨论到21世纪的新课标改革，乃至2014年的高考新方案，拨云却见雾,拨雾才见天。至此，我们的目光才能越来越明晰起来。

本文试图从曾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一系列鲁迅作品为例，本着一切从文本出发，一切从学生实际出发，尊重文本，尊重学生的教育理念，对语文教育所走过的几个误区作一个窥豹一斑式的分析，从而构建一种以文本为根基，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创造性的阅读方式，以求证于大方之家。

勿庸赘言，鲁迅对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对封建痼弊的深刻剖析，他对国人劣根与“恶”质的丰富展现，以及后期在杂文写作领域的特殊贡献，都足以在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立下一座不朽的丰碑。但是，长期以来，出于一种过于功利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教育理念，鲁迅被抬到了一个近乎“神圣”的地位，鲁迅的作品也已被我们歪曲得面目全非，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用意识形态语肆意肢解、歪曲、简化鲁迅作品

我们知道，文学作为活动，它是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不过是这个整体中的四个基本要素。它们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不是孤立或静止的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浑然一体的。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显示世界的“镜子”，作为作家的创造物、读者的对象，作品是使其他一切要素成为可能的中介与文本依据。脱离作品，试图在其他三个要素中找出作品的精义所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置作品于不顾，率先设置好一种话语体系，然后再反过来以此为取舍标准去“筛选”作品，将符合标准的纳入体系，不符合的打入冷宫打入死牢，则是一种霸道行为。然而，自“文革”以来，我们不但在这个问题上走得越来越远，而且愈演愈烈，甚至到了用意识形态语肆意肢解、歪曲、简化作品的地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语文教育圈内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鲁迅小说《药》的结尾写道夏瑜母亲去上坟，有一个细节是坟旁的树上蹲着“一只铁铸般的乌鸦”。老师讲到这儿却突然意味深长地停下来问学生：乌鸦象征着什么？弄得所有的学生都不知如何作答。最后，当然还是由老师来道破天机：“乌鸦”象征着反革命，“铁铸般的”言其力量之大。于是所有的学生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反革命的乌鸦”。（摘自《审视中学语文教育》钱理群主编）笔者认为，这位老师的用意不是为了证明乌鸦反不反革命，而是存心要把鲁迅给气死！这不仅是鲁迅的不幸，更是千千万万学生的不幸，是中国语文教育的不幸。

因为万恶的××制度是如此之坏，你反对它，你的作品就是坏作品；因为万善的××制度是如此之好（当然，这可能是事实），你歌颂它，你的作品就是好作品。除此以外的就收监“文字狱”，必要时“焚”你的书“坑”你的人，或者游大街、戴高帽、打屁股、住牛棚……修理得你体无完肤，直至跳入“太平湖”为止。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之下，鲁迅作品中会凭空飞出一只“反革命的乌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样的“霸权”之下，一切不合理的肢解、歪曲、谬论不仅变得理所当然，而且简直就成了不容辩驳的事实：《阿Q正传》只剩“革命”；《狂人日记》就两个字“吃人”；闰土被“兵匪官绅”折磨成“木偶人”；祥林嫂被“四权”（政、神、族、夫）活活勒死；孔乙己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药”救不了辛亥革命；“三味书屋”扼杀儿童天性。此外，《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意在以渗着血的文字控诉统治者的暴行；而《友邦惊诧论》《论雷峰塔的倒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等论战性杂文，自然就成了戮穿中外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们丑恶嘴脸的“投枪”“匕首”……这时，高高立于神坛之上的鲁迅哪有什么面目再敢披上那件“中国魂”的外衣？他俨然就是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他的“投枪匕首”是如此神乎其技、炉火纯青，手起刀落间，一切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一切统治者、反动派、反动文人都一一应声倒下……我觉得，用意识形态话语阉割文学作品的可悲之处，不仅仅只是作品被曲解、被弄得面目全非，而是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思维久而久之会使我们的思想观念变得如此单一，如此简单！很难想象，在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及一整套考试制度的强化之下所造就出来的学生，还能受到多少文学的熏陶，还会留有多少正常的感觉？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语文教育的关键是正本清源，立足文本，从文本出发，构建一个真正的全新的鲁迅（或者语文）世界，还其本来面目，而不是动不动挥舞意识形态的“屠龙宝刀”乱砍一气。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gaozhong/846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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