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到北欧四国旅行，对那里的儿童无所不在的“公共意识”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芬兰的赫尔辛基国际机场排队安检去斯德哥尔摩，当时正值圣诞节的前夕，大量的芬兰家庭举家前往南欧，准备在相对温暖的地中海沿岸度过他们宝贵的假期，因此，安检通道的队伍排得很长，我和团友开始在队伍中低声聊天。过了一会儿，团友开始不停地朝着我背后挥手微笑，我转身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已跟上了一个芬兰家庭，身材高大的父母带着3个孩子静静地排在我们身后，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女孩的年龄大约一个是8、9岁，一个7岁的样子，男孩只有4岁左右，令我惊异的，不仅仅是这3个孩子每人都背着旅行背囊，最大的那个女孩还拉着拉杆箱，还有他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的整肃和礼貌：他们排在我们身后起码有一刻钟了，但我却没觉得后面有孩子。在中国，类似的场景却大相径庭，孩子在公共空间里像在自己家的客厅里一样，纵情嬉闹，家人在一旁看着，不以为然，如果有人去建议父母“让孩子安静点”，周围的人和孩子的父母会认为：“这个提意见的人‘刁难’,孩子天生是吵闹的嘛。”

　　在西方，父母从孩子刚刚喃喃学语开始，就反复跟他说清“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不同，灌输“不要因为我们的存在，就妨碍他人”的观念，这是礼貌和教养的一部分，孩子可以在自家的房间里当“角斗士”、“运动超人”和“大分贝演讲家”，但一旦进入影院、剧场、候车室等“公共空间”，父母会蹲下来对他反复讲明：这里还有很多与你一起来看戏、吃饭、等待旅行的人，别人在阅读、谈话，不可肆意喧闹和奔跑，不能影响他人。

　　如果比较年幼的孩子还没有这个意识，家庭中年龄稍大的孩子也会参与到言传身教中来。我在斯德哥尔摩下榻的饭店，每一层都有一个公共客厅，相当于楼层大厅，大厅有热咖啡和免费书刊，可以看电视和上网，这也是旅途中偶然相逢的人们增进了解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大厅里，我目睹了一个北欧家庭对孩子“公共意识”的熏陶产生的影响：电梯门开了，刚才还在说笑的父母，立刻返过头去，对后出来的两个孩子做了手势——将食指竖放在嘴唇上，意思是：看，这里有别人，大家都需要安静。两个孩子，大的是个男孩，约5、6岁，小的才两岁多，还不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依然在哭闹。于是，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那个男孩迅速走过去，一手牵起妹妹的手，一手的食指竖放在妹妹的嘴唇上，我和团友惊羡于小男孩在公共意识方面表现的素养：我来到有许多陌生人的地方了，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妨碍了别人。

　　在公共领域，个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剧烈程度，都要缩小，这是一个必须要从小灌输的常识，也是文明程度的表现，不要认为吵闹是孩子的天性，不需要去约束他，忽视孩子在肯德基餐厅和医院候诊室满场飞奔，尖叫笑闹。小时忽略了对孩子“公共意识”的培训与诱导，而指望他长大自然变成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人”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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