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钟二王”，指四位书法家：东汉张芝，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除王羲之外其他三人尤其是张、钟，不为普通大众所知。但在唐宋之前的书法史中，该四人通常被连并提及，有“四贤共类，洪芳不灭”之誉。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以往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多集中在晋末至唐初的时间范围内探讨，并将四家书法地位此消彼长的过程归结为“质妍之争”。本文通过增加考察“张钟二王”四家依次出现的年代和王羲之被奉为书圣之后的地位变化，进行进一步探讨。而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关乎四家自身艺术地位的高下，更可以从中挖掘出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诸多问题。

　　张钟二王四家地位消长的问题，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经典话题，对它的探讨研究甚至可以引申出一条中国书法发展演变的脉络，而不同的时段又有特定的时代表现。

　　面对前世的态度——古今之变

　　中国汉字书写发展到东汉时其自觉性已开始萌芽，就汉字自身来说，有两点因素促成其成为一门艺术之可能：一，正体字的简化;二，变体字的出现。从东汉开始，中国第一批留名于史的书法家群体诞生了。西晋卫恒(?-291年)的《四体书势》，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部书史著作，该书叙述了西晋之前的古文、篆书、隶书、章草四种书体发展的情况，并对中国早期有名可载的书法家勾勒出一段比较清晰的传承谱系。张芝的“草圣”之名，也正式出现于此书中。

　　从书史记载中可得验两晋时期张芝、钟繇书法为世人所好，并成为世家大族的追捧对象。后来的王羲之(303年-361年)在《自论书》一文中说：

　　吾书比之钟、张当杭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吾尽心精作亦久，寻诸旧书，惟钟、张故为绝伦，其余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贤，仆书次之。

　　可以看出尽管王羲之认为自己与张芝、钟繇二前辈有比肩的书法成就，但从“吾书比之钟、张”语境不难看出，张芝、钟繇乃为当时的大家。

　　在两晋时代的书坛，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社会的整体风尚还是崇尚以张钟为代表的汉魏古法。可以说从汉末张芝、钟繇宗师地位的形成，到东晋中晚期王羲之、王献之的出现，这段书法史可归结为古今之变阶段，反映了如何面对传统古法的态度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不单单是书法家自身主观意志的表现，更是受整个社会奉行的价值理念所影响。众所周知，汉禅于魏，魏禅于晋，若从正统性的角度评判，南渡后的东晋王朝一直是把汉魏传统奉为己任，以南渡世家大族所主导的文化体系更愿推崇具有汉魏古法的张芝、钟繇书风以表明自身的正统根基，而同一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从蛮荒走向汉化，他们亦为标榜自己所占据的“地理正统”而不得不接受前代汉族王朝遗留下的文化，这正是新旧时代更替之际所面临的必然选择。但到了东晋中期之后，南北方对峙大势已趋于稳态，时代与传统的间隔亦逐渐远去，新生代的人们不由产生新思想，二王新体书法的生成环境亦油然发生，最终必然赢得广大信徒。

　　面对当世的选择——质妍之争

　　从南朝开始，文艺理论的发展进入蓬勃期，二王连同钟张四家艺术地位孰高孰低的讨论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们看到在南朝至隋唐的诸多书学著述中，将张钟二王并提的说法屡见不鲜。

　　由此引发了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质妍之争——四家之中到底谁为第一?最终的结果是王羲之脱颖而出，在有唐一代被确立为“书圣”。但这一过程却值得思考，通过分析，我们将明白这种结局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首先，罗列出南朝各时期论者对四家的排位情况。

　　第一种出现的排位是南朝宋虞?给出的，王献之居首。虞?认为，书法从古至今的发展越来越妍美，而爱美是人之常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家之中王献之年代最晚，妍美最为成熟，当然是为世人最爱。依此类推，钟、张则最古朴，排名最后了。

　　第二个排位是南朝梁袁昂给出的。在其《古今书评》中，不分时代先后，首列羲献父子，而后钟张，并将羲献提到了和钟张一样的宗师地位，所谓“四贤共类，洪芳不灭”，这在书法史上尚属首次。可以看出，袁昂的排位此时还是接近“妍”的标准，但与虞?相比则有所节制，或许认为小王过于妍美，不宜居首，这也就为后来梁武帝抑妍崇质开了先河。

　　萧衍，即梁武帝，南朝梁的建立者。他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古今书人优劣评》中明确将钟繇提到了四家之首，并且得到了陶弘景、萧子云等大家的附会。

　　到了庾肩吾(487年-551年)的《书品》，按三等九品的原则评点了东汉至南朝梁百余位书家，张芝、钟繇、王羲之被列为“上之上”，王献之则被列为“上之中”。于是，“四贤共类”的说法在此被打破，“四贤”变成了“三贤”。

　　以上，即是南朝不同时期对二王钟张四人书法地位的排序。可以看出宋齐时代，妍美的社会审美趣味盛行，王献之一度被推向神坛，而后的一百余年经过袁昂、梁武帝、庾肩吾等人一步步拨乱反正，小王又被拉下神坛，张芝、钟繇的宗师地位得以恢复，质妍之争终于以崇质的胜利告一段落，而在这一过程中，张芝、钟繇早已远去，成为世人遥尊的历史记忆，王羲之地位却慢慢稳中见升了。

　　四家排名这样翻来覆去，背后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众所周知，南朝诸政权的创建者们，大多起于寒门，靠武力资本篡夺统治权柄，而像郗、庾、王、谢这些昔日大族，在政治运转中早已式微。另一方面，南方发展多年，基础渐厚，汉魏古风早已远去，所以文化上也就不必一如既往恪守古法，新书体发展变化更容易被新时代人所接受。所以这一时期书法史的发展实质是人们在新时代下对朴拙、妍美不同风格问题的不同选择，即质妍之争。不过通过时间证明，过于妍媚的小王书体不能长久，过于古拙的张钟书体更不受青睐，因此权衡左右，时代最终选择了不偏不倚的王羲之。

　　《采古来能书人名》在评各家书法时，多用“善某书”来介绍某一书家专长，而介绍王羲之时，用了“博精群法，特善草隶” 之辞，“博善群法”是其他书家未享有的，而“特善”则说明全能之下还有专长。

　　历史的选择是中和的选择，综合的选择。王羲之书法上集张芝、钟繇之大成，下避小王之媚趣，诸体兼备，质妍兼得，其在书法史上最终能够脱颖而出，当为历史必然。二王钟张的排名，在唐朝发生了彻底性转变，王羲之被确立为“书圣” ，这很大程度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官方统治阶层推崇的结果。

　　应该说，唐太宗的帝王意志是王羲之进位为“书圣”的关键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其实在《晋书》修成之前，初唐书法家欧阳询在其《用笔论》中就说“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

　　唐之后的人亦有不少人对张钟二王的成就反反复复作出评价，不过最为公允客观的，当属盛唐时期的张怀?，在《书断》的结尾处，张氏指出张钟二王“妙各有最”，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贯彻到底。因此在其诸多著述中一直是使用分类排序法对二王钟张进行排位。

　　有唐一代，由于唐太宗的推捧，欧阳询、虞世南等书家的实践，李嗣真等论家的响应，王羲之终于被推上了神坛。到了宋代，洋洋大观的《淳化阁帖》一半篇幅竟为二王书迹，更可谓气势撼人。至此，千年以来书圣王羲之的光辉形象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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