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政治的特点是宽大通脱，文网也非常宽疏。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们的作品一样狂放。“恃才傲物”、或“言论倜傥”、或“诡激啸傲”、或“不拘细行”、或“狂率不逊”。

　　唐太宗认为：“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为此，他明确要求“勿上下雷同也”。对于那些只知“顺从”“顺旨”之人他严加责斥：“比来惟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说你这个人从来都唯唯诺诺，没有独立见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统治的最鲜明特点就是三教并行，信仰自由，没有禁区。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始终未达独尊。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以示对三教合一的提倡。

　　三教并行，自由竞争，终唐一代持续不绝。三教并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种较普遍的自由宽松空气。所以李白才敢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高适也才能公然在诗中说：“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册的杜甫诗中都有“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这样写：“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非儒薄孔，非圣薄尊，在唐代人眼中习以为常，并不视为大逆不道。

　　唐代言无禁忌。唐代大臣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谈论皇帝的性生活。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评武后弄了太多的“内宠”，说你有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两个“男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却太多了：“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南宋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他罗列一长串例证后，很是感慨地结以一句“今之诗人不敢尔”。

　　“宫禁嬖昵”这样的禁忌，唐代都可以“反复极言”。那么对“当时事”的抨击的无可顾忌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唐人对时政的讥讽、揭露，间或有碍作者仕途，却从没有人被指为“污蔑、攻击”而遭到贬杀。白居易创作乐府诗“规讽时事，流入禁中”，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他的《长恨歌》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琵琶行》倾诉仕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还作诗纪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种宽松的环境，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原因。唐代那些文人学士画家书法家，个个个性十足，举止率性。正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所写：“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代文人的喜怒哀乐，倾泻而出，毫无滞碍。他们勇于标新立异，作品风格迥异，流派纷呈。后人评价唐诗“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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