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遗迹　　《看历史》本刊记者┃刘永峰　　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只是皇帝本人，但是随着“人们关于真龙天子??火烧圆明园的惩罚对象??的记忆”的烟消云散，整个民族都感觉受到了凌辱和伤害。　　1860年，10月13日。又一年秋天，肃杀的气息，开始笼罩着大清的皇都。天底下，北京的城墙依然巍峨气派，但是人们知道，它正面临着倾覆的忧患。　　自英法军队在八里桥大胜清军、咸丰皇帝闻讯出逃以来，北京已是一连多日城门紧闭。城外70米处，法军的四门加农炮，炮口冷静地对着这座大清皇帝遗弃的都城。而城北约250米处，英军的大炮也对城墙虎视眈眈。联军已用非常蹩脚的中文通告全城，若13日中午清政府依然不肯签署和约，那么武力攻城将不可避免。　　将近正午的时候，在北城墙的安定门，慢慢打开了一道缝隙。“因为战败而沮丧，因为圆明园被抢劫而吓破了胆”的清政府，刚刚许诺将此门让出，英国人拿皮耳将军便率领200名英国士兵小分队，抢先一步进入城内，在《上帝保佑女王》的乐曲声中，将英国的国旗悬挂在一根高高的旗杆上。一刻钟后，随后而至的法军，也使国旗飘扬在了北京的城头。　　就这样，不费一枪一炮，英法联军“攻破”了这座由“土石筑成的庞然大物”。一位随军记者写道：“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已经被英法联军占领，而人们吹嘘的这座天国帝都，以及这座皇城永远不可攻破的神话破灭了。”(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至此，在军事上，这支涉洋远征的几千人马的队伍，已经取得了最好的结果。然而，武力上优势的局面，却依然令这次“远征”看上去前途暗淡。他们劳师远征，本为觐见皇帝、签署条约而来，但此时咸丰却已远走承德，留在京城负责外交谈判的恭亲王却迟迟不肯露面。而此前，在天津、通州，两次与清廷和谈破裂的经历，都令人对未来外交的形势难存乐观的打算。　　当大清朝最坚不可摧的一座城池也被轻而易举地占据以后，英法两国发现，真正阻碍签约进展的屏障并不是城墙，而是清朝不肯放下的“颜面”。　　■“天朝”的颜面　　1860年，直到欧洲人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大清帝国依然在“天朝”的幻想里沉浸痴迷。“天朝”之外，皆为蛮夷，海外番国，均系臣属。中华帝国高高在上，中国的皇帝则自比天下君王之主，各番邦首领在他面前，都要俯首称臣。觐见“天朝”皇帝时，不仅言谈举止，而且行为辞令，都必须按照严格的礼仪规定行叩拜大礼，以表示自己的“卑下和谦恭”。　　正如法国人布立塞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的序言中所说：“中国的当政者，深信其数千年文明及文化的优势，他们自认是天底下唯一的文明。由于对现代世界的变化知之甚少，他们的思想依然停留在这点上：他们确信中华帝国是世界中心和天下主宰。他们蔑视西方人，将本国的众多祸患归罪于洋夷，他们对西方肆意强加的产品与技术不感兴趣。北京的朝廷梦想保持一个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帝国，因为凡是外来的，都是有害的、致命的。”　　因而，1860年，当英法两国远道而来，提出开放贸易、觐见皇帝、建交外交关系，并在京城派驻使馆等一些要求时，他们发现，大清帝国对他们简直没有一丝无好感。“天朝”认为，历来只有贡使才有资格进京面圣，而且在大清过往近200年的历史上，只有当朝廷盛典或皇帝开恩的年份，外国的使臣才被允许短期地进京。而英法这些外夷竟要在“天朝”的皇都中派驻大使，简直是异想天开。这是“天朝”不易的规矩，破坏这一规矩，咸丰皇帝将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　　若英法使团必欲进京，则在仪式上务必服从清政府的安排，这是关系到“天朝”脸面的问题。在天津，就是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和谈破裂的导火索。诸条款协商完毕后，赴京换文的仪仗队人数成了双方争执的最大问题，钦差们表示，过大的仪仗队将是对皇帝威严的损害，容易被误解为是向武力让步。在通州，又一轮的谈判，跪拜的问题再次使谈判陷入僵局，中方表示，除公使见皇帝必须跪拜外，其他条件皆可让步，而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则始终坚持“要面见大皇帝，亲递国书，立而不跪”(王道成《北京学研究文集》)。　　在西方人面前，为了维护天朝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这已不是第一次在“叩拜”问题上产生冲突了。早在67年前，准备前来与清朝建交的英使马戛尔尼，就是在跪拜的礼节上得罪了“天朝”。乾隆皇帝降旨，终止英使的活动，并且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傲慢地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又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因拒绝叩拜，也被嘉庆皇帝赶回国去。嘉庆同样以生硬的言辞致书英王：“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一直到后来，在这类的事件里，大清朝都以天生的优越感，一次次傲慢地羞辱着西方来的使者。　　如果说，之前西方人还可以对清朝的傲慢忍气吞声的话，那么这时，他们，尤其是英国人，与天朝打交道更喜欢用强硬的方式了。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它已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并且，一个盛极一时的，势力遍布五个大洲的“日不落帝国”，也正在崛起。　　伴随着国力的强盛，英国人的优越感也日益强烈。他们相信对任何地区而言，自己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军事上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上的优势，即白种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优势。“中国人将他们称为‘蛮夷’，他们感到好笑。他们满脑子殖民思想，有些人的身上还表现得特别强烈，不可一世。……他们同中国人打交道，光凭威胁、大棒政策和诉诸武力。”(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　　于是，当不可一世的西方人，被同样傲慢的“天朝”的钦差们告知，面见皇帝还要叩头时，他们简直怒不可遏。在西方，这是“自由臣民”的尊严与荣誉所不能容忍的。正如1859年，美国公使华若翰被告知须行“叩头”之礼，才可觐见中国皇帝时，他的强烈抗议：即使在本国总统面前，也绝不跪拜，男人只是在“上帝和女性面前”，才肯屈下双膝！　　9月6日，天津和谈破裂后，英国大使额尔金勋爵在写给妻子的信函中，就忿忿地说：“我又要开战了！愚蠢的中国人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这正好给我一个统领大军长驱直入北京的绝佳借口。”他说，中国人如此不恭，他决定断绝和谈，立即向北京进军，不再以和平的方式，而是以战争的方式。　　■火烧圆明园　　和谈无效后，清廷扣押了前来谈判的英法使节，作为人质，以逼迫联军退兵，并命僧格林沁率2万名蒙古勇士，于八里桥一带阻击联军。　　额尔金和他的同伴们，则带军一路北上。9月21日，与清军在八里桥相遇，僧格林沁溃败而退；10月6日，占领圆明园，洗劫两日；10月13日，占领北京。　　11月，是联军很早就已预定的撤军日期，在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去面对严寒，对“远征”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后果。1812年，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溃败就是极好的例子。此时的北京，“人们已感到了冬天的预兆，远处的山峦已有白雪盖顶，北风吹得一阵冷似一阵。”(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冬天来临前，留给签约的时间已所剩无几。若暂时撤退，明春再来，则意味着清朝又一次拖延外交的胜利，而英法两国将会遭到整个西方的耻笑。　　但这个时侯，中国的外交官却偏偏踪迹全无，据说恭亲王此时已“惶惶然夜无定所”。一位以撰写赴蒙古、中国传教传记闻名的神甫这样写道：“连最没有洞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政府的做法旨在使欧洲人失去兴趣，最后与他们断绝往来。”　　额尔金对于签约志在必得。清廷有些“无赖”的做法，只会为他们又添加一条新的罪状。在额尔金大使看来，对于这个傲慢、排外、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又不讲道理的朝廷，仅仅靠炫耀武力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只有在精神上击溃它，“天朝”才会乖乖就范。他希望有一种报复的效果，“必须能够留下一个长久性的印记”。　　圆明园，至此已有150年的历史，它始建自康熙年间，后经雍正不断扩建营造，并在乾隆晚年达到了其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个与大清皇帝最为紧密的一处所在，同时也是一个脱胎于大清盛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以其无与伦比的壮丽、华美、奢华，以及建筑艺术上集大成的成就，作了那个辉煌盛世的传世符号。
恰恰是这个符号，在额尔金面前是虚伪的、刺眼的，“天朝”所有的辉煌繁盛都已是一去不返的时代，它空余的炫目便成了虚荣傲慢、妄自尊大的象征。额尔金要打破“天朝”皇帝自以为是优越心理，圆明园无疑是最为适合的报复对象。　　10月18至19日，是圆明园被大火焚毁的日子。一位军官这样描述当时浓烟蔽日的情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那片火海中，不仅是圆明园，广布在海淀的三山五园中的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和三山(香山、玉泉山、万寿山)，都是联军想要实施报复的目标。　　■“真正的野蛮人”　　吞噬一切的大火中，那些令人向往的宏伟建筑，珍奇梦幻的艺术杰作，及人类文明史上无法重现的奇迹，都一一化为焦土。　　关于这场火的对错，首先便在联军内部争辩起来。一位叫吴士礼的英军中校赞同额尔金的决定，他认为“清朝官员的弱点就在于他们自高自大，皇上更是自诩为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要灭掉皇家的威风和尊严，……摧毁圆明园是最残酷的一招。……圆明园的毁灭，也促使中国人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荒谬信仰中梦醒过来。”一位法军军官也说：“英国人置身于真正的战争中，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对手遵从强者为王的法则，所以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　　而更多的是谴责的声音。法国大使葛罗男爵便对额尔金的计划极为不满，并拒绝参与行动。当他看到圆明园起火的时候，心情沮丧，他说：“假如能预见到我所经历的一件件事，我就会拒绝这项使命。”法军首领蒙托邦将军则说：“这是与一个文明国度毫不相称的复仇之举，因为它毁掉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备受景仰的艺术品。”　　昔日帝国的荣耀，沦为皇室的疮疤。而在随后百余年间，它唤醒了士大夫的家国之痛，革新人士的国家之耻，知识精英的文化自豪，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伤心之遗迹”。　　当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远在热河的咸丰皇帝耳中时，年轻的他立刻吐血倒地(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没过多久，他就在热河行宫驾崩了，时年仅31岁。　　如果说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惩罚皇帝的话，那么额尔金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让他没有预料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火烧圆明园越来越成为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　　感到被伤害的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依照法国观察家伯纳?布立赛的话来讲“他们(英法联军)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情感。”　　■皇帝的家仇　　凡是看过圆明园被焚景象的人，都将对那一幕终身不忘。　　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在他的战地日记中描述了那浓烟蔽日的情景：“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飘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轻风，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到我们的营地上空，继而推进到整个北京城。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上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片昏暗。”　　这情景在英法联军的翻译官郇和的记录里得到印证：“一根又黑又长的巨大烟柱直插蓝天，表明行动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柱不断扩展、变厚，越来越浓，给北京城罩上一层黑云，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一幕让郇和感到“暗暗的高兴”，因为此举有效地报复了皇帝，同时他也为“如此华美的建筑被毁灭而深感痛心。”　　恭亲王奕?和一批中国官员在一起，在一座小山丘上看到了浓烟从圆明园的上空四处飘散，当得知圆明园几乎已被全面破坏时，他悲痛不已，其他所有在场的人也都伤心地哭了。　　随后恭亲王把情况报告给正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臣等登高了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　　咸丰阅毕，批了四个字：“曷胜愤怒！”不久后，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临终之时，对圆明园念念不忘的他亲自把同道堂印玺交给两宫太后和年幼的皇太子，同道堂是咸丰皇帝在圆明园进用最后一道晚膳的地方，他用这样的方式，提醒他身后的皇族也不要忘记了圆明园。　　1860年的慈禧太后还是一名年轻妇人。学者林语堂认为，正是这一场变故，让慈禧太后终生对西方人异常痛恨。　　1869年，深受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知道她一直想回到圆明园，就授意御史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因为工程耗费极大，安德海又指示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　　此议一出便遭到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之役的奕?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此举将“动摇邦本”。德泰、贵祥被革职发配到黑龙江为奴，修园的动议被搁置。　　在咸丰之后继位的同治皇帝对修复圆明园也一直念念不忘。1873年11月17日，同治皇帝“亲政”才半年，就下达了修园上谕。他说，圆明园是他的“列祖列宗”居住、处理朝政的地方，如今旧制不能恢复，两宫皇太后也不能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让他非常不安，希望全国上下的大小官员都来“量力捐修”。　　1874年3月7日，圆明园修复工程开始了。但是此时显然并非一个好时机，法国正在加紧侵略越南，日本发动了侵略台湾的战争，新疆爆发了阿古柏叛乱。在奕?、李鸿章等人反对下，修园工程再一次不了了之。　　■民众的国耻　　被焚17年后，1877年，旅行家和摄影家汤姆逊在他出版的一本书中，写到不再修复的圆明园呈现出的残败景象：“我们一走进圆明园，一大片荒凉破败的废墟就映入眼帘。昔日装点着中国最壮丽景观的一块块大理石，一座座雕塑，如今倒卧在荒草丛中，瓦砾堆上。”　　官方对圆明园弃而不顾，这片废墟和流离国外的皇室珍宝成了国人吊古伤怀之地。1871年的晚春，学者兼诗人王?运和朋友一起凭吊了圆明园、清漪园等残迹。后来他的《圆明园词》中写到，呈现在他面前的荒残景象让他想到国运的艰危与“中兴”的艰难。徐树钧在为《圆明园词》做序时则说，他每次看到圆明园的废墟，就“恻然不敢过也。”　　不仅仅是王?运，当更多的社会精英逐渐走出国门，看到西方博物馆中一批一批圆明园文物时，触动了对国难国运的伤痛及反思。　　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在巴黎的东方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玉玺，“有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他对这次邂逅印象深刻，特地记在了日记里。　　而康有为在游历法国时，先后在两个博物馆看到大量来自圆明园和紫禁城的珍宝，其中有多款玉玺。康有为“睹玺凄然”，很自然地，他把圆明园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在随后写下的诗文《巴黎观睹“圆明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里，他想到极盛时期的圆明园，并梦想着有一天能恢复圆明园的荣耀。　　1903年，梁启超也在纽约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钟表、玉雕、金雕、瓷器等数百件物品，感到非常“汗颜”。　　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圆明园文物的流失，让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之所以遭此国难而无人深省的缘由，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只知将国与家并列，而不知将国与民并提。因此当发生国难时，民众只当成是皇帝的家事，而并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两字并称者，未闻以国民两字并称者……国民也，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还权于民，“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　　也就是在此前后，一份名为《国民报》的杂志在日本创刊，创办者中国留学生秦力生开宗明义写道，“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体制之下，习为奴隶。始而放弃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　　正是在这些知识精英的大力鼓吹下，一股推动民权，关心国运的风潮开始兴起。圆明园被纳入“国家之耻”的视野之中。而在民权之风日炽的时代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抒发对圆明园的感伤之情。　　1915年，《民权素》第十二集发表了署名“寿■”的圆明园游记，作者在圆明园“凄怆伤怀不能自已”，但是他哀的不是“一姓之兴亡”，已是“国势之不兢，国耻之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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