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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曾想与洪秀全合作反清称帝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清朝历史 来源: 记忆方法网

左宗棠  1861年,咸丰帝在承德行宫突然病逝。他死在英年,继其位者是年仅六龄的载淳。咸丰临终时将幼子托孤于载垣、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而与咸丰久有矛盾的恭亲王奕?,同权欲极重的慈禧太后联合。于是,发生了“顾命”与“垂帘”的夺权斗争,其情势云谲波诡,惊人心魄。这次宫廷争斗的幕帏和结局,已不是秘密。而与宫廷上层互谋皇权、生死拼杀的同时,久控东南军政大权的湘淮大将,也在紧张而诡秘地议谋此事,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猜。  近年来,随着曾国藩研究的逐步深入,湘军将领拥立曾民的谜底渐被揭开。曾氏久受压抑,周围大将为集团着想,趁乱之际谋划让曾国藩黄袍加身,这种可能存在。但是,说才露头角的左宗棠,也有谋位之想和行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据论者揭示,却言之凿凿,其过程较曾国藩漫长,行为亦更诡秘。  据云,早在太平军打到湖南,左宗棠已有过与洪秀全联合造反的行动。  当时,左宗棠“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的愿望破灭,又认为“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而满人入主之后,一直对汉人防范压迫。因此,他对清廷统治不满,期望有个开明的汉族政府,来取代腐朽的满族王朝。  所以,太平军打到湖南,他与洪秀全相似,因久取科名不第,想起而目建功业,那时他就想与洪秀全一起推翻清王朝。  这段历史的隐秘,故而也只是一桩秘闻。但无论正史、野史却又都有记述,所言也非空穴来风。  正史方面如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写道:“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略建国策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20页。,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去。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肖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昀《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稻叶君心源《清代全史》等,皆有类似记载。  至于野史的描述,更加绘声绘色。其中以黄小配《洪秀全演义》(清)黄小配:《洪秀全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印。描述最详,中心内容不外乎上述正史的记载。  左宗棠所以隐身东山白水洞,原因不光是避乱,同他去与洪秀全密谋有关系。因为如令清政府得知有灭族之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当湖南巡抚请他出山时,左氏反复拒绝,从而引起咸丰的怀疑。上述咸丰询问郭嵩焘时就说:“左宗棠不肯出山,系何缘故?”还正告说:“当出为我办事!”而洪秀全见左宗棠深夜逃离,曾派一队人马追赶,追赶不到而入山搜捕。那支队伍也打听到了他的隐身之处,前去捕拿。左氏在逃离洪秀全时,也马上离开白水洞,辗转去了湘潭。  以上内容前文皆正面叙述过。但根据其他言左宗棠曾欲造反的记载,换一个思路,便真有可疑之处。  左宗棠虽出山为六年湘幕,但他始终不安心,一有机会就要转入山林。  后来湘军崛起,他看到代表汉人和湖南的曾国藩很有希望,才为之筹饷、筹械,“外援五省,内安四境”,为湘军的斗争,为镇压太平军出了大力气。  然而,为了“樊燮事件”,咸丰未加调查,便下旨欲把他“就地正法”。这怎不令左宗棠心寒!  后来,两湖和湘军文武大员、京师肃顺等人,一起出面救护,才保住了左氏的一条命。  尽管咸丰下旨,让他以四品京堂候补,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军。但左宗棠心里如何想?他对清政府的寡恩、对洪秀全的农民政权,两方面皆失去了信心。一个心有大志的左宗棠,差一点点被皇帝下旨正法,他如何再能对清朝忠心不贰。  当初,左宗棠从长沙欲入京参加会试,到了襄阳接到胡林翼的阻止信,转去宿松投奔曾国藩。此时,两湖官员和宫中正紧急活动,拯救左宗棠,而咸丰的谕旨尚未到达,但京师的消息已说明左宗棠已可免死。胡林翼、曾国荃、李鸿章、李瀚章、李元度等人,全在宿松湘军大营中。  据论者揭示,那些日子这般湘军大将天天在议论什么。  他们除去讨论湘军未来的作战方案外,还议论些不为世人所知的大事。尤其是曾、左、胡三人常摒除他人密谈,据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记述,他们密谈的便是湘军击败太平军后的前途,密谈的是天下国家未来的归属问题,左景伊以专章述论此事左景伊:《左宗棠传》,第二十,《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右辅翼,必成大功》。。  据《左宗棠全传》第二十分析,此三人二十多天一起议论,确定了曾、左、胡在湘军中的领袖地位。此后,太平军的失败是毫无疑问的,而太平军失败,湘军必然成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必然会设法消灭湘军、残害湘军将领。早在湘军攻克武昌,咸丰十分高兴,而大学士祁隽藻却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巷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所以,咸丰正发谕旨授曾国藩湖北巡抚,又马上收回。  胡林翼表面上对清廷忠心,但实质上是一个有胆识的智囊人物,他说:“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胡文忠公遗集》,第55卷。胡林翼手下有一谋士韩超,就曾建议曾、胡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仿效李世民徐图天下。他说:“此日东南糜烂,畿辅垂危,则豫鲁之能否维持,所不可必矣。若秦、陇、楚、蜀连成一片,地亦不狭,力殊有余。自古分据之局未或久远。”“夏之有缗,唐之晋阳,其前事矣。未识尊意及曾、袁诸君子以为若何也?”左景伊:《左宗棠传》,第131页。  韩超建议他们仿效李世民、赵匡胤割据一方而谋权位。他的说法,与胡林翼一致。胡林翼不过一个巡抚,却说要“一身任天下之谤”。令“天下谤”者,不正是“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的行动结果吗?不“安坐而事礼让”,那又去做什么?自然不必深究,正是韩超为之剖白了的仿效李世民称雄割据,谋取隋朝天下之行动。  但是,曾国藩以“忠君卫道”立命,此人胆子小,行事谨慎。当时他又是中心人物,责任更大。他虽然对清王朝也有看法,咸丰对他的刻薄寡恩,他也很是愤恨。但他做人的深沉、谨慎,让他在表面上没有接受左、胡的意见,使宿松的密谋没有结果。当时正在紧张的战斗,也还没到事机成熟时,因而也不会有马上行动的可能。  至于左宗棠其人,当时还是“戴罪之身”,他与曾国藩不同,是个不甘人后豪杰,有项羽“彼可取而代”之雄心。杨笃生《新湖南》中说:“湖南如胡、左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左公薨时语其家人说:‘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少问,又语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转引自左景伊:《左宗棠传》,第131、132页。  当时的胡林翼最有与清廷分抗取代之想,但他自知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则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难当大业。而又深知曾国藩总以“卫道”为标榜,以“克己复礼”为号召,不会冒篡谋之险。而他对左宗棠的看法,以为“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因此,认为左宗棠才是当国最好人选。在宿松大营时,左宗棠尚无势力,但到时候他一定能行。所以,后来他给郭嵩焘写信说:“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右辅翼,必成大功”。转引自左景伊:《左宗棠传》,第131、132页。此时,曾、胡二人已是封疆大员,左宗棠仅一未补的“四品京堂”,这里却说让胡林翼本人和曾国藩“辅翼”左宗棠。言外之意再清楚不过,是说不久将来,让曾、胡辅佐左宗棠,才能成就“大功”。
当时,曾、左、胡三人所以有上述之议论,原自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皇帝逃亡热河,清廷政权确已存在灭亡危险,作为湘军首领和大将,不可能不议论今后的形势和湘军集团的未来。那时,咸丰直接发来谕旨,让曾国藩派大将鲍超率军北上,由胜保指挥“勤王”。但是,湘军正与皖南太平军大战,若抽调鲍超一军,湘军就有失败危险。因此,曾国藩感到极其为难。但胡林翼却说:“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胡文忠遗集》,第77卷,第24页。他是担心不派兵“勤王”,难逃抗旨罪责,社会舆论也会抨击他们。正是在这急迫困窘之时,才有以上议论。“勤王”之事,由李鸿章出了主意,是为“按兵请旨,且勿稍动”《雷文正公书札》,第13卷,第17页。,即向咸丰回奏,准备派兵前往,究竟派谁领兵,待皇帝批复后再行动。如此往返递信,等来了议和已成的结局,湘军就不必“勤王”了。  第二年(1861年)秋,咸丰病死热河行宫。从而出现本章开始说的紧张政局。  当时,左宗棠已独领一军在江西作战,已收复了大部分城镇和广大乡土,正待进军浙江。曾国藩在湘军攻破安庆后的七天,由东流进入安庆城,在原陈玉成的英王府设帐。  曾氏刚刚驻进英王府,就接到北京送来的紧急公文,报告咸丰帝于七月十七日(8月22日)驾崩,以八大臣辅佐六岁的小皇帝即位。  这一消息震动了湘军的上层人物。曾国藩对清廷发生的变故,以为必有重大事情发生。他看到八大臣中,实力所在是大学士肃顺,肃顺信用汉员,自己授两江总督是其举荐。但是,大凡皇帝幼龄,总要设顾命大臣;到皇帝成年,又以顾命大臣为亲政的绳索。要斩断绳索必然发生争斗,像肃顺其人,刚愎自用,锋芒毕露,下场一定不好。想到此,他心乱如麻。  由于湘军帅府移之安庆,加上皇帝死去,政局大变,湘军将领及有关系的政客、官僚都不断前来,议论激变的时局。  胡林翼先来安庆,他告诉曾国藩宫中正发生顾命大臣与慈禧太后的尖锐争斗,宫廷政变难免发生,乱子即将闹起。  曾国藩听得心惊肉跳,瞪着三角眼,不知所措。  胡林翼瞟了他一会儿,慢慢从怀中抽出一个信套,一面递过去,一面说:“来安庆前,左宗棠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他日前游浮梁(江西绕州浮梁)神鼎山,得了一联,寄来让我交你一阅。”  曾国藩接过信套,从中抽出一纸,上面果然是左宗棠的亲笔,只见联语曰:  神所依凭,将在得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罢不觉脱口称赞:“好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妙极!”  曾国藩又摇头咂舌念了一遍。当他抬头看着神秘微笑的胡林翼时,顿时悟出了联中的暗藏机锋。心说:难道左宗棠要“问鼎”?左氏志向不小,才气也大,但手里只有数千兵马就想趁机黄袍加身夺帝位?他迅速转念:这是让我“问鼎”。他联想到湘军兴起,宫中不断传出流言,皇帝对他猜忌,随着湘军人数大增,流言也更盛。想至此心里一阵发冷,没说一句话。  胡林翼见他如此,也不便再问。遂又掏出一封信,口中说:“我也有一拙联,不妨一起请教!”曾氏打开后见到: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看后大声说:“润芝(胡林翼字),妙极了!”胡林翼惊问:“妙在哪里?”曾国藩回答:“九弟攻破安庆城,杀了不少长毛,心里老是后悔,有润芝这一联,犹如良药,九弟看了定可药到病除!”  胡林翼沉吟片刻,用诡谲的目光盯着曾国藩,摇了摇头,欲言又止。  两天后,胡林翼回武昌,曾国藩送他到城南码头。曾国藩拿出左宗棠的联语说:“左季高的联语我给改了一个字。”说着连同信袋给了胡林翼。胡林翼打开信袋,联语中的“似”字改成了“未”字。胡林翼看后放声大笑:“涤生,你这一字之改,把季高的意思整个弄颠倒了!”曾国藩回答:“天地有位,阴阳有序,本来就不可以乱来的。左季高欲将地比天,这就颠倒了,所以应该颠倒过来!”  胡林翼知道,他这话同样说给自己听。他的那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也是要让曾国藩在这大乱之时,以非常手段,取得帝位,拯救变乱的天下众生。但曾国藩巧妙地移作对待起义军,他便无话可说。  胡林翼回武不久便病逝了,死去的那天是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861年9月30日)。  胡林翼走后,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从池州来至安庆。曾国藩曾说彭是他的“一二知己者”,其用情专一,持身严谨的品格,尤其让曾国藩欣赏。然而,这个谨言慎行的彭玉麟居然也说出一番石破天惊的话来。彭以鲜明炽热的言辞表达:目今混乱之秋,咸丰早逝,皇位给一个六岁的娃娃去做,这是国家的大不幸。值此之际,凡有爱国爱民之心者,都应挺身而出,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而举目四顾,唯我湘军有灭长毛,擎江山之大任,湘军统帅正该是当然的一国之君。“今东南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彭玉麟的一番“劝谏”,让曾国藩惊得呆住。左宗棠是个胆量冲破天的人,“问鼎轻重”在他嘴里说出不会令人太惊奇;胡林翼多年就有异心,曾国藩也有预见。但,彭玉麟心细如丝,持身严谨,心热肠赤,他说话办事皆经过千思万虑。现在,居然胆大包天,让曾国藩当皇帝,并表示若有此意,愿为之赴汤蹈火。  彭玉麟的一片赤诚,虽让曾国藩感动,但这种犯上作乱掉脑袋的事,他如何敢答应。曾国藩没有回答,拿别的话岔开了事;彭玉麟何等精细之人,也不再重提。  才过几天,武昌传来胡林翼去世的噩耗。曾国藩哀伤不已,哭着说:“润芝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才再难我这样的好人了!”  左宗棠闻其逝讯,洒泪书文祭之。祭文以泪书成,读之令人酸鼻。祭文有语:《祭胡文忠公文》见《左宗棠全集》,第13册,第385~386页。  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我忧何诉,我喜何告?我苦何怜,我死何吊?  正当曾国藩哀哭胡林翼之时,湖南名士王运又来造访。曾国藩未及起迎,即闻其朗朗之声:“国家大乱在即,吾为大人送一良策!”  曾国藩喜爱这位名满天下者的文章,但对其危言耸听的做人态度却很反感。  曾国藩仅一举手,并不置言。  王运继续说:“皇太后欲行垂帘,纵观史册,女子临朝,国必大乱!”  曾国藩知王是肃顺的幕中红人,此次顾命,肃顺为八大臣之中坚,王运之说,绝非道听途说。因此,他表示专注恭听。  随后,王运滔滔不绝,讲了慈禧与恭王联盟,与顾命大臣争斗之情形,他表明站在肃顺一边之态度,言肃顺力矫国之弊政,重用汉人,高瞻远瞩;但慈禧内结权臣,外援重兵,是八大臣之劲旅。故,宫中大乱必然发生。最后他说出此来目的:为曾国藩指路两条,要么就拥湘军重兵,入觐九重,申明垂帘违背祖制,为八大臣援手;要么就在东南举起大旗,为天下万民做主,以湘军之众和曾氏之名,天下必然响应。他可说动肃顺,反为曾氏拥戴,大事亦可成也。  曾国藩却漠然相待,以指醮茶,漫不经心地在桌面上划着,王运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竟是一连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运看后戛然语止,起身告辞而去《清人逸事》,第7卷,《投笔漫谈》。。  这次“问鼎”议论,以胡林翼病故、曾国藩不从而告寝。  曾国藩以其儒家“卫道”思想和通盘之洞明,他不会去“问鼎”。虽然他对清廷的腐败有看法,但封建政府从来对付动乱谋反,都有一套办法,因此谋反者下场都很惨。即使到太平军覆灭,清廷迫他解散湘军,他也无“问鼎”之想。这是他的明智之举。  接下来,慈禧与恭王联合发动政变,建立“垂帘”、“议政”的双重体制,稳定了局面。然后大胆向汉人放权,命曾国藩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湘军大将皆升级为地方大员,仅巡抚一职,就有七员,皆是曾国藩上奏得升。  左宗棠也很快进兵浙江,不久便升为浙江巡抚。因此,其“问鼎”之想亦寝。正如一些史书评述:左氏虽有“度外之想”,但因清廷之重用,升迁之快,感到朝廷对他之厚,才让他未去“问鼎”。但他仍感遗憾,即因清廷付以重任,为成重业,而误了“问鼎”大计,让他终前仍惦念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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