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官场上流行“议罪罚款”制度，说白了，就是官员犯了错，上缴一笔“议罪银”便可免罪。《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明载：“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侯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罚俸制度开始施行时，目的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让官员感到有点肉疼，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但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来看当时被罚款的封疆大吏李质颍给乾隆帝的奏疏：“奴才于浙江巡抚任内未行奏参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内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

　　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过造办处广储司共银十四万两，其余十一万六千余两，理宜竭力凑缴，按限完纳，庶于寸衷稍安。但现在变产凑交，一时售卖不及，又恐有误限期。奴才昼夜惶悚，无计可施，唯有叩恳圣主恩施格外，准于明年起每年作为二季，交银一万五千两，奴才得以设法竭力，及时估变交纳。”奏疏中，李质颍承认四次工作失误，累计认罚26。6万两银，但缴纳罚银14万两后，说一时难以凑齐，请求宽限。尽管奏疏有哭穷之嫌，但动辄数十万两银子，已不止于对官员的惩罚。目的由惩治转为敛财，其遗患无穷。

　　首先，“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就只能往高里报，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没有规矩，而又是惯例，潜规则最终只有败坏纲纪的份。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受罚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法的警惕。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屡犯屡罚、屡罚屡犯，千锤百炼。花钱免罪，无疑是犯法渎职这种普世罪恶的包庇与纵容，引发社会对善恶判断的失序。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抠钱。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思理政，哪里还会想着为民服务?他得先为钱服务。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段，你能指望他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挣辛苦钱?那样猴年马月他也挣不够这笔巨款。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最底层的老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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