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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太平天国鼎盛一时，却最后败在曾国藩的手里？就因为曾国藩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当上了内阁学士这样的中央高官之后，还是要守母丧返乡，太平天国之乱时他正好在老家当乡绅，要不是靠曾国藩这个京城回来的乡绅组织团练拼命抵抗太平军，大清那时候早就完蛋了，肯定扛不到宣统三年。所以，科举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流动的。

位于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11月02日第49版，作者：杨念群，原题为：科举的遗响：科举制终结110周年祭

在科举制度下，中央政府会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差异，有意识地进行名额分配，这有可能赋予科举拥有某种代议的形式及功能，为参政议政提供便利条件。文化发达地区的科举名额受到一定限制，不发达地区则得到一些必要的照顾，这不仅仅是如何实现教育公平的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人才的合理分布和流动提供有效的机制保障。不管多么偏远的农村地区，也一定会存在一个通过科举制认可的士绅阶层，他们是当地最有文化的人群，往往扮演地方代言人的角色。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起，至今已过去一百一十年。在过去的百年中，经过革命与现代化思潮的洗礼，“科举”在人们头脑中一直是帝制腐朽的象征，科举被废既是发动革命的理由，也是清朝崩亡的前兆，更屡被嘲讽成古代教育制度失败的一个负面标本。科举制似乎不值得大家花时间加以认真关注，它充其量只能作为批判的对象，甚至直接沦落为一个衰落王朝推行弱智教育的符号。

如今，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终于有所改变了，史学界开始认真检讨过去的评价，希望从全新的角度对科举制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科举制与高考的比较

为什么要对科举制进行重新定位呢？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中，科举制向来就是一个经常被妖魔化的名词，一谈到科举，人们脑子里几乎会不约而同地闪现出《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滑稽故事。范进这个人穷年累月地应试，人到中年突然中举，听到消息后一激动晕厥过去，还得靠老丈人一大嘴巴把他扇个半醒，从此就开始变得不正常，这就是一名典型科举考生的猥琐形象，也喻示着广大科举士子的共同命运。在我们的头脑里，科举只能造就一帮死背经书教条，毫无实践能力的读书人。我记得《范进中举》一度收入了中学课本，作为必读范文。在一代代学生的记忆中，范进的形象被刻意丑化成整个科举制戕害人性的缩影。大家对科举制的印象，基本上是从这个故事的叙述逻辑里面获得的。

从历史上看，科举制的取缔是和清朝的灭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彼此前后相续。科举制的废除，也跟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展开过程密不可分。这种预设的关联性隐藏着一种危险，很容易让我们不假思索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生成，只有通过废除科举制才能达致。这个逻辑把废除科举与清朝崩灭、民国肇建等历史现象自然勾连在一起，形成一套毋庸置疑的历史叙事，进入所有各个层次的教科书里面，以致于无论讨论宪政改革还是武装革命，科举废除的必然性都是不容质疑的。

在人们的眼中，科举这东西就是一个垃圾，清除它的恶劣影响变成了革命、民主和现代国家建立的前提条件。科举制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其特点何在，在以往的研究视野里基本是缺席的。我觉得这种局面如果仍不加以改变的话，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对现代政治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对中国民主制度应该向何处去等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障碍。

那么，科举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可能完全不了解。一般只是习惯地认为，科举制度就是一场考试而已，一提科举好像直接可以和八股文画等号，充其量是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狭窄。其实，完整的科举考试共有三场，不仅包括《四书》《五经》的记诵，还包括诏、诰、表、判和策问等内容，八股文只占第一场中的很一小部分。假如只知道有第一场，把后面两场都排除在观察视线之外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科举，只不过是其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而已。科举的考试结构相当复杂，我们必须改变以往过于简单的认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829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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