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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夫子曾教导我们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凡事都要务求名正言顺，这才是成功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否则，你便不能获得别人的理解和支持，相反还会有人出来反对你。

偏偏这个陈友谅自以为手里有了枪杆子就什么都可以做了，须知才干如曹操者，人家打拼了一辈子，到底才敢奢望着做个“周文王”；而且，曹操的儿子曹丕这个“周武王”也是通过正儿八经的禅让仪式得来的，最后旧主子也算是得到了善终——可他姓陈的倒干脆，直接把旧主子杀了完事，这与迷信暴力的项羽当初杀害“义帝”是如出一辙。

话说沔阳(湖北省仙桃市)人陈友谅是和倪文俊一样，本都是渔家子出身，传统四大行“士农工商”，他家全占不上，自然是最下等了。还不仅如此，陈友谅的祖上本姓谢，只是后来被招赘到了陈家(像朱重七似的)，后代才因此不得不改姓陈。在今日的农村里，赘婿的后代究竟要姓什么，夫妻双方尤其是赘婿与丈人的争执还很厉害，大家仍然相当看重孩子的姓氏(归属)的问题，仿佛这就是一个人、一个家族的脸面。像我认识的有一户人家，由于双方互不相让，结果两个孩子竟各随一姓。

“赘婿”在古代向来也是很让人瞧不起的，想当初秦王朝的时候，赘婿在政策上还是受歧视的，要多承担很多社会义务。因此，论“苦大仇深”，陈友谅家确实和“黄金家族”的朱重八家有得一比。

也许正是因为出身实在太过低贱，陈友谅要改变命运的愿望可能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因为没有尊严的人才更渴望得到尊严。所幸的是，这陈友谅小时候居然还获得了读书的机会，使得他能够略通文义，也算是获得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能力。果然，他后来没有再成为像父辈那样的打渔人，而是成为了县里的一员小吏；小吏由于社会接触面广，一般都比较精明强干，比如“汉兴三杰”之一的萧何原本也是县里的小吏①。

不过，不入官流的小吏对于他陈友谅而言，是根本算不得什么的，他的人生志向要比这远大得很：他是定要做那打上灵霄宝殿的“齐天大圣”的，不然也得在政府军里混个高官显爵以荣耀乡里——革命还是反动，只是人生的一场赌博而已！在这里，没有主义，也没有什么信仰，有的只是对“押宝”的慎重考量。

曾经就有一位会看风水的老先生，他在看过老陈家的祖坟之后，便说：“你家法当贵！”友谅心下为之窃喜不已，奋斗的底气也更足了。

①萧何、曹参等人原本都是县里的小吏，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世能力也都比刘邦要高，但之所以把刘邦推为起义首领，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万一起义失败，政府第一个要镇压的对象正是他刘邦。

徐寿辉等人起来造反之后，当时已经三十出头的陈友谅也认为自己彻底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前往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友谅同志起初是倪文俊手下的一位小小的簿掾，是专门佐掌文书、钱粮之类这些杂务的。不过以他的才干而论，让他干这些没出息的事情显然是屈才了。不久，友谅同志便获得了几次主动表现的机会，他凭着自己的功劳最后被提拔为了倪丞相手下的一位领兵元帅(相当于师长、旅长级别的)。

一般而言，但凡领兵的将军都可以分为有脑子和没脑子两种类型，也就是说有无野心和政治抱负。显然友谅同志是跟大唐的终结者朱温同志是一路的，他们都是有脑子、有野心的政治狂人。况且，友谅同志就算是仗着自己多读过几年书，也是不会甘心居于这些泥腿子、江湖草莽之下的。

至正十七年九月，友谅同志的机会终于来了。也许先前他曾是倪丞相最信任的人，并且得到过丞相的不少恩惠，也许丞相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甚至更为猜忌、刻薄——但这都已经不再重要，不管怎么样，友谅同志一贯的野心都只会让他以一种行为标准来审视一切，只会让他做出一个选择，那就是努力争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最终，通过一番权衡，他选择了背叛倪丞相，尽管这非常冒险，但收益却极其诱人。有的书上还说他本是因为和丞相的小妾有私情，为防止奸情败露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事实上这简直是对于友谅同志智商的莫大侮辱！

当友谅同志在成功地袭杀了叛乱的倪丞相之后，便又顺理成章地接管了丞相的一应枪杆子，此时友谅同志的腰杆也就挺起来了，他“自称宣慰使，寻称平章政事”，此时他实际上已经基本掌握了天完政权的军政大权，慢慢的，徐皇帝就被他完全架空了。

想来在倪丞相失败的基础上，友谅同志的手段也应该更高明一些，他不应该太露骨。不过陈平章读的书毕竟有限，眼光、见识也毕竟有限，偏又非常自负，所以说白了他也不过只是一个爱耍诈的政治流氓而已。他最终残忍地处死了自己的主子，然后代而取之，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也是大失人心之举，首先就在自己的内部制造了强烈的不和谐氛围。

还没跟敌人较量，自己就先失了一招。殊不知对于那些心生怨气、不满的部下们，光靠威压、利诱显然是不够的，做领导的关键还得有人格的魅力！想当初田横在被汉军打败之后，他的仅剩的五百部下竟宁死也不投降，偏要为主子殉葬。这凭的是什么？正是领导田横的人格魅力。

另外，当项羽诛杀了义帝后，也为刘邦讨伐他提供了口实；再加刘邦一宣传，项羽就更被妖魔化了。

陈平章的失策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徐皇帝死后，割据四川的明玉珍就不买他姓陈的账，明玉珍自立为陇蜀王，成了公孙述、刘备式的人物。相反，明玉珍还追尊老徐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试想，如果能够得到四川方面的鼎立支持，那么他陈平章雄霸江南、雄霸天下的底气、实力也就更足了，可惜他太过于猴急了。

自打友谅同志成了炙手可热的“陈平章”之后，他就开始派兵四出征战，以扩大地盘，他也可以乘机扩展、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

至正十八年的正月，陈平章开始发兵进攻长江下游的重镇安庆。当时，元守将余阙依安庆西南面的小孤山为屏障，令水军驻守此地，以抵御陈部的进攻。不过陈部既人多势众，且猛将如云，他们很快就攻破了小孤山，并进围安庆；经过一番不分昼夜的猛攻，安庆城破，余阙被杀。

从此，陈部已开始与下游的朱部接壤和对抗，也因此才有了常遇春第一次的主动挑衅。因为，陈部对于人家下游的朱部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是他们没有任何敌意，朱同志也会感到沉重无比的压迫感的。

赵匡胤尚且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何况是身边睡着一头狼。

这年四月，陈部又攻占了龙兴路(今南昌一带)，接着陈平章又分遣部将王奉国等破瑞州，康泰等攻邵武，他本人则领兵破吉安，又遣他将克抚州。八月，进克建昌路；九月，克赣州；十一月，进破汀州，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福建。次年二月，王奉国又克信州。三月，陈平章又遣兵克复了西北的门户襄阳。

文化人苏轼常说“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又有句古话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这人生的奋斗就如登山，而贪婪骄纵则如山崩一样，可以瞬间将人带入万劫不复之地。再如有的人都可能会像越王勾践和秦始皇那样：“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尔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陈平章自恃功高，他挟徐皇帝以令众人，也变得骄纵起来，于是有些同志开始看不惯了，遂人怀二心。

平章大人自然看在眼里，他对于属下们尤其是徐皇帝的那几个老死党更加防范和猜忌。就在这个时候，他杀了赵普胜，但以老赵的为人和感情倾向而言，平章大人杀他也许并不是没有道理。

当时，陈平章本人在龙兴歇脚和办公，他就跟当初曹操在邺城另起炉灶(封公建国)一样，完全把在许都的汉献帝君臣给撇到了一边去，而且也不容易被他人掣肘。就在这时，徐皇帝竟突然要求迁都到龙兴来，也不知他究竟打得是什么算盘。但陈平章当然不愿意：你若来了，我这里办事可就不方便了。

可是这个老徐偏固执，也许他是不想让陈平章晾在一边，竟自己送上门来了。可能他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不想让人整天供着，也想找点事情做，毕竟自己天生又不是什么“富贵闲人”。

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徐皇帝不顾陈平章的多次阻拒，乃自率兵卫前往龙兴。就在他们一行人到达了江州(今九江)时，陈平章伪装出迎，而伏兵于城西门外，待徐皇帝一行既入，遂闭门伏发，尽杀了老徐所率部属。从此这老徐也就成了光杆司令，完全成了他平章掌握中的傀儡。

不得不说，这个陈平章有点太直接、太霸道了，使得竟是流氓手段，不如人家朱同志后来那么含蓄、委婉，还整得神不知鬼不觉的，水到渠成一般。

接着，陈平章便自称为“汉王”，立王府于江州城西门外，并设官置属，所有事权尽归于己。接下来，他要干的事情就是扫清长江下游、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做准备了，这也是陈同志的野心一步步膨胀的必然结果。

以当时陈同志所掌握的地盘而论，总有今天的三、四个省，它大致包括了湖北、湖南、江西的绝大部分，以及安徽、福建的一小部分；而朱同志的地盘大约也就有一个省，它大致包括浙江的大半，江苏、安徽的一小部分。所以不难看出，陈部当时所掌握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都是朱部的三四倍，其相应的战争潜力也是朱部难以抗衡的，“当是时，(长)江以南惟友谅兵最强”。

而且，老陈的野心也最大，他急于向下游拓展，因此使得朱同志不得不赶紧腾出手来对付他。

不过，尽管陈部非常强大，可它也有一个相当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像朱同志说的，老陈不懂得“养威”、“伺时”的道理，他不晓得应该加固自己的根本再伺机进取，也不晓得用兵当“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否则，一旦他在前线有所失利，后方势必就会出现不稳；且军队肆意征伐，得不到良好的休整，容易疲敝，战斗力也因此不能保证。

这里就隐含了一个“重质”与“重量”的问题，重质就是首先强调应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巩固问题(高筑墙、广积粮)，而重量的结果必然是陷于盲目扩张。显然，朱部与陈部之间的较量，就分明地体现着“质”与“量”的较量。

一个是高屋建瓴，占了天时(主动权)、地利，一个则处于逆水仰攻、两线受困的危局②，却占尽了人和。一个是咄咄逼人，一个则是当仁不让，可以说，双方势均力敌、棋逢对手，将要上演的必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之战……

②虽说得上是两线作战，但情形却远没有那么严重，东线的张士诚太不积极。相比之下，太平军之所以速亡于清军之手，其中军事上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两线受困严重，而忠王李秀成不重视加强上游的防守。

对于如何接收、安置降兵(俘兵)的问题，总是战争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工作做得好，就可以使自己的力量得到成倍得加强，做得不好，势必就会为未来的作战增加阻力。

解放军可以说是这一工作做得顶好的队伍了，很多国民党的被俘、投降士兵经过短暂的改编就成了解放军的生力军；反观国民党军队，却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也正缘于此，本来装备奇差(小米加步枪)、兵员最初不过一百三十余万的人民解放军，居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打败了装备良好(飞机加坦克)、兵员最初达四百三十余万的国民党军。这不得不说乃是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

历来也有一种说法，叫做“杀降不祥”，不但杀戮有背上天好生之德，而且如此一来敌人就不敢再投降了，且必要拼命顽抗——这分明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当然，“杀降不祥”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内部的纷争而言的，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杀降是可耻的和罪恶的，可是如战国时期的白起屠杀赵军与苏德战争时期德军大量杀害苏军降兵，便都是极端的权宜之计。

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害算计；只有你把降兵的思想问题给解决了，他们就会死心塌地追随着你。

话说至正二十年的五月，陈友谅部大举进攻安庆下游的池州，结果被徐达等所击败。

本来，自从杀了赵普胜，陈友谅即有窥池州之意。朱同志对于陈部的意图是了然于胸的，所以他赶紧把常遇春同志也调到了池州，以加强那里的守卫工作。不然，长江防线一旦有失，应天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了。

在敌人还没有来进攻之前，运筹于帷幄之中的朱老大便派人前往池州，告知徐、常等同志道：“陈友谅的部队朝夕之间就可到达池州城下，你们应该以五千人守城，另派万人埋伏于九华山下。待到敌人兵临城下时，你们城上可以扬旗鸣鼓、大造声势，而后伏兵杀出，断敌后路，那么敌兵必破！”

徐、常照此办理。当敌人果真杀来时，其锋芒甚锐，他们直趋池州城下。城上扬旗鸣鼓，而后朱部伏兵悉起，缘山而出，循江而下，绝敌归路。这时，城中又出兵夹击慌乱中的敌人，结果陈部大败，被斩首万余级，生擒三千余人。

对于三千战俘，直性子的常遇春于是向徐同志建议说：“这些人可都是咱们的劲敌，不杀了他们恐怕将成后患。若是让咱们主公知道了此事，他必是要不杀这些人的。”这话里分明就隐含着一点责怪朱老大妇人之仁的意思，其实老常是没能体会到朱老大的良苦用心。

徐同志不敢擅自做主，只得快马向上面请示。朱老大得信后，赶紧派人来传话道：“务必赶紧告知诸将：而今咱们与陈部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万不可纵杀以绝人望！被生擒的这三千敌精锐可以全部释放，以备将来之用。”

可是，由于这常同志性子太急，他欲图先斩后奏。等到使者来传话的时候，那些降兵已经被杀得只剩下三百人了。朱老大得知此事后，那是相当得不高兴：你常遇春这不是要砸我老朱的饭碗嘛！

不过下不为例，朱老大就饶过了常遇春这一次。而且，他也是考虑到前方压力实在太大，也难怪常同志会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

对于池州之败，陈友谅那边很快就做出了回应，他派来使声言道：“此战非我意，乃巡边者偶战耳。”那意思就是，这次冲突本不是我陈友谅的意思，我老陈可绝没有吞并下游的意思。

老陈很诡诈，他这分明是想麻痹对方，以图出其不意，还报这一箭之仇。大战之前，他姓陈的要刻意沉寂一段时间，再制造一下和谐的气氛。

闰五月，不甘失败的陈友谅果然亲率舟师绕过池州，直攻太平。当时的太平守将是枢密院判花云及朱老大的养子朱文逊，由于兵力单薄(三千人)，结果朱文逊很快战死。

即使是这样，但有猛将花云坐镇，陈友谅部猛攻了三天愣是没能破城。这时，陈家军中才有人才有人想到了登城的好主意：由于他们的战船非常高大，所以当一些巨舟停泊在太平城西南时，那船尾已经快赶上城头那么高了。陈家军就凭借着战船的优势由西南方向登城而入，结果太平很快就陷落了。

花云虽勇猛，但无奈只虎难搏群狼，最终他不幸力尽被擒。敌人捆得他很紧，只听他口里大骂道：“你们这些该死的玩意儿！今日紧密这般对待老子，来日我家主公一定会将你们这帮贼奴碎尸万段的！”

骂着骂着，困兽之斗的花云“奋跃大呼而起”，居然一使劲竟把捆绑自己的绳子都给挣断了。于是他趁机夺过了敌人的一把刀，然后又一连砍翻了五六人，才终又被人制伏。这时敌人彻底怒了，于是就把花云吊在了大船的桅杆上，然后被敌人用箭射死。至死，花云嘴里都是骂声不绝，足见其心有不甘。

当时院判王鼎、知府许瑗等也一同被陈家军俘获，他们同样抗骂不屈，皆死之。

这里就需要仔细介绍一下英烈花云同志了，也借此缅怀一下。花云是常遇春的怀远同乡，这二位倒确实挺相似的。他从小死了父亲，后随母亲改嫁到一户姓张的人家，他天生异禀，“体长大，面铁色，骁勇绝人”。

他很早就投奔了朱老大，因此立下的功劳也不少。想当初在攻打滁州的时候，花同志一马当先，杀得敌人不敢靠近；当敌人把朱老大团团围住的时候，又是花同志横冲直撞地解了围。渡江以后，朱老大觉得他“材勇重厚，可属以事”，是位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才命他经常护卫左右，就类似曹操帐下的典韦、许褚。

克集庆时，花同志得兵千人，被升为总管。后来，他又随军从征镇江、丹阳、丹徒、金坛诸县，皆有战功。在过马驮沙，有强贼数百人拦着道儿挑衅，结果花同志且行且斗，擒杀甚众，他也因此功被授为前部先锋。后来，他又率军驻防于常州附近。太平设立行枢密院后，花同志则被授为院判，升安远大将军。

后来，他又随军攻克常熟，收编了部众上万人。有一年七月，他奉命带着三千人马赶往宁国，当时有不少强盗团伙蟠结山泽，他们营垒相望，以至路途有所阻塞。花同志见此情形，乃操戈前行，遇敌即斗，或经其营垒，辄击之，最终斩首数百级，而身未尝中一矢、被一创——大有李世民当年的风采①。他们一行人经榛莽泥淖中，八日始达宁国，不久后花同志便又被调到了太平驻防。

当他死难时，只有三十九岁，正当“四十如虎”之年。当多年以后，花同志的儿子经过千辛万苦被带到朱老大面前时，老朱感念之余，便将此儿抱在自己的膝上，叹道：“此花云子，将种也！”

①不能不说，李世民是个神人。他经常孤身杀入敌阵，可是却从来没有受过伤，他的一位堂弟想学习他的风采，结果竟不幸战死。李世民痛挽兄弟之余，不免埋怨自己做了一个不好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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