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以来,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当时,北洋军舰上实行“责任承包制”,公费包干,管带负责,节余归己。因此,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无暇对船只进行保养和维修。打仗用的舰船不但不保养备战,反而为了个人私利挪作他用。军队参与走私,舰船常年不作训练,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由于只对上、对个别掌握着自己升迁的权势负责,而无须对下、对民族国家负责,因此,欺上瞒下,蔚然成风。平日演练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先量号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百发百中。不明真相者还以为自己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呢! 还有一件事情令作者金一南先生无法解释:北洋水师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战时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 对此,李鸿章不是不知:“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但最终因为他“个人”内外交困,忙于政治周旋,因此正事一直没有落实。这样一支军队,这样一种军纪和作风,这样*和糜烂,一旦打起仗来,如何不败? 三、不败才是奇怪的。先看布阵。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的命令是各舰分段纵列,摆成掎角鱼贯之阵。而到刘步蟾那里竟然变成了“一字雁行阵”。而实际战斗时的队形却又变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说明了什么?即使如此勉强的阵形也没有维持多久,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成型。 再看开战。战争一开始,平日缺乏现代素质的官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开炮,定远舰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从第一炮开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再勇敢的士兵,无人指挥,又有何用?这就是平日严阵以待、训练有素的舰队? 再看战场厮杀。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我定远舰在相距400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未中。日本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又有两炮未中。战场上只有由硬件和软件联合构成的实力,没有虚假和侥幸。黄海海战中,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 对军人来说,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是不能获得的。往往最为辉煌的胜利,孕育在最为琐碎枯燥、最为清淡无味的平日训练之中。金一南意味深长地说。
四、军队平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是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 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北洋报沉的日舰,后来又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我军谎报军情未曾中止。 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金一南先生写道: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毛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遁,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而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到底是谁打败了北洋水师?军人生来为战胜。不错。但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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