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贫困之地的县令起家，一步步升迁为皇帝倚重的封疆大吏，于成龙所演绎的传奇故事，倚仗的并非什么背景和奇遇，而是近乎苛刻的廉洁自律，这让他在贪腐之风盛行的清代鹤立鸡群。康熙皇帝称赞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大力表彰，屡次破格提拔，把于成龙树为廉政典型。事实上，于成龙不仅是个廉吏，更是个能臣，绝对无愧于得到的荣誉。

　　抽了一个下下签

　　于成龙(1617年?1684年)，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方山县)人。

　　于成龙入仕的起步相当低。明崇祯十二年(1639)，他参加了在省城太原举行的乡试，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取了个副榜贡生(意味着没考中，但成绩尚可，入选者可以被送往国子监读书)。时值明末清初，时局动荡，于成龙在永宁城外的安国寺隐居读书达六年之久，后来又前往太原“三立书院”游学四年。他很有志向，曾写有一首《鸡冠花》借物言志：“亭亭赤帻岸台端，傲出风霜不自寒。要识朝阳凭一唱，扶桑高捧海澜安。”

　　刻苦读书让于成龙学问大进，可惜八股文的水平却没多大提高，这期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从顺治二年(1645)，清朝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就批准了开科取士。然而期间几次参加科举，无一中第，他的最高学历也就被定格在了副榜贡生。

　　顺治十八年(1661)，已经45岁的于成龙入京参加选官。按照当时的惯例，吏部负责官员把相关职位写成签条并密封，让候选者随机抽取，职位好坏，全凭运气。于成龙抽中的职位是县令，但地点在广西罗城。这只能说是一个下下签，因为罗城县在当时并入清朝版图才一年多，其间朝廷曾派过两任知县，一位被杀，一位弃官逃走。

　　家人闻知于成龙的选官情况，又喜又悲，喜的是老爷终于做了七品正堂，悲的是天涯万里，也许一去无归。永宁到罗城，有六七千里之遥，盘缠钱不够，只好典当出售了一部分田地和房屋，雇了五个仆人，才得以成行。

　　走到晋南稷山县，于成龙拜望了好友武祗?。武祗?叹息说：“广西为官不易，你还要三思啊!”于成龙回答说：“我辈虽无科第身份，上古之皋、夔、稷、契，岂尽科目中人耶?我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意思说，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博得高贵的出身，但上古时代皋、夔、稷、契等贤臣，难道都是进士出身不成?我这番出仕，绝不是为了一家人的温饱和富贵，我发誓要不昧“天理良心”四个字。

　　话说得很豪迈，可当于成龙到达罗城，也不由得傻了眼。远望罗城县城“可怜黄茅，直抵城下”。城里十室九空，仅存6户人家、草屋10余间，满目荒芜，残破不堪。县衙就是茅草搭建的三间堂屋，连大门都没有，简陋如农舍。于成龙也忍不住感慨，“哀哉!此何地也!胡为乎来哉!悔无及矣!”

　　更糟糕的是，没过多久，跟随于成龙而来的五个仆人，大半染疫疠而死，剩下的也告归而去，最后只剩于成龙孤身一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自己的状态说：“唯余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一口，床头贮枪二杆，为护身符。”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于成龙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从维护社会治安做起，采用历史上著名的“保甲法”，根治了盗匪横行的现象。之后是鼓励农民恢复农业生产，他经常下乡视察，谁家的田种得好，他就题一个匾，写一副对联，表扬一番;看谁家偷懒不耕种，就动员左邻右舍去好言劝告。没几年的工夫，荒芜的罗城就变得“禾穗被野，牛羊满山”，渐渐地繁荣起来。

　　三次考核为“卓异”

　　康熙六年是“大计”之年，所谓“大计”，就是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考核分为三等，一等为称职，二等为勤职，三等为供职。考核为一等的，可以获得“保举”资格，比例大约15：1，“保举”被朝廷批准的，称为“卓异”。

　　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得到了广西巡抚金光祖的赏识，他亲自向两广总督卢兴祖做了汇报。听了于成龙的事迹，卢兴祖也大为感动。他们给于成龙的保举评语是：“罗城在深山之间，瑶玲顽悍。成龙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任事练达，堪列卓异。”

　　因为考核“卓异”，于成龙获得了提升，职务是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知州。清初四川经过多年战乱，人烟稀少，百废待兴，情况比罗城也好不到哪儿去，下属三个县，登记在册的百姓据说只有一百余人，每年正赋仅十五两左右。于成龙发现流民不愿开垦荒地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荒地开垦后，原来地主人又来索地)，于是采取了一个大胆举措，即规定“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由政府主持为前来垦荒的流民区划田舍、登记注册。这就明确了垦荒拥有新垦土地的产权，一下调动了人们垦荒的积极性，于是“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不到二年，合州田地开辟，人口骤增。于成龙所实行的“禁止原主认业”的原则，后来成为朝廷奖励垦荒的基本政策，他的探索早了整整15年。

　　康熙八年(1669)，于成龙迁任湖广黄州府同知，这是仅次于知府的“二把手”，他分管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捕盗。他是一个破案高手，由此获得了“于青天”的美誉，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评书《于公案》，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曾记述过他破案的神奇故事。因为政绩卓著，在康熙十二年的“大计”中，湖广巡抚张朝珍举荐他为“卓异”，这是他第二次获此殊荣。照例，于成龙升为福建建宁府知府，但“三藩之乱”爆发，他被先后改授武昌知府、黄州知府。最为惊奇的是，作为一个文官，他竟然领导平定了两次东山之乱。

　　这两次叛乱都发生在康熙十三年。第一次于成龙亲自去招抚聚守在山寨的首领刘启祯，他骑了一匹黑骡，只带了两名随从，一人打伞盖，一人敲锣，便深入敌寨。刘启祯命手下人手持火铳、高举刀枪相迎。面对腾腾杀气，于成龙毫不畏惧，随口问道：“老奴到哪里去了?怎么不出来见我?”刘启祯曾经做过于成龙的差役，对于成龙十分敬畏，此时气焰顿时消了大半。他见大势已去，便举旗投降了。第二次叛军有数万之众，于成龙主动出击，带着黄州城里仅有的官吏兵民几百人，又招募了平时训练的几千乡勇，直抵叛军盟主何士荣的老巢。叛军火力密集，乡勇难以抵挡，纷纷后退。危急之中，于成龙向官军首领李茂升大喊一声：“我要是死了，你就回去向张巡抚汇报!”然后纵马杀入敌阵。乡勇们一见，转身奋勇作战，一举击溃叛军，叛乱随之迅速瓦解。史家评价说：“自出军至是仅二十四日，以乡民数千破砦党数万，不费公家粒粟，不烦师旅，徒手奋身、摧锋陷坚而奏肤功，近世所希也。”毋庸置疑，这场平叛之战于成龙首功一件。

　　康熙十八年春，于成龙就任福建按察使，负责纪检和司法。他发现监狱人满为患，这些人都是因为违反了《迁海令》。原来为了对付台湾的郑经等反清势力，清朝颁布了《迁海令》，严禁民间商船私自入海。但这些百姓出海捕鱼，经商贸易，都是正当的生计，并非给敌人提供后勤补给。面对数千人的冤屈，于成龙坐不住了，他向巡抚吴兴祚、总督姚启圣请示，要求释放这些人。吴兴祚和姚启圣知道朝廷的严令，宁可多抓错杀，否则出了事是要追究督抚责任的，所以都不敢答应。于成龙还不甘心，亲自找在福建领兵坐镇的康亲王杰书申诉。杰书是天潢贵胄，又是最高统帅，没那么多可担心，一口答应了于成龙的请求。几千百姓被释放归家，他们无不流下感激的泪水。

　　虽然担任按察使时间不长，但于成龙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在当年的“大计”中，被巡抚吴兴祚举为“卓异”，称赞他是“闽省廉能第一”。这是于成龙第三次被考核为“卓异”，他也因此被康熙“特简”，担任直隶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