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说，一位山西籍的曹姓寡妇“色颇姝丽”，其脚尤其纤小，“仅及三寸”，真是名副其实的三寸金莲。她的鞋“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更显得与众不同，“咸丰帝尤眷之”。

咸丰帝之所以不愿长期居住在热河，除了上述的政治苦衷和皇位隐忧之外，还有一点是决不能形诸言表的。咸丰帝虽不是极端荒淫的皇帝，但确是一位风流天子，他留恋北京圆明园内的生活。

《孟子·告子下》有言：“食色，性也。”注疏云“人之甘食悦色者，人之性也”。就连孔圣人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虽没人将其美誉为至理之名言，人生之准则，但既然是古人所言，孔圣人所说，必当也是有其道理的。但凡是性情中人，都不能避免“饮食与美色”的引诱。如柳下惠那样的“坐怀而不乱“者，或许有之，但决不多见。

一般的凡夫俗子如此，文人士大夫如此，朝廷王公大臣也是如此，九五之尊的皇帝更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富有四海，不但可以养得起众多的女人，而且可以合法地占有众多的女人；不但可以公开占有众多闭月羞花、千娇百媚的女人，而且这些女人还会主动地向其争宠献媚，投怀送抱。咸丰帝继位之时，刚刚20岁，正是性欲旺盛、精力充足之年，实在难于免俗，亦同其他封建帝王一样，沉迷于酒色之中。

如前所述，咸丰帝继位之初，确曾有过励精图治、中兴祖业的政治抱负，下过诏，求过言，惩处过因循敷衍的官员。但是，咸丰帝既没有先祖康熙帝那样雄才大略的英武，也没有乾隆帝坐享先帝之成的福气，自登基之日起，即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未得一日之安稳。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国内起义，英法等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愈来愈坏的吏治官风，很快磨灭了咸丰帝振刷国内政治的锐气，转而开始穷奢极欲，迷恋于纵情声色、醉生梦死的生活，“以醇酒妇人自戕”。

咸丰帝沉溺酒色之中，无论是贤德宽厚的皇后，还是妒忌争宠的懿贵妃，心中自然都不会舒畅。特别是懿贵妃，多次以保护皇上身体为重、国家政务为重的堂皇理由，鼓动皇后对咸丰帝进行规劝。咸丰帝对于位居中宫的皇后，一向是很尊重的，对于皇后的“婉言规谏”，最初也能接受，凡有外省军报及朝廷大臣奏疏送到，只要皇后稍有提醒劝说，未尝不立即批阅处理。

但是未过多久，咸丰帝又是故态复萌，仍是我行我素。究其原因，一是每个人都是有惰性的，咸丰帝追求声色的本性更是难改难移；二是国内外形势与朝政国政不但未见好转，反而越来越坏，几乎无可救药，实在看不到致治中兴的希望。既然如此，不如以歪就歪，及时行乐更为现实一些。

咸丰帝“声色之好，本突过前朝”，且周围不乏貌美的嫔妃。仅有档案可查的皇妃即有最初的嫡皇后萨克达氏、后来晋封的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那拉氏、丽妃他他拉氏及婉嫔、玫嫔、祺嫔、吉贵人、?(fū)贵人、禧贵人、庆贵人、容贵人、玉贵人、?(shú）贵人等。咸丰帝大概是看得久了，接触多了，因而产生了“视觉疲劳”与“审美麻痹”，满族嫔妃已使其兴味索然，很难刺激起声色的兴趣。

“距离产生美”，这句话不错。

咸丰帝对汉族女子产生极大的兴趣，似乎还属正常，但对缠足的汉族女子，特别是缠足寡妇产生极大的兴趣，似乎并非是“赶时髦”或“媚俗”所能解释的，简直近乎性心理变态了。《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说，一位山西籍的曹姓寡妇“色颇姝丽”，其脚尤其纤小，“仅及三寸”，真是名副其实的三寸金莲。她的鞋“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更显得与众不同，“咸丰帝尤眷之”。

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初，任性的顺治帝曾纳汉族女子石氏、陈氏、唐氏、杨氏。其母孝庄皇太后担心顺治帝尚未成年，必将因过早迷恋女色而伤身，但更为主要的是为了保证皇子、皇孙皆为纯正的满蒙血统，曾在清宫神武门内悬挂谕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对此，吴士鉴曾作清宫词称：

华风纤小束双缠，妙舞争夸贴地莲。

何似珠宫垂厉禁，防微早在入关年。

既然皇宫之内宫禁森严，难近汉族女色，那就常住于圆明园吧！反正皇帝驻跸圆明园也是祖制。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中，即指出了咸丰帝常住圆明园的真意所在：“文宗厌宫禁之严守祖制，不得纵情声色，用托言因疾颐养，多延园居时日。”

咸丰五年年初，清政府彻底镇压了太平军的北伐军。同年春天，咸丰帝即欲前往圆明园游憩，福建道监察御史薛鸣皋上奏谏止。咸丰帝发怒了，要抖一抖皇帝的威风。他不但拒谏饰非，命将薛鸣皋交部议处，而且特别为此颁谕称：清朝皇帝在圆明园办事，本系祖制，近年来因军务未竣，故朕从未临幸园内，“朕兢业之心，中外臣民所共喻”。此外，咸丰帝还颇有些强词夺理地申辩说，自己若是为了贪图安逸，即使燕处宫中亦同样可以自耽逸乐，何必临幸御园才萌生怠荒的念头呢？自己无论在皇宫之内，还是在圆明园之内，是“同一敬畏，同一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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