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历来都被一些人看作是昏懦之君，被武则天以媚术迷惑，致使李唐王朝大权旁落。其实在这段历史时期，唐高宗的作用往往被人们忽视了。事实上，高宗之所以会如此迷恋武则天，是由于他的恋母心理，使他对武则天产生了一种似母亲又似情人的感情。

　　现代心理学证明，儿子有一种强烈地渴望母亲的照料、保护、无处不在的爱和赞许的欲念。这种心理被称之为恋母心理。具体到唐高宗李治，就是指他对其母长孙皇后的依恋和爱恋。那么，长孙皇后在高宗的心里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

　　长孙皇后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原配夫人，并为其养育了三个儿子。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李治最小，自然最得母亲的宠爱。史称长孙皇后喜好读书，做事必按礼法。对她的公公唐高祖十分孝顺，又贤德宽厚，与后宫众嫔妃皆能融洽相处，待宫中诸王子、公主犹如自己亲生儿一般，因此宫中无不爱戴。在李治幼小的心灵中，母亲是温柔而又慈爱的。

　　在唐朝创业之初，长孙氏随李世民征战南北，与她的哥哥一样，为唐朝的创建立下了大功。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兄逼父，这和时人的道德行为是不相符合的。关键时刻，是长孙皇后挺身而出，亲慰将士，使军心大振，一举歼灭了李建成、李元吉的势力，使李世民顺利地登上了皇位。随着年龄的增长，李治逐渐感悟到，他的母亲是英明果断、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太宗即位后，长孙氏被册封为皇后，母仪天下。她不仅将后宫管理的有条不紊，还积极辅佐太宗，对太宗有极大的影响力。每逢大臣直谏，触怒了太宗，她总会从中调节，力陈谏臣忠君爱国。一次唐太宗退朝后怒气冲天地说要杀“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怎么回事。太宗说魏徵总是在上朝的时候侮辱我。长孙皇后听后，马上换上朝服向太宗祝贺，并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是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一番话让太宗顿感欣慰。魏徵能在唐太宗身边多年直谏而不遭贬杀，与长孙皇后对太宗的规劝不无干系。甚至是在长孙皇后病重之时，还不忘国事，劝太宗把被贬的房玄龄召回朝中加以重用：“玄龄事陛下，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她死后不久，太宗就把房玄龄召回，官复原职。长孙皇后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地帮助着丈夫，即使到了垂危之际还告诫他要“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 。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看着她生前所写的《女则》一书，痛苦道：“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辅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可见，长孙皇后是深谋远虑，参政甚深，对太宗极有影响力的一位富有智慧的女人。李治当时虽然年幼，但也逐渐明白，母亲是一个深谋远虑，有极强的议政、参政能力之人。

　　可惜，如此温柔慈祥、英明果断的母亲竟然在李治8岁时永远地离他而去了!8岁的孩子，正是享受母爱的年龄，失去母亲使他痛不欲生。“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母亲的早逝给高宗的心灵带来了深重的创伤。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在男人身上，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母亲以及其他照顾他们的女性对他们的情爱，日后出现在记忆里，也是一份重大的力量，指导他们去趋向女人。”对母亲的爱使男孩“总在寻找一个能代替母亲形象的女人，因为这个形象从他最稚嫩的年代开始，早已统辖着他的心灵”。这段话用在李冶身上是极其适合的，因为他的心灵中的确是被他母亲占据了。

　　勾利军教授认为，之后十多年，李治对母亲的思念更深了，他在潜意识中一直在不断地寻找与母亲相似的女人，直到他遇到了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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