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虽然是近年来见诸报端、电视等媒体的最引人瞩目的名词，但是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的光绪年间，就曾经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部制”改革。然而，这却是一场令人遗憾的有始无终的改革。最近，有关媒体披露了这场“大部制”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半途而废的惨痛教训。

1906年，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精简机构，改革中央部门，合并一些职能重叠的部门，组建大部门。其具体做法是，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将工部并入商部，取名农工商部，将太仆寺并入兵部，并改名为陆军部，将国子监归入学部。当然，这些被合并的部门历史相当悠久。

太常寺是清代管理祭祀事务的机关，自秦汉以来就存在，但到清代，其职责早被礼部所代替，仅仅负责祭祀中的某些仪式性工作。光禄寺是清代管理宴会的机关，职责与礼部严重重合，戊戌变法时曾并入礼部，很快又分出来，这次终于归并礼部。鸿胪寺是清代专管礼仪的机关，职责也与礼部相重，戊戌变法时曾一度并入礼部，这次只不过是再次并归。

清代工部设于天聪五年，即公元1631年，是管理国家和宫廷工程等方面事务的机关，职掌土木兴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陵寝供亿之典。凡全国之土木、水利工程，机器制造工程，矿冶、纺织等官办工业无不综理，并主管一部分金融货币和统一度量衡。当时，隶属工部的还有工部负责货币发行的钱法堂、负责铸钱宝源局和火药局等机构。光绪的这次行政改革，这些机构均被裁撤。

太仆寺是清代管理马政的机关，下辖的左右两翼马厂，但负责军需国用马匹的主要是兵部和八旗，太仆寺只是供部分皇室所需，为皇帝出巡准备马匹，实际上已经成了兵部的分支机构。此外，国子监也被取消，国子监的学堂划入先前成立的学部。

1861年1月20日，清朝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经进行一次“大部制”的尝试。在这个总理衙门成立之前，清廷外交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等机构办理，总理衙门将分散于这些部门的外交办理权加以集中，清王朝自此有了专门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一开始只主管外交、通商、关税等事务，后逐步扩大到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军火等，成为大部门。光绪戊戌年间，刑部郎中沈瑞林在一份奏折中说：“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矣。”190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称外务部，依旧“班列六部之前”。

实际上，在宣布“预备立宪”之前，清王朝先后在1898年、1901年、1903年、1905年就曾进行过小幅度的机构改革，但是此时对于岌岌可危的晚清政权，零零碎碎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实际上，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这类的“大部制”举措，在1898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就已经颁布，但一直到了1906年才得以落实。

1898年8月30日，因“旧制相沿”，造成国家各级机构重复叠加，冗员充塞，光绪皇帝诏令裁撤中央的詹事府、通政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多个衙门，同时宣布冗员也要一律“裁撤净尽”。光绪在这道上谕中严正指出，内外诸臣都“不准借口体制攸关，多方阻隔，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光绪还下了死命令，无论是在廷诸臣还是封疆大吏，谁要在这项改革中夹带私情而“推诿因循，空言搪塞，应当予以重惩，绝不宽贷。”

光绪皇帝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虽然康有为也认为这是“变政勇决”的行为，但是他还是感到有些突然。康有为说：“吾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坚持采取较为缓和的新、旧“共处”方针。就是梁启超也觉得在当时情况下“裁官为最难之举”

那么，当时光绪皇帝为何要采取这样的异常措施呢？原来，光绪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但到了8月，变法已明显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遭遇到很大阻力。譬如，光绪要整顿吏治，杜绝“吏胥因缘为奸，舞文弄法”，7月29日下诏命令各衙门删减繁琐的治事规则，另立新章。结果，各衙门“藉口无例可援，滥引成案”加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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