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贪污孪生的是渎职及不作为。被称为康熙三大名臣之一的张伯行,其名言是:“勤上本,懒结案,准谎词,冤到底。”乾隆时三法司积案万件不处理。官吏只要钱,不办事,结果可想而知。种种弊端,最后负担都落在老百姓身上,而且层层加码。所谓“州县有千金之通融,胥吏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百姓有冤难诉,兼以土地兼并,人民流离失所,北京城乞丐多达10万人。于是强者起而为盗,官员为了政绩,不敢报剿,最后酿成民变。如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涉及多省,一直到嘉庆七年才平息。国力大耗,军费过亿。至此必须解答人们熟知的康乾盛世几大标志,即永不加赋、蠲免钱粮、人口增加、国库充盈。笔者认为这些说法即使不全是作伪,至少水分不少。永不加赋?康熙50年诏全国永不加赋,一直传为德政。事实上正赋之外,当时还有耗羡(即附加税),其数目从20%?30%到50%?80%。雍正时耗羡归公变成正税,虽一时减少了民负,但正如黄宗羲定律,每次并税之后,一定会有新的附加。果然乾隆后产生了“平余”、“重戥”、“浮收”、“淋尖”、“踢脚”、“洒散”等名目繁多的税种,税负不是少了,而是加了多少倍。蠲免钱粮?乾隆十年起各省轮流免除钱粮,以后又普免3次,称为德政。但老百姓并未得到实惠。乾隆四十五年广西生员吴英条陈:“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即是说上免下不免,上下演双簧。乾隆明明知道,却不会去追查地方官,而是以触犯御讳(乾隆名弘历)为由,将吴英凌迟,子侄5人处死。另一个例子更明显:乾隆五十五年,户部侍郎尹壮图奏各省督抚贪污亏空,乾隆命尹去查,同时用500里加急驿传告诉地方官“设法挪移,弥缝掩饰”。结果使尹查无实据被革职。人口增加?康熙时2400万,乾隆初为1.4亿,五十五年达3亿。八十年中人口增加了10倍多。不过,康熙时统计的是丁口数。当时有丁税,所以百姓多瞒报,四五丁只报一丁,十丁仅报二三丁,实际人口已是一亿多。一般来说,人口增长主要是农民。因政府奖励移民垦荒(前6年免税,官吏升迁),百姓需要增丁,雍正又摊丁入亩,从而使人口增加。国库充盈?康熙末年库存800万两,雍正时达6000万两,乾隆初2400万两,乾隆末达7000万两。其原因一是田亩增加,工商税也大增(如盐、矿税收)。二是捐纳多。三是上下交征利,如朝廷贷款给盐商做生意,坐收本息。四是物价上涨,由康至乾普遍上涨了3至5倍。当时财富集中,一般大商人都有百至千万,所以政府有几千万并不是什么惊人的数字。
最后,引用顾准的一则笔记,大约可概括盛世的特征:“中国历史上的武功和文化,都离不开对农民剥削的加深。每一朝代的极盛时代,同时就是剥削程度上升的时代,是商工发展的时代(以军需和奢侈为动力),也是农业总产量提高的时代,可是同时也是农民生活下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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