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而成为军事集团首脑，镇压太平军挽救了清王朝，四次遇险，最终均有惊无险，于是成就了一代名臣。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1811年11月26日（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南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的小山村里。他在世时，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骂名。1853年1月，曾国藩以在籍礼部侍郎的身份任湖南团练大臣，编练湘军，从此成为太平天国最强劲的对手。曾国藩从一介书生，摇身一变而为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指挥湘军四处征战，最终镇压太平天国，挽救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这也使得他的名声威望达到顶点，一度官至直隶总督，成为清王朝最为倚重的汉族官员，死后被清廷追赠为太傅，谥号文正。曾国藩虽然取得了辉煌的个人成就，但是在他十几年的军事生涯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其中，有四次遇险差点使得他功业未成而命归黄泉。
　　
　　第一次，靖港大败。1854年2月，曾国藩已练成湘军水陆兵勇各十营五千人，雄心勃勃地进行所谓的“东征”，临出发之际，还发布了著名的《讨粤匪檄》。然而，这次“东征”出师起初并不顺利。当他还驻军长沙时，太平天国西征军石祥祯部就已经占领岳州、湘阴、宁乡等地，兵锋直逼长沙。曾国藩派军进攻宁乡，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初战败绩。然太平军情报侦察不明，见湘军来势汹汹，以为清军主力将至，连夜撤到靖港等地。曾国藩急忙派军进占岳州，以图扭转湘北败局。适逢太平军湖北援军大至，与湖南太平军一道围攻岳州，歼灭守军大部。湘军水陆伤亡惨重，逃归长沙。不久，曾国藩也抵达长沙，以保全省城。是时，长沙清军“二三千有余，仅敷守垛之用”，力量较为薄弱，而且，由于出征以来连连受挫，官兵心惊胆战，士气低落，“人自以为必败”，“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靖港民团前来报告说，那里的太平军人数较少而且没有防备，“可驱而走也”，并称已经搭好浮桥，愿意为湘军助攻。于是，曾国藩决定对太平军实施反攻，并改变原先制定的陆路进攻湘潭的计划，于4月28日亲率大小战船40只、陆师800人奔袭靖港，妄图侥幸取胜。但是，由于太平军已作好战斗准备，更加上天时不利——风速过快，湘军战船无法在靖港停泊，只得停靠在靖港对岸之铜官渚。太平军顺风势焚毁湘军水师战船10余只。曾国藩惊悉水师惨败，急派陆师分三路进攻靖港，企图挽回败局。然“陆勇见水勇失利，心怀疑怯”，亦溃散而逃，“争浮桥，桥以门扉、床板，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曾国藩见士卒反奔，亲自仗剑督阵，并竖令旗于岸边，上书“过旗者斩”。可是湘军兵败如山倒，士卒都从旗边上绕道而奔。曾国藩又羞又愤，遂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幕僚陈士杰、李元度见他支开随从，神情有异，遂指使“小委员”章寿麟乘小船悄悄跟在他后面，以备不虞。曾国藩行至铜官渚，章寿麟见他跳水寻死，急忙抢救，将其背负船上，与陈、李一起劝回大营。曾国藩靖港大败之后，受到长沙众多官员的参劾。他悲观到了极点，甚至密令弟弟曾国葆买来棺材，准备自杀以谢丧师败北之罪。幸而湘军悍将塔齐布率陆师于湘潭击败太平军林绍璋部，获得大胜，使得咸丰皇帝对湘军刮目相看，救了曾国藩一命，也正由于此，曾国藩遂在湖南士绅官员中站稳了脚跟。
　　
　　第二次，湖口惨败。曾国藩从靖港逃回长沙之后，即进行严厉的整军，将在战斗中溃散的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仅留下敢战之士，连他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裁撤之列。长沙整军使湘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在经过添募新勇、修补战船等一系列的休整、补充后，湘军重新发动攻势，经岳州城陵矶和武昌两次大战，给太平军水师以毁灭性打击并夺得上游重镇武汉。咸丰帝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头脑，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并命令他迅速顺流东下，进攻江西、安徽的太平军。湘军经过恶战，亟需休整，但是在咸丰帝的严旨逼迫下，曾国藩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进攻。田家镇一战，湘军再给太平军水师以重创，使其基本瓦解。湘军陆师乘胜连陷湖北广济、黄梅，兵临江西九江城下。太平军方面，由于上游战局恶化，石达开再度受命主持西征军务，督师安庆，与猛将罗大纲共同指挥九江、湖口会战。太平军在九江、湖口防线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使湘军寸步难行。1854年12月8日，湘军陆师进攻九江，拉开战幕，但进攻多日没能破城，形成相持状态。
　　
　　1855年1月3日，湘军水师进抵湖口之八里江一带，太平军早已严阵以待。两军经连日作战，均伤亡惨重。太平军用于防守湖口的木?水城被摧毁，石达开立即重筑湖口防线，命人将大船凿沉载江中，“实以砂石，仅西岸留一隘口，拦以篾缆”。但湘军也被太平军的“惊营”战术弄得疲惫不堪，由骄而躁，急于求战。不久，战端重启。29日，湘军水师贸然冲击湖口水卡，斩断用以拦截湖口的竹篾缆绳，一百二十余艘长龙、舢板等轻便船只冲入鄱阳内湖，横冲直撞，焚毁太平军大量战船。石达开抓住时机，令将士在湖口再行设卡筑垒，修筑两座浮桥，桥下填上泥土，构筑炮台，断敌归路，切断内湖、外江湘军水师之间的联系，准备各个击破。同时，他出动小划20余只，围攻外江湘军快蟹大战船。湘军水师作战，必须快蟹、长龙、舢板等大小战船相互配合行动。快蟹、长龙火力猛，舢板机动性强，这样大小相依，火力与机动性相结合，才使得湘军水师战斗力较强。但是长龙、舢板既陷于内湖，“外江所存多笨重船只，运掉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快蟹大船无法应付太平军机动灵活的小划袭击战术，败退回九江大营。石达开决定乘胜对九江城外湘军水师实施第二次打击，以彻底解九江之围。2月11日，石达开乘月黑无光、天色迷漫之际，命令三十余只装满引火之物的小划火攻湘军水师，另派三十余只小划围攻曾国藩的拖罟坐船，搜获曾国藩的家书、奏章、地图和咸丰帝给他的上谕。危急之中，曾国藩再次投水自杀，又被幕僚救起，“急掉小舟驶入罗泽南营”。他遥望江内水师纷纷溃散，念及自己惨淡经营数年的水师竟落得如此下场，既羞愤又心痛，欲仿效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的榜样，策马赴敌而死，慌得罗泽南、刘蓉紧紧抓住缰绳，众幕僚寸步不离，经过好一番拉扯劝解才作罢。
　　
　　第三次，困守南昌。太平军自从九江、湖口大捷之后，主力乘胜直捣湘军后方，力争向上游进军，收复武汉。湘军另一头子胡林翼这时署理湖北巡抚，要求曾国藩撤回在江西的湘军主力，回救武汉。而曾国藩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害怕被政敌参劾，更害怕受清廷责难，坚持固守江西。他驻扎在南康府，与内湖水师相互依存，继续指挥湘军围困九江，仅派遣悍将罗泽南回救武汉。湘军前期陆师的两大将领分别是满人塔齐布和汉人罗泽南。此时，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已呕血而死。罗泽南一走，曾国藩手上就没有得力的干将了。这期间，他在江西主要依靠的是被困在南康的内湖水师和塔齐布的旧部（由塔的助手周凤山统领）。1855年4月，太平军三克武昌。在稳定了湖北的军事形势后，石达开便带兵回到江西，乘罗泽南回援湖北之机，在江西展开强大攻势。自1855年11月起，石达开联络广东天地会起义军，连下江西瑞州、临江、袁州等府，并围攻吉安府城。曾国藩只好从九江撤围，调周凤山部陆师驻扎在战略要地樟树镇，以图南下救援。但是曾国藩对能否解救吉安并没有把握，而且又担心省城南昌的安危，便命周凤山在樟树镇坚守，以观望形势。石达开利用周凤山军举棋不定的时机，于1856年2月攻克吉安，并乘胜攻破樟树镇湘军大营。溃兵纷纷涌入南昌城，曾国藩也只好进入南昌城收拾残局。
　　
　　到1856年4月，西征太平军占领了江西13府中的8府46县，曾国藩哀叹说：“自鄂渚以南，达于梅岭，贼踪绵亘数百里，众号数十万。”为了挽救江西的危局，曾国藩急调在武昌城外攻坚的罗泽南回救。罗泽南为迅速攻破武昌城以回救其主子，加紧攻城，却被太平军击伤致死。这样，曾国藩所依靠的湘军陆师两大悍将双双毙命，处境愈加艰难。曾国藩困守南昌，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化装潜行，即便如此，送信人往往还是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曾国藩后来描写当时的情形说：“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余昔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石达开在樟树镇击败周凤山军后，大可乘胜直捣南昌，活捉曾国藩。很可惜的是，正当曾国藩在南昌城内岌岌可危的时候，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将石达开调回天京参加攻破清军江南大营的战斗，并带走大批太平军，使曾国藩得以死里逃生。1857年3月，曾国藩接到其父的死讯，于是奏请回籍丁父忧，并且不待谕旨到来便委军而去，离开江西回到老家，借此摆脱困境。
　　
　　第四次，祁门被围。1858年7月，曾国藩在家守制未满，即奉清帝谕令再次出山，先后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将石达开驱入赣南、湘南，远离主要战场。8月，清廷应胡林翼疏请，诏曾国藩与胡林翼共图安徽。曾国藩提出图皖的战略总方针：“……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根据这一“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的战略总方针，曾国藩决定发动安庆会战，与陈玉成决战皖北，以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为此，曾国藩制定了四路进兵的具体计划，并始终贯彻执行之，甚至因不救苏、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责难也不为所动，终于在1860年6月将安庆严密包围。为便于指挥，曾国藩将大营移至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门。太平军方面，在二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领导者们即制定了分兵两路合取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计划，称为“二次西征”。根据这一军事部署，太平军决定兵分五路援赣，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国藩的祁门大营。
　　
　　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带2万人“突由羊栈岭窜入，图解休宁之围，断鲍、张两军粮路”，但是被湘军悍将鲍超、张运兰击败，被迫退出羊栈岭。李秀成的这一次进攻，对曾国藩震动极大，因为羊栈岭距曾国藩祁门大营仅60余里。祁门防守兵力单薄，他的身边仅有三千余人，而太平军却是人多势众。当时，曾国藩料定难以活命，连遗嘱都写好了，向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妥善安排了后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并非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尤为重要的是，他对“二次西征”始终不感兴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实力，故而被击败后，便退出了羊栈岭，致使进攻祁门的大好战机丧失，使曾国藩绝处逢生，白捡一条性命。不过，曾国藩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太平军在皖南的实力还是要优于湘军。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军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门地区发动进攻，曾国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惊恐之中。他在家书中说：“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可见当时情况已十分危急。后来，曾国藩急调悍将鲍超救援，击败了太平军，恢复了粮道，暂时渡过了危机。可是，此后不久却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情况。1861年3月起，太平军连续对祁门大营发起进攻，多次击败湘军的抵抗，进至离祁门仅仅二十余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陷入绝境。此时，他悲观到了极点，在日记中写道：“是以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在给儿子曾纪泽的遗嘱中写有“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如此一挫，军心尤为震动”、“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毯”。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灰暗，情绪是何等沮丧。恰在此时，湘军另一首领左宗棠于江西景德镇一带大败太平军，威胁着围祁门太平军的后路，迫使其撤围而去，曾国藩再一次捡回了性命。
　　
　　至此，太平军的五路援赣战略计划彻底破灭。自到祁门以来，曾国藩就没有一天轻松过。一波三折的战局使他恐惧不已，经常处于一日数惊的境地中。乘太平军撤围之机，他赶紧离开了祁门这一险地。1861年5月6日曾国藩从祁门出发，10日抵达东流，将大营设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师护卫，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会遭到太平军的围歼了。
　　
　　这四次遇险没有要了曾国藩的性命，却使他最终得以指挥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历史上许多功臣一样，“功高震主“的曾国藩也并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命运。从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开始，清廷便积极对他进行打压，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与其地位相当，以便与他分庭抗礼，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曾国藩推行“防河”战略围剿捻军遭到挫折后，清廷便以李鸿章取而代之，谕令他回两江总督原任。而李鸿章接手“剿”捻事务后，仍旧推行曾国藩的“防河”战略并取得成功。对于清廷的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情由。1868年9月，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1870年6月，著名的“天津教案”发生，天津的爱国群众打死法国殖民者二十余人，并焚毁了一些外国人的建筑物。曾国藩在处理这次事件时对法国侵略者卑躬屈膝，以极为屈辱的条件接受了法国人的要求，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一时间，斥责之声充满朝野，爱国官绅对他的痛骂不绝于耳，甚至有人当面把他比作秦桧，给他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曾国藩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本来曾国藩的做法是秉承了清廷的旨意，但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让曾国藩做了替罪羊，而且，清廷借此机会再次对他进行打压，又派李鸿章来接手“天津教案”。李鸿章对曾国藩先前处理的结果几乎没有大的变动，却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870年8月，清廷将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原任。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一片“千夫所指”中，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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