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禁赌碑　　清代赌风之盛，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有传统的赌博方式如投壶、叶子戏、象棋、马吊、纸牌、骨牌、骰子、摇摊、斗鹌鹑、花会等；也有不少新创的方式，如“叉麻雀”，成形于清中期，至晚清盛极一时，已经具备了今天麻将牌的基本格局。还有清中叶以后从西方传入的彩票、赛马、赛狗、扑克和打弹子等赌博方式，在沿海地区和通都大邑流行一时。二是参赌人员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士大夫到村夫妇幼，参与赌博活动的人数众多。　　康熙以降，社会上赌风渐盛，政府也加大禁赌力度，禁赌条例日渐细化，至雍正时成为定制。乾隆初期颁布的《大清律例》卷34《刑律·杂犯》，较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禁赌的条例。其总原则是，“凡赌博，不分兵民，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对于开设赌场聚赌抽头者，分别其旗人、民人等不同身份及初犯或再犯的情节，处以杖一百、鞭一百，徒三年至流放三千里，最重者甚至处“发极边烟瘴充军”和“绞监候”等重刑。官员参与赌博，“革职枷责，不准折赎。”官员开场聚赌，分别其旗员、汉员的身份，均革职枷责，永不叙用，同时对参赌官员的上司亦严加处分。对于造卖赌具，分别其旗、汉身份及初犯、再犯、首犯、从犯，分别处以杖一百、徒三年、流二千里、发边远充军、发极边烟瘴充军等罪。地方保甲知情不报和地方官员失察，亦分别治罪。负有查赌职责的相关人员，必须究问赌具来源，查清者受赏，否则受罚。　　清代律与例并用，律条极为繁复，而仅就上述主要内容而言，赌博罪重者可至“绞监候”，可谓严矣。此类条例一直沿用，直到光、宣之际，禁赌条例在法律条文上没有大的调整。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要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任何身份的人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均属非法，同时禁绝赌具的生产与传播、销售。对于官员和负有禁赌职责相关人员的行为，也作出了较为详尽的奖惩规定。　　尽管有如此严厉而详尽的禁赌条例，有清一代赌博非但未能禁绝，反而日益猖獗。清代禁赌失败的主要原因何在呢？我们对这一问题有几点初步的认识：　　第一，主要原因在于，清代法律与社会生活实际严重脱节。律例中将人们的游乐活动与危害社会的大规模赌博不加区分，一概施予严刑峻法，导致禁赌法令难以长期坚持执行，最终成为“具文”。赌禁自康熙初就已渐收渐紧，至雍正时期，着力于全方位的禁止一切形式的赌博，同时加强了对赌具的查禁，并进一步扩大了对相关责任官员的连坐。然而，实际上雍正朝的赌博仍然是有禁难止，雍正帝自己也承认：“赌牌掷骰虽为贪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系适趣之戏具。”（《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83）将此类“游戏”与开场设赌及“扎局弄赌”的骗钱把戏不加区别，使得禁赌措施难以具体贯彻。　　第二，吏治腐败、贪污成风，也导致禁赌法令无法实施。清代的吏治败坏始自于康熙朝，乾隆以降，乃成积重难返之势。此种背景下的禁赌法令，在执行过程中自然会大打折扣乃至成为官吏索贿的筹码。雍正朝巡察御史宋筠报告的一起在山西查获赌博案的情形，颇能说明地方查赌的一般情况：“巡察至盂县鹞腾崖地方，于卖烧饼魏姓之家，见有十余人聚赌。臣面问魏姓云：‘赌博新例甚严，尔等何不怕官？’答云：‘官离此数十里，不得知道。’臣又问云：‘衙役稽查如何？’答云：‘送他几百文钱，就可完事。’臣又问云：‘地方乡约出首如何？’答云：‘同在一块地方居住，不好意思。’彼此瞻徇容隐，情景如绘。”　　第三，其他影响禁赌法令的因素，包括人口增长的因素，上行下效的效尤及赌场应付检查的办法增多等。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而可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增加，导致大量　　人口从传统农业中游离出来，在村镇间或涌向城镇地区从事农业以外的手工、商业和服务业等各种行业。这就是雍正帝所说的“游惰”之民。“闲散”人员增多，致使赌博极易滋生。赌博方面的上行下效，　　也促进了赌风的蔓延。此外，在长期应付查禁的过程中，清代赌场或赌博组织者，已形成一套对付查禁的办法，这些都妨碍了禁赌的有效实施。　　晚清时期，赌风泛滥，渐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主张弛赌博之禁，开征赌捐，这本是为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筹款的权宜之举，并非近代意义上的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筹和控制赌博业，但在法律上，它却使禁赌法令走到其自身的反面。至此，清初以来的禁赌律例，在实施的层面上表现为禁小赌不禁大赌，成为官僚吏胥索贿的一个筹码，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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