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家归来我原是陆军41军158医院的一名护士。

1969年12月我过完16岁的生日穿上军装、走进军营，开始了我这一辈子直到退休的军旅职业生涯。

1978年9月的下旬，是我提干后的第三次探家。我的家住在北京，每次探家的时间只有20天。

归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当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家人回到我工作的所在地--广西柳州的时候，已经是10月中旬。

我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每次探家后回到医院，我都会很想家，想爸爸妈妈，想弟弟妹妹。这次探家回到医院，想家的心好长时间都没能放得下。

那时没有条件打电话，只能书信往来，我每周都会给父母写一封信，同时也能收到爸妈的来信。正当我还在想着家，想着下一次的探家，12月13日，我们医院接到了上级的一个紧急命令，要组建一个野战所。

军令如山，刻不容缓，部队要打仗了！

二、整装待发接到命令的当天，我们医院就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同时，医院从各个科室抽调出了许多人员，急速组建野战所。

此时的158医院，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无论是行政人员，还是医护工作者，大家纷纷向上级递交《决心书》和《请战书》，有的同志甚至还写了《血书》。

12月14日，野战所组建完毕，成员由体魄健壮的人担当，首选的人大多是尚未成家的单身男女，风华正茂的我，被理所当然的列入了第一批成员的名单中。

野战所成立后，各种组织动员、思想动员、讨论表态、形势报告等会议的召开，使大家在短时间内，从思想到认识上都达成了一个高度的统一，也更加坚定了大家积极参战的信心与决心。

与此同时，各专业小组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医疗设备和药品物件的筹备工作，打包、装箱、编号、造册等事项在一件件地准备和落实。

成员们的私人物品也在进行着整理。每个人都要填写一式三份的格式清单，包括物品的名称、数量、拥有者的姓名、家庭住址等。一份自己保存，一份交营区留守人掌握，一份交医院管理。

12月15日，野战所由74人增加到84人。医院全体人员行动起来，大家开动脑筋，设想和制订在战地救护中，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张罗着在战场恶劣条件下所需的各种物品。

12月16日，医院接到了上级关于我们野战所随时准备出发的指令。当晚，行动便开始了。

这是一个乌云追月的晚上，飕飕的冷风在冬夜里显得格外的刺骨逼人。

在医院的大操场上，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整齐地排列在操场的两旁，我们野战所的全体成员精神饱满，听从号令，整装待发。操场的四周站满了前来为我们送行的本院同事、家属和孩子，以及住院能走动的病号。

12月17日零点，我们的车队停在了柳州的一个路口，等待将要到来的大部队。

凌晨3点，随着阵阵强大的车轮滚动声由远而近将寂静的夜冲破，我们的车队紧随41军的司、政、后等机关之后，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向广西的南面挺进，正式拉开了中国部队“拐捌幺两行动”的大幕。

三、向南开进在我们这个野战所的84人中，有40多人是未婚的女姓。我们大多数正处在热恋之中，有不少已经计划在1979年的春节期间结婚。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医院，踏上了通往边境线的道路，走向了热血燃烧的战场。谁也想象不到，在今后的日子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乘坐的车辆被绿色的伪装网整个罩着，各车的乘员按新组建的科室系列划分。每车共有四排座位，靠两边车帮各有一排，中间两排的乘员背靠着背，个人的行囊都搁置在各自的座位下。

随着车厢不停的摇摆，我的思绪将我引回到自己当兵9年来所经历的一切，眼前不断浮现出往日与战友们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大家在一起，同学习、同训练、同工作、同劳动、同生活、同嬉戏，那份惬意，那份欢乐，那份情谊，那份真诚，令人怀想。那时的我们，都很单纯。如今，我们将共赴战场，眼看着大部队马不停蹄、浩浩荡荡地向南开进，尤其是上级一直不允许我们给家里写信，让我们都意识到了眼前时局的严峻性，谁都没有了往日的那份天真。

一路上的颠簸和车内长时间的沉闷，我们的情绪免不了有些焦躁不安。部队根据具体的情况，有计划得安排必要的停歇，但每次的小憩也仅仅在5分钟左右，顶多不会超过10分钟。对于我们这些女兵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解决个人的应急问题了。

途中小休，关于解手的问题，部队一开始是有明确划分的。规定男的在车辆的前面，女的在车辆的后面。但让指挥员始料未及的实际情况是，每辆车上都有男有女，下车之后，男女相互就会碰头照面，弄得大家尴尬不已。

后来，上级将规定改成了男左女右，可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车队右边靠山的时候，女兵离车太近；当车队左边靠山的时候，右边又往往是开阔的地域。

在蜿蜒起伏的道路上，长龙一样的车队，到处都是部队。一到休息的时候，漫山遍野撒开的都是兵。我们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能隐蔽遮羞的地方，无疑是一件天大的难事。顾得左来顾不上右，管得了前面管不了后。大部队不等人，车队说动就会动，这可真的难坏了女兵们。

在摇晃与颠簸中，我们有的人出现了严重的晕车问题。此时的我们，也只能是相互安慰和鼓励，咬紧牙关坚持着。

一路上，许多的部队都在向南运动，铁路线上也同样在忙碌着，各种战车和大炮在频繁的运送中。

白天，我们不停地行进；夜晚，车队停靠地方宿营。每到一处，都会有当地的民众前来欢迎和帮助我们。有的地方腾出学校的教室，有的地方腾空单位的办公室，甚至有的地方群众还让出了自己的家，人们在想方设法的为我们解决住宿的问题，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军民间的良好关系。

经过三天两夜的奔波，我们于12月19日的下午16点15分，到达靖西县城。我们的野战所，被安排在靖西县工会的机关院内驻扎。

四、驻扎靖西县工会，坐落在一个不算太大的四合院内，房屋结构与传统的民居建筑，没有多大的区别。

院中有一块羽毛球场大小的空地，这是平时用于集会的地方。场地的正对面，有一个小小的错层平台，是往日领导作报告的主席台。这块场地，现在成了我们的露天礼堂、餐厅、课堂、会议室和救护演练的场所。主席台的两侧各有一间小房，是我们野战所的临时办公室。室内摆放有桌椅和一部磁石式摇把子电话机。小院的后面，就是我们的炊事班。

我们40多名女兵，被安排在院门上方的阁楼里就寝。这里原是工会的图书室，木楼梯，木板地，木门窗，木天面，木栋、木梁、木墙壁，屋内干净明亮。

大家上楼后，立即打开背包，铺设床位。铺位分成四排，靠墙的两边各铺一排，中间的两排头对着头，每排地铺挨个相邻，每个铺位在1米宽左右，室内留有两条通道。

因为是木地板，无论是中午还是夜晚，每当有人在通道上走过时，躺着的人都会随着地板的震动而同时晃动。好在我们每天都训练得很疲惫，所以任凭如何晃动，我们都照样睡得很香。

我们闲暇时，阁楼里别提有多闹腾了。我们在这个阁楼里一直住到6月6日才离开，除了有一个月我们在前线外奔波，其余的时间，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开战前，上级下发给我们每个人一床军用毛毯、一张1米5乘两米的绿色塑料布，还有一双高腰玻璃钢防刺解放鞋。

紧邻工会不远的是另一个院子，这里是靖西县的机关幼儿园。战斗打响后，该园成了我们野战所的手术室和伤病房。这里也是我们女兵定时排队洗澡和洗衣服的地方。

除了吃饭睡觉，战前的准备工作和训练是非常紧张的。不可缺少的时事教育、文件学习、局势报告、救护演练、枪械应用、实弹射击等活动，一刻都没有停过。

为了战时军人少流血、少牺牲，我们互相间每天都要反复变换着伤员与卫生员的角色，一切训练都从实战的要求出发，每一项训练科目都极其的严格、严肃和严谨。

我们从老乡的家里买来一条狗，并在其身上进行气管的插管练习，实施肠吻合的手术和静脉切开术操作。凡是日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都尽可能的设想出来并进行实践。最后，当这条狗被送进炊事班当伙食的时候，肉中那浓烈的乙醚（麻醉剂的）味道，让我们吃得难受极了。

1月14日，上级又下达了一道命令，要158医院紧急再成立一个野战救护所，定名为二所。这样，我们原来的野战所便顺理成章的被称为了一所。

二所共有82人，这样，我们158医院的参战人数，就有了近170人。与我们一所不同的是，该所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有了家室的人。二所于命令下达的当天成立，次日便踏上了征程，并直奔到一个叫百合的边境小镇。

五、英雄触雷在41军的侦查处，有一个参谋叫卢源泉，他的未婚妻就是我们158医院的护士郭毅飞。

开战前，卢参谋曾多次带领侦察小分队，化妆到边界地区查探敌情。因为有医院“准女婿”的身份，所以他每次出发前，都会到我们所来，与我们握手道别。

在他第7次要出征的时候，又来到了我们所。这次，他化妆成了和当地农民一个模样的人。一身的粗布衣裤，头上戴着一顶斗笠，一脸的黝黑还蓄着密密麻麻的络腮胡子，让我们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

这次的出征，他的小分队成员不幸踩中了越军在边境线上埋下的地雷。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他被炸成了重伤。

当我们所接到前方发来的救援信号后，急速派出了一名姓江的护士，乘救护车星夜赶往30多公里的边界，将卢参谋火速拉回到靖西。

“卢源泉被地雷炸伤了”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所，我们都震惊了。当我们看着被推出手术室的卢参谋那满脸的创伤和严重烧焦的皮肤，还有那缠满带血纱布和绷带的左小腿时，我们的心情无比地沉重。我们无法相信这眼前的场景是真的，一个走时还好端端的人，怎么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

为卢参谋做手术的是邱大元医生。邱医生是158医院的一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他在开战后到前线救治了许多的伤员。直到今天，只要曾经被他施救过的官兵们一提起邱医生，都会赞不绝口。

在这次的创伤中，卢参谋的右眼完全失明了，左脚掌也被炸掉。当时，卢参谋的未婚妻郭毅飞，完成医学院的课程后，正在江西九江的某医院进行实习，所以，关于卢参谋负伤的事情，我们全所的战友一时间还向她保密。

六、春节过后转眼间，1979年的农历春节就到了。我们在靖西县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新春佳节。因为，这个春节对不少参战者来说，或许是他们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2月15日，我们所接到上级的指令，命令所里抽出一部分人员，组成一支精干的前线手术应急小分队，跟随军前指一起行动。我是这支小分队中的成员之一。

大战在即，不容懈怠。我们紧张、有序地做着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人员、车辆、器械、药品等，样样都落实到位。

手术队共有三辆大车。一辆装着供应伤员的奶粉和蛋黄粉及备用床板，还有为烈士换穿的新军装和装殓烈士遗体的墨绿色塑料袋。另两辆车，则装载着各种手术器械和药品，以及压缩饼干、水果罐头、肉类罐头和队员的个人随身物品。

真的要打仗了。这对于我们从小到大没吃过苦、自幼就生活在优越环境中的女兵们来说，紧张的心情无法形容。尤其是看到卢参谋那血淋淋的伤势之后，我们受到的震动实在不小。

趁着还没出发，我偷偷写了一张小纸条，“如果我牺牲，请求设法将我的尸体运回祖国。”写好后，我将纸条叠成一个小三角，悄悄放进了自己的军装兜里。这张小纸条，一直伴随着我在越南境内的日日夜夜。至今，我仍保留着它。

七、清晨出发2月16日的清晨5点30分，我们出发了。

途中，我们到了一个岔路口，车队要从这里分开行动了。

我们手术队的三辆车，将向念井的方向开进。所里的其他车辆，则要拐入另一个路口，往北斗的方向开进。

战友们要分手了，这时候，大家纷纷跳下车来，握手、拥抱和敬礼。女兵们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仅有的几块糖，相互扔到对方的车里；男兵们也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可怜的几根烟，也扔到对方的车中。

车上、车下，大家眼含着热泪，挥手大声喊着：“保重啊！”“注意安全啊！”“保持联系啊！”那场面真叫感人，那情谊真叫诚挚，那喊声带着几分凄楚。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次的分手将意味着什么？也许，这就是一次生离死别前见上的最后一面了。 下午15点30分，我们手术队随军前指到达念井。

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大，周遭几乎被大山完全环抱着。山峦叠嶂，林木葱茏，地势险峻，一条仅能容纳一辆大车通行的盘山路，蜿蜒伸向越南的境内。

到念井后，我们支起了两顶帐篷。一顶是给男兵住的，另一顶则是用于为伤员进行清创手术的急救室。我们女兵，全都住在卡车的车厢内。

每个车厢，平铺挤六个人。我们自己制定了规矩，晚上睡觉要一起翻身，不能随意搞特殊化。结果，有一名护士睡到半夜的时候想翻个身，便轻声对另一名护士说：“咱们翻翻身吧？”对方答：“刚才不是翻过了吗？”“刚才我不知道啊！”“那就别翻了，接着睡”。

2月17日的凌晨4点40分，我部队首先对越南境内发起了猛烈的炮火攻击。

睡梦中的我们，被震耳欲聋的炮声惊醒。我们赶紧在卡车里站起，看着铺天盖地的炮火把越南方向的天都映红了，我们的睡意顿时被一扫而光。

忽然间，我们听到不知是谁在大喊：“开战啦！开战啦！”不一会儿，炮声停了下来，枪声接着响了起来，跟着就看到有许多的中国军人冲往越南的方向而去。

上午8点多钟，我们听到有人在大喊：“有伤员下来啦！”我们立即跑到帐篷旁边，朝着越南的方向看去，远处有一些担架队，正往我救护所的方向奔下山来。

大家明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当即回身，着手迎接伤员到来的准备工作。然而，担架队没有到我们的位置，而是奔其他地方去了。随后我们才知道，只要担架队回到我国境内，都会有相关的人员引导他们的走向。而我们的手术队，并没有接收和救治伤员的任务。所以，我们只好乖乖地服从上级的安排，走回自己的帐篷内待命。

八、原地待命2月18日，我们面前原本一直是车辆轰鸣声不断的地方，不知是何原因，所有的车辆都不动了，全部停在了泥泞的土路上。经打听才知道，是前方的道路不通了。因这条路是战前用推土机应急推出来的，本身就没有坚实的路基，加上下了几场雨，再被各种的坦克车、装甲车、炮车和弹药车、运兵车等辎重反复碾压，不堪重负的道路已经完全塌陷了。

2月19日，前进的道路仍未打通。穿插的部队早已上去，前方的战士一直在冲锋，可后续的增援部队和弹药物质等却运不上去，这可是一条生命线啊！再看看滞留在路上的士兵们，他们的补给都成了问题，除了随身携带的压缩饼干，战士们开始在石头缝里或树根下接雨水喝了。

我们看到进出指挥机关的人员，各个都神情紧张，情况肯定十分严重。听说军前指为了打通道路，专门指派了121师的一名副师长亲自督阵。许多的战士从山上搬下石头填坑，到四处去砍伐树木铺路，还将自己的被子纷纷拿来垫在车轮下面，总之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路能弄通早一分钟，前方的战友就可以尽快得到增援和帮助。

前方在打仗，战士们在流血牺牲，而我们却只能呆在原地待命，无奈的心情真的是不好受。

几天过去了，烦闷中的我们每天都打开偷偷带出来的一台小收音机，围在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相关报道。

2月19日，正当我们在听着广播的时候，忽然有一名战士气喘嘘嘘地跑进我们的帐篷里，通知我们手术队的负责人赶快到前指值班室去，说是有紧急的事宜要传达。我们大家立即猜测起来，那一定有任务下达了。

九、悲痛事件不一会儿，只见负责人神情严肃地回到帐篷里。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问：“是不是要出发了？”得到回答“不是”。负责人说，因为我们在北斗的野战所收治了太多的伤员，忙不过来，上级要我们队必须派两名同志去进行支援。

说完，负责人当即点名要我们其中的两位战友去，一个是王护士，另一个是张护士。她们两个平时是最要好的人，所以，要派她们一同前往。但是，她们两个说什么都不想走，要求坚持留下来和手术队在一起。负责人听后发火了，情急之下大声吼道：“这是命令，你们必须无条件的、坚决服从上级的决定！”

她俩不敢耽搁，马上回到车上收拾自己的行装。上级很快就派车过来，将送她俩送走了。

她们走后，负责人才沉痛地告诉大家，王护士的父亲在2月18日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王护士的父亲名叫王子富，生前是41军121师的政治部副主任。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87631.html

相关阅读：二战中日本王牌战舰“大和”号为何刚面世就已过时？
陈云忆抗战：如苏联没做这事抗战胜利起码推迟好几年
惨烈的塞班岛战役背后，还有日军更惨烈的兽行
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以百人伤亡毙伤敌军三百人
二战德国情色女魔鬼：罪行累累的T-4护士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