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即太监，最早的称呼叫“阉”、“寺”、“竖”，这三种称呼的含义差不多。阉，“竖也，宫中阉阍闭门者”（《说文》），阉竖互义；寺，《周礼》解释说，“寺人掌王之内人”，可见宦官不过是替帝王管理内廷门户的皇室家奴，本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宦官因为离皇帝最近，又非常容易盗窃权力。
　　
　　汉时，宦官常被叫做“小黄门”，意即看守宫门的奴才，但到东汉后期，宦官与外戚交替擅权乱政；唐初，太宗明诏规定宦官“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但晚唐的宦官，竟手操对皇帝的废立生杀之大权；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宫门中立了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晚明还是权阉辈出、祸乱朝政。
　　
　　然而，宦官的下贱身份始终未改变，“阉”、“竖”、“寺”也成了包含有侮辱意义的蔑称，可以说，弄权的宦官，即使能权倾朝野，成为“九千岁”、“立皇帝”，他们的权力也是完全缺乏合法性、迟早将被清算的“黑权力”。这是宦官权力与尚书权力的不同之处。
　　
　　自秦汉以降，历代皇权专制王朝中，应该说，清代在防患太监乱政上，是做得最为用心的。清室入关之后，“鉴明代之敝，汰宦官，设内务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政权的根基是被宦官掏空的，到满清铁骑兵临城下之际，又是太监曹化淳开门迎降。这个前车之辙，清王朝的统治者看得清清楚楚。顺治十年，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凡系内员(宦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结；不许假弟侄等人名色置买田屋，因而把持官府，扰害人民。其在外官亦不许与内官互相交结。如有内外交结者，同官觉举，部院察奏，科道纠集，审实一并正法！”严申宦官不得进入的权力领域。
　　
　　顺治十二年，又命工部铸立铁牌，立于后宫：“（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这个铁牌作为祖宗法度，传之后世，成为一柄架在清代太监后脖子上的无形利刃。
　　
　　乾隆年间，曾有个叫高云从的太监，因为交接外官，私自向朝臣泄露皇帝评价道府的朱批，“以贱役无忌惮”，被皇帝处以磔刑，几名向高云从行贿打探消息的大臣，也被革职。道光五年，又有太监马长喜，私出京城，“假冒顶戴，捏写奉旨进香黄旗，标插坐船，招摇恣肆”，结果被就地正法。
　　
　　但，尽管制度层层设防，家法严厉，不过太监既是离后宫权力中心最近的家奴，有时又得到帝王或后妃的宠信，根据权力可以在私人关系网络中流动的法则，皇帝的权威毕竟很容易传递给他们，在他们身上形成隐权力。大清立国二百年后的同治—光绪朝，就出现了两个自恃得势、飞扬跋扈的大权阉——安得海与李莲英。
　　
　　甚至大清的灭亡，也是阴差阳错地由另一名太监——小德张一手促成。话说光绪皇帝驾崩之后，三岁的宣统继位，由生父载沣摄政监国。服侍隆裕太后的太监小德张艳羡李莲英之权势，盼望着隆裕能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自己也可狐假虎威。恰好辛亥兵变，袁世凯临危受命，回京入主内阁，因摄政王监国如故，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大受掣肘，袁也有心逼摄政王下台。小德张探知袁世凯的心事，竟自作主张引荐袁入觐太后，并请袁吃了一顿饭，袁则出手甩给了小德张一万两银票，砸得小太监脑袋发晕，心想：吃一顿饭就得万金，若助袁总理挤走摄政王，岂不是富贵无可限量？
　　
　　于是乎，小德张极力怂恿隆裕太后采纳袁世凯所请，撤销摄政王监国而恢复垂帘听政的旧制。隆裕听信其言，便下诏令摄政王退归藩邸。诏既下，小德张再屁颠屁颠跑去找袁世凯，要他上疏提请垂帘，却遭袁世凯一通教训：“内监不得出宫招摇，违制者罪无贷。”这才知道受了袁的欺骗。而大权在握、再无掣肘的袁世凯，则日日以危言要胁太后，威迫小皇帝逊位。最后的结局众所周知：大清亡了，袁世凯变成了袁大总统。
　　
　　记录这段掌故的清末人金梁不无讽刺地感叹道：“昔明之亡也，太监曹化淳首迎降；今则功在小德张。何内监之多伟人也？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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