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谘议局“禁绝彩票”议案
1909年11月20日，江苏谘议局第一届年会召开。会上，以议员姚文?、穆湘瑶为代表，认为“彩票亦秕政之一也”，“坏民风、损国体莫此为甚”，并详陈彩票之贻害有四。第一，伤国体。传统中国标榜以义理治国，尚义轻利为传统主流价值形态，国家一面禁赌一面又收彩票之利，实与国体有碍。第二，害社会。彩票泛滥，诱民以赌，实于民风社会大有关碍。“未尝不叹民之愚而恨彩票之害人深也。……今之社会生计如蹙而独嗷嗷焉，日翘首一冀豚蹄篝车之幸财，此不可不严禁者。”第三，有碍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晚清新政推行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地方自治与民风习俗紧密相关，彩票以“迹近赌博”之属性与地方自治相悖。第四，牵涉国际，贻笑外人。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重新评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形象。时人认为彩票禁而不止势必影响晚清政府的国际声誉及形象。如上海西人工部局会议曾言：“中国官场之无信。彩票一项禁而仍弛，西人一言禁字即力持到底。今禁烟恐亦如是。”
正是鉴于彩票的上述危害，江苏谘议局议员提出“永远禁革彩票”议案：永远停止江南安徽之彩票，湖北广东厦门北山六闱票一律停止，严罚私售彩票之人。“禁绝彩票”议案在江苏谘议局首先出台，一方面在于其时江苏不仅是中国近代商办彩票首创之地，而且也是彩票泛滥之地，受累最深；另一方面在于江苏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新兴力量比较强大。
按照规定，谘议局作为地区性的民意机构，其所提兴革之事需获得所在区域行政长官的批准，方可在本区域内施行。对谘议局的禁绝彩票议案，江督持支持合作的态度，声明：“查停办彩票，自是正办。”只是事涉他省在苏销售的彩票，要从根本上予以禁绝，“必须联合各省同时停办，方于事体有裨”。为此，江督一面咨商有彩票销往苏省的他省督抚，希望联合禁止，一面饬令立即禁止本省彩票??江南票的发售。江南票从1899年江南义赈彩票创设开始（1899年?1905年5月），到后为南洋筹捐官彩票（1905年5月?1907年1月），再至江南赈捐公益彩票（1907年1月?1909年7月），最后到江南筹捐公益彩票（1909年11月?1910年4月5日），经历十余年的发展，终于在立宪新政的浪潮中寿终正寝。
然而禁绝销至苏省的外省彩票，则并非易事。以湖北官办签捐票为例。首次接到江督为谘议局议禁外省运售彩票事而来的咨电后，鄂督只同意“年减票额三分之一，迨三年限满，决计停办。”这显然与江苏谘议局所要求的“立即禁绝”大有差距。1910年4月，江苏谘议局先后第二次、第三次“复议永远停止彩票案”，一再强调依照法令禁绝彩票，并要求将议决结果公布于南洋官报。这是力图运用法律武器以及舆论媒体的力量来进行斗争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成功。江督旋即就谘议局所复议之事项进行了书面答复。
在接到江督要求停止签捐票往苏销售的咨商之始，湖北当局再三交涉，原因在于签捐票为湖北当局创收不菲，“溯开办迄今历时九载，票额由二万张推广至六万张，盈余由十余万元加增至六十余万元。”尽管湖北当局一再搪塞，但在苏省谘议局的坚持下，江督也不得不予以拒绝。缓禁之路行不通，签捐票也因“江浙等省禁售骤形滞销，领票商人莫不大受亏折，兹七月份彩票领销者遂只半数”。无奈之余，湖北当局只得再次咨商苏省当局，“请展缓至六月份一百零三会为止，俾便票商已领之票得以销售，以后不再发销。”最终鄂省彩票被同意缓至六月底，嗣后一体禁销。
与此同时，安徽铁路彩票为保障已有的经济利益亦试图缓停、免禁。尽管在苏省首次议决“永远停止彩票”一案之后，随即就有安徽谘议局言安徽铁路彩票“业已自行停止”。然而，时至宣统二年（1910年），安徽抚台却仍坚持继续发售安徽铁路彩票，并以该票系“商部核准”，“外虽以彩招徕，内实代积股本，于路本固大有裨需，而于民力亦无所损”，何况“此次彩票向未派销，购否听人自愿，既系劝股性质亦且贸易自由”。由此，皖抚认为“他省自无禁销之理”。针对这一情况，江苏谘议局要求“仍查案通行禁售，仰见除恶务尽之至”。最终，在江苏谘议局的一再议决下，江苏率先宣布于宣统二年六月为期，禁绝一切来苏销售之彩票，“各属如至六月晦日后尚有私售彩票之店铺，即由各地方官或巡警照案治罪”。这时，其他省份谘议局也纷纷议决禁止彩票，从而在全国掀起禁绝彩票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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