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监狱的非正常死亡是非常严重的，当时这叫做“庾毙”，即在监狱里病死了。曾经当过四川按察使(主管政法的副省长)的清人张集馨在其自撰年谱上说：“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一个省每年非正常死亡的在押人员，竟然高达一两千人!
　　
　　之所以有这种超高的致死率，直接原因是清代监狱的生存条件高度恶化，犯人受到非人对待，但归根到底，弊根则在于当时监狱管理者的权力恶性膨胀。
　　
　　当时看守监犯的叫做“禁卒”、“胥卒”，顾名思义，这不是“官”，而是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差役。照理说，他们并无多大的权力。然而，监狱之内，天昏地暗，潜规则横行，隐权力暗生，狱吏如刀俎，监犯如鱼肉。狱吏的举手之力，可以决定监犯的祸福乃至生死，借用清人的话来说：“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盗贼可拘可纵。”总之他们可以用来“威福”的隐权力极大。
　　
　　进“老监”还是“现监”，要靠“权力赎金”决定
　　
　　清代的文学家、桐城派祖师爷方苞曾在康熙五十一年三月(1712年)，因为受一起文字狱的牵连，被关进了刑部大牢。狱中禁卒为所欲为、鱼肉在押人员的丑恶现象给方苞留下深刻印象，出狱后，他写了一篇《狱中杂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清代监狱刀俎格局的窗口。
　　
　　方苞说，他在牢中，看到“死而由窦出者日三四人”，每天都有三四个“庾毙”的犯人被从墙洞里抬出去。方苞到底是读书人，不知江湖险恶，所以觉得不可思议。同狱中有一位姓杜的监友，原是洪洞县的知县，他告诉方苞：“这是瘟疫发作了。现在气候顺正，死者尚稀，往年这时候，每日也有病死数十人的。”
　　
　　杜知县说，你看这刑部大牢有四所老监，每所老监有五个牢房，禁卒住在中间一间，墙有窗户，屋顶也开了天窗，可以透气通风，住着就比较舒坦;其余四间，则不开窗户，经常关着两百多号犯人，落锁之后，犯人便溺、饮食、睡觉，全在里面。加之冬天时，贫苦的犯人席地而卧，到了春季，地气变化，很少有不生病的。而且监狱夜里又不开锁，常常人死了，活人还得跟他挤在一块睡，所以受瘟疫传染的人很多。
　　
　　除了上述四所老监，刑部大牢里还有五间板屋，生活条件相对“人道”一点，叫做“现监”，即临时羁押所的意思。按旧典，这是用来关押犯事官员、轻罪犯人及涉案证人的。但是现在，犯下重罪的大盗，反倒住进现监，罪轻的穷人，则关入老监受罪。与方苞同案的朱翁、余生，罪不应重罚，却都在老监里“庾毙”了。还有某氏，控告儿子不孝，结果左右邻居都作为证人被戴上刑具、押入老监，“号呼达旦”。
　　
　　后来，方苞发现这刑部大牢内外，寄生着一个以监犯膏血为食的权力集团，主要由刑部“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等人员组成。他们视监狱为财源，抓犯人很积极，哪怕是稍有牵连的人，也是先抓起来再说;抓人之后，又不问有罪无罪，一概铐上枷锁铁链，先投入老监，关上几天。所以刑部大牢里总是人满为患。然后，禁卒就来找囚犯做思想工作：你是想继续呆在这老监，还是交笔钱出来，换个牢房，或者取保候审?你看着办。至于钱的数目，视囚犯的家境而定，到手后，由禁卒、狱官等瓜分。
　　
　　这笔买命钱，与肉票交给绑匪的赎金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绑匪凭恃的是血淋淋的黑色暴力，狱吏倚仗的是白中带黑的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权力赎金”。
　　
　　面对禁卒这种赤裸裸的勒索，已在老监中尝尽苦头的倒霉蛋们，哪里还有商量的余地?略有家产的，都竭尽财力找中人保释;掏不出那么多钱的，也想去掉刑具换到现监中，费用也要数十两银子(清初的白银比较值钱，数十两银的购买力相当于近万元人民币)。
　　
　　至于身无分文的穷人，对不起，那就披枷带锁呆在老监中慢慢消受吧。这就是监狱的“刀俎—鱼肉”关系格局。狱吏利用这一“刀俎—鱼肉”关系，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交易模型：囚犯支付权力赎金，购买免受折磨的待遇;狱吏是刀俎，掌握着全部定价权，囚犯是鱼肉，完全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权力。
　　
　　死得痛快，还是死得痛苦，要靠“撕掳”决定
　　
　　我们跟着方苞的笔触，继续来观察刀俎格局下的交易模型。
　　
　　囚犯的命运，除了被关押，还要受审受刑。古时，对犯人的审讯与处罚之权，只掌握在具有司法资格的主审官手里，胥吏杂役之类是无权自作主张的，但老奸巨滑之辈，却能够上下其手、擅作威福，借此敲诈犯人。
　　
　　方苞了解到，在刑部大牢内，那些专管给犯人上枷锁、打板子的吏役，会暗地里向犯人索贿，如果犯人交了钱，他们在用刑时就会暗做手脚，减轻犯人的创伤，否则就会让犯人大吃苦头。有三个与方苞同案的人，被捕后都曾被主审官刑讯逼供过，其中一人送了吏役二十两银子，结果骨头微伤，病了一个月才能走路;另一人给了四十两银子，只伤及皮肉，二十天左右伤就痊愈了;还有一人，出手最大方，送了一百多两，当晚就“行步如平常”。方苞向人打听，囚犯富贫不均，既然都交钱了，又为什么要以交钱多少区别对待?知情人说：“如果不区别对待，那谁还愿意多交钱?”
　　
　　方苞无词以对，只能感叹：仁人君子可千万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职业啊!
　　
　　在监狱的刀俎格局中，即使是那些死到临头的死囚，竟也难逃被狱吏敲骨吸髓的命运。方苞说，凡有死刑案报上去，刽子手就早早来到监狱外，支使与他有勾结的禁卒向死囚索要财物，这笔钱当时有个名目，叫做“撕掳”，意译过来，大概就是“张罗费”的意思。
　　
　　那么死刑犯还需要“张罗”什么呢?原来，对于被判凌迟处死的人，行刑人就告诉他：“给不给钱，给钱就先刺心脏，让你死个痛快;不给，就千刀万剐，四肢割完，人还死不了，活受罪。”
　　
　　对于要绞刑的死囚，则告诉他：“交钱，绞一次就断气，不交钱，绞三次再加上其他刑具，才死得了，这钱你掏不掏?”
　　
　　就为了死得痛快一点，有钱一点的死囚，不得不在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掏出几十、一百两银子;没有钱的，也要典当衣物，换点钱行贿刽子手。
　　
　　方苞无法理解这种连死囚都不放过的行径。他问一名老胥：“狱吏跟那些囚犯，并无什么仇恨，只是想索取一点财物而已，有人真的拿不出来钱，不如就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这不正是积德的事吗?”
　　
　　老胥一听，马上就知道方苞这个人“很傻很天真”：这是大牢里的规矩!万万不可破例，否则，人人都会心存侥幸，那岂不是乱了套?
　　
　　老胥的说法，其实也有他的道理。在刀俎格局中，“刀俎”不仅要宰割“鱼肉”，而且将这种宰割游戏“规范化”，这样，才能使整个刀俎格局的利益分配不会因个人意志而发生改变。
　　
　　牢头“翻身”变狱霸
　　
　　有意思的是，那大牢内，又有一些奸诈、凶狠的囚徒，慢慢适应了刀俎格局，从“鱼肉”的角色变成“刀俎”的角色，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上了“刀俎”宰割“鱼肉”的权力代理与帮凶，并从中分一杯羹。这类角色，叫做“牢头”。
　　
　　方苞的文章提到了一个李姓牢头的故事。李是山阴县人氏，因为杀人蹲了监狱，每年都能从监狱中捞到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皇上大赦，李某被放了出来，在家呆了几个月，却无聊得发慌。同乡有人失手伤了人命，李某居然出来给那同乡顶罪，目的就是为了回到监狱中。按清律，过失杀人并非死罪，只需长期关押，这正合李某之意。
　　
　　如果不了解牢头在监狱刀俎格局中的角色与收益，恐怕很难理解山阴李某的行为。方苞没有细说那个李某是如何参与刀俎格局的分肥的，不过，我们可以从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的记述中找到参考：
　　
　　四川资州有个叫做周鸣同的人，因推跌父亲致死，被判了终身监禁，坐监日久，成了牢头。凡有新囚入监，必须向牢头孝敬钱物，不然就会受到种种凌虐。周鸣同虐待新囚很有一套：吊在木柱上，将水桶挂在背上，用竹签拷打逼赃，甚至迫着犯人用嘴吹尿壶。平日，周鸣同还在监狱内聚众赌博、做典当生意、放高利贷——这当然不会是平等、自愿的商业行为，而是建立在刀俎—鱼肉关系上的霸王交易。
　　
　　周牢头之所以能在监狱里呼风唤雨，除了他够心狠手辣，手下有一班囚犯听他使唤，更离不开狱官狱吏的庇护与纵容。当时主管监狱的资州吏目(相当于县司法局长)叫姜淳，每月接受周鸣同的规礼，所以对周从不过问，任其胡为。有一回，邻县一名官差押解犯人进省，路过资州，寄宿在监狱内，也遭受周鸣同吊打逼赃。这名官差忍受不了羞辱，跑到资州衙门喊冤告状。知州舒翼问明情由，下令将周鸣同枷号，周竟鼓动众犯鸣锣击鼓，放火烧监，舒翼生怕事情闹大，竟不敢再深究，释放了周鸣同。
　　
　　不过周鸣同最后还是受到查处，被判秋后处死，他的保护伞资州吏目姜淳也被判了绞刑。这是因为周所得罪的那名官差不屈不挠，跑到省里控告，惊动了省政府。周的致命错误，是他过于狂妄托大，居然将不是刀俎格局内的官差也当成了鱼肉对象。如果他只是在监狱这个小天地内，对囚犯们作威作福，恐怕他还将继续逍遥法外。监狱这地方，自古就盛开着各种奇异的恶之花，其土壤便是那个刀俎格局。蹲过大牢、见识过监狱恶之花的方苞期待“圣上好生之德”，能够改善监狱生存条件;与他同监的杜知县则认为，再造一所管理人性化的监狱，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而在我看来，只要监狱里的刀俎格局不改观，不管是圣上“推恩”也好，另建监狱也好，都阻止不了狱官狱吏、牢头狱霸鱼肉囚犯，阻止不了“瘐毙”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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