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但随着东北战事结束，许多东北籍士兵却因为家乡开始分田分地而军心有所动摇。不少人因为战事结束而不愿离开家乡，甚至出现胜利后一些战士逃离部队的现象。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在华北的最后一个机动兵团。除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和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包括历史古都北平在内的整个华北得以解放。与此前辽沈和淮海战役不同的是，平津战役是解放军在总兵力和兵器都占绝对优势下的一战。由此对于华北国民党重兵集团，毛泽东最紧迫的问题并不在能否战胜，而是如何将敌军桎梏于华北，避免其撤逃，然后以最迅速、彻底、最小的伤亡和破坏将其全歼，从而加速全国解放进程。

蒋介石接受弃撤择守

对于华北这个自古必争要地，1948年末的蒋介石在守和撤中犹豫不决。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同样如此，他犹豫的不仅是守和撤，更主要的是战还是和;如战而不胜，则该向何地撤。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落幕，数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几乎被林彪的四野消灭殆尽。从路过北平的前东北“剿总”副司令杜聿明那里，傅作义得知，林彪大军已高达百万(此后入关实际作战部队为83万左右)，随时可能入关。四野的装备远超过其他共产党部队，不但拥有包括重炮在内的数千门火炮，还有装甲部队。杜聿明告诉傅作义，共产党统一中国的计划将在一年内实现。

傅作义和杜聿明谈话是1948年11月9日，此时淮海战役刚开始3天。5天后，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在文章中证实了杜聿明的判断。毛泽东表示，共产党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华北的前途可谓过于一目了然，此时即便是蒋介石，也放弃了一直以来寸土不能失的偏执。在11月4日南京召开的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对前来参加会议的傅作义建议，如果不能确保固守京津塘，则可以从海路退守到江南。

“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也是刚经历了东北之失的杜聿明的意见。杜聿明和傅作义不同，他是个职业军人，他犀利地洞悉到傅作义犹豫所在，建议也更明确。杜聿明对傅作义指出，虽然华北国民党军有两条退路，但退守傅作义起家的老巢绥远是一条绝路。只有守住天津、塘沽的出海口，伺机撤退到南方才有一线希望。

但傅作义对此却并没有表态，因为此前他对蒋介石的表态和杜聿明撤退的建议正好相反。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层会议上，面对蒋介石询问是否应该撤军的建议，傅作义公开表示要坚守华北。他的理由似乎无法辩驳：轻易放弃华北，不但难于对国民解释，也容易导致整个战局崩溃。

以傅作义过人的军事素养，这个坚守华北的战略实在缺乏逻辑。蒋介石本来也认为，华北50多万部队，无论如何抵挡不住东北和华北100多万野战军的夹攻，即便是单独对付四野的百万大军也是螳臂当车，但傅作义却轻易说服了蒋介石。

表面上看，似乎是傅作义的“盛名”和“决心”给蒋介石带来了新的幻想。傅作义之所以成为民国名将，声名鹊起于民国初年作为阎锡山部将与张作霖部在河北涿州一战。当时傅作义困守张作霖腹地涿州孤城3个月，张学良亲率大军百般围攻竟无可奈何，最终不得不与之谈判议和。涿州一战让傅作义成为“守城名将”，此时他作为蒋介石任命的华北“剿总”司令，不但统帅着自己的绥远老部队，还控制着留在华北的20多万国民党中央军，加上各种保安部队，总兵力有55万之多。傅作义信誓旦旦，京津塘一带，他至少能坚守半年。

1948年9月东北国民党军行将败亡时，蒋介石曾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见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杜聿明和傅作义等。当时在对东北局势的判断中，因杜聿明观点与其相左，蒋介石一时无法判断，遂问傅作义。傅作义当时表示：“我对东北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有一句古话，‘上下同欲者胜’，可供参考。”当时蒋介石最终相信了身处华北其境的傅作义，决定弃撤择守。

将帅貌合神离

显然，当时对于国民党集团来说，让华北傅作义部撤退江南是一个正确的战略。

东北失守，淮海鏖战，此时缺兵少将的蒋介石能调动的机动兵力只有西北和华北。可一旦将西北胡宗南部撤离，则川陕门户洞开，解放军将长驱直入四川腹地，包抄国民党的西南大后方。华北无力防卫的现状反倒是清清楚楚，如果此时将华北国民党数十万主力撤退到南方，退可挽救一支机动大军，进或可支援淮海战场，将杜聿明集团从罗网中解救;或可直接拱卫南京，强化长江防线，伺机卷土重来。

但傅作义至少可以坚守半年的保证激发了蒋介石的幻想，他认为，如果傅作义再当一次守城良将，不但可以迟滞四野南下，避免华北不战而失，也能给他在江南训练新的部队赢得时间。甚至万一这几十万部队最终被消灭，只要能为他赢得半年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和实力也值得。更何况如果更走运，国民党军队在淮海获胜，则更可巩固江淮的局势，与华北连成一片。

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傅作义坚守平津不过是幌子，避免去江南才是最深层目的。虽然是蒋介石任命的华北军政最高统帅，傅作义同时也是一位地方实权人物。他起家于绥远，部下也都是绥远人。一旦脱离根本，不但以后控制部队是个大问题，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被蒋介石吞并。无论如何权衡，蒋介石提议放弃平津撤退江南的一步是他最要避免的结果。

军事上傅作义并没有丝毫放松。他征调大量民工，开始按照给蒋介石提出的设想兴建京津塘防御圈。对于如何坚守华北，傅作义让参谋长李世杰策划了具体作战方案。李世杰等幕僚最终提供了三个方案：其一是适时放弃河北、热河和察哈尔三省，全军转至绥远省附近以便控制西北，边休养生息边准备后战。其二是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等各大城市，以一部兵力暂控北平，主力集中在天津、塘沽地区，控制华北的出海口，相机行事。第三个方案是必要时将傅作义的嫡系转入绥远省境，而将华北的中央军集中到天津、塘沽地区，分头守备。

第三个方案因为分散兵力迅速被傅作义否定，而前两个方案，核心是分别控制东西从海上和绥远的退路。对此傅作义却一直迟疑不决。绥远虽是傅作义起家之地，根基牢靠，但却失之地广人稀，民穷地瘠，容纳不了太多军队，未来生存空间不大。对此杜聿明早就提醒过他。第二个方案则要放弃华北南撤，最终可能失去兵权，就此被架空。最终傅作义只确定了一个大致方针，即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确保平绥线，以观时局变化。至于未来是打、是走还是谈，他其实并无明确态度。

傅作义麾下华北50多万国民党部队，除了一个军3个师约4万人在归绥驻守，1个师1万多人在大同，其余主力共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分别布防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张家口的500公里狭长地带。这些部队中，有17个师属于傅作义的部队，其余25个师属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后者主要在北平和天津一线。这个奇怪的一字长蛇阵且不说布防是否合理，仅从兵力上就有些捉襟见肘。不过，这个部署其实正体现了傅作义当时的犹豫。他的意图是，将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部署在京津塘一带，一方面让蒋介石的嫡系抵挡第一波从山海关来的四野部队。一旦坚守不住，也可以让这些中央军从塘沽海运撤退。至于傅作义自己嫡系的绥远部队，则被部署在从北平到张家口、绥远的往西一线。如果平津动摇，他则向西撤退到绥远和河套一带。这才是傅作义真正的底牌。

虽然如此，一贯谨慎的林彪考虑到平津和塘沽三处敌军可能相互援助，这涉及华北残余30个国民党师的行动，为了形成绝对压倒性优势，他建议毛泽东将包围绥远和大同的杨得志、杨成武兵团调往平津塘战场。

林彪的建议，为日后“绥远方式”留下伏笔。因为绥远不在主战场方向，一时对战局无碍。但和谈中的共产党方面提示傅作义方，由于对方拖延，天津城已不在和平解放之列。但作为攻城指挥官，刘亚楼也曾与天津守将陈长捷进行过和谈接触。遗憾的是陈长捷仍坚决服从傅作义的命令，拒不投降。1949年1月14日10点，东野对天津发动总攻，次日5时，东西主攻部队会师金汤桥。15时全歼天津守敌，俘获陈长捷，仅用29个小时解放天津。在与陈长捷用无线电通话时，傅作义竟听到了陈长捷被俘时的惊呼。

天津解放，塘沽之敌南逃。此时林彪又电令一个主力纵队分别插入北平南部的南苑机场，切断了国民党空中撤离的通道。另一个纵队迂回突然攻克国民党后勤重镇丰台，不但缴获了大量物资，还切断了守军可能从丰台沿平汉线逃窜的可能。此时在整个华北，北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令人震撼的“天津方式”终于迫使傅作义彻底放弃以抵抗提高和谈价码的幻想。1949年1月21日，共产党和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次日，北平国民党部队残余2个兵团、8个军、25个师共25万部队开始陆续撤出城外，听候改编。1月31日，解放军首先从西直门进驻北平。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古都北平终于在共产党的最初构想下，以和平的方式解放。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526357.html

相关阅读：二战中日本王牌战舰“大和”号为何刚面世就已过时？
陈云忆抗战：如苏联没做这事抗战胜利起码推迟好几年
惨烈的塞班岛战役背后，还有日军更惨烈的兽行
二战德国情色女魔鬼：罪行累累的T-4护士组
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以百人伤亡毙伤敌军三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