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杨奎松的书很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他立论严谨。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杨写道：
“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
在这段话下，还有一个注释：
“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81页)
但这里仍有困惑。因为高华在《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中，也给出了两条资料，证明刘斐也是在为中共工作的。一条是长期担任蒋介石已关的熊丸的口述历史。不过，这条的可信度还是要抱持一定怀疑，因为并无实质内容，且是事后追忆，难免有偏见。一条则是郭汝瑰回忆录所提：
“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革命时代》，第367页)
郭汝瑰的回忆，令人产生疑惑的主要原因。按理说，这里的回忆，说得有鼻子有眼，按理说，是可信的。郭汝瑰的回忆录，史料价值极高，想必杨奎松是看过的，但他并不采用这个回忆，估计还是觉得没有足够的根据吧。
自2011年起，九州出版社推出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丛书，其中两本，恰好都有涉及到口述者对刘斐到底是不是共谍的个人判断的小资料。读毕，觉得很有意思。口述历史，并不一定能够当做真实的历史来看待，但口述者针砭人物，常能说出一些档案资料所不及的鲜明形象来，故有其重要意义。
一条资料来自徐启明。徐启明是桂系，一直备受李宗仁、白崇禧信任，三年内战，他是一直参与其中的。在李宗仁代理总统后，甚至一度担任了第十兵团总司令，手下掌握着第八绥靖区的四十六军、五十六军和一二六军。后来去了台湾。他对刘斐的评价是：
“刘斐是健生(白崇禧字)一手提拔起来的，抗战初起跟健生到中央，供职参谋本部。此人在纸上谈兵很有一套，很多人赞赏他，但我只认为他小有才而已，不佩服他。他在国内没受完整的军事训练，到日本去学得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从没有实际带过兵作过战，因此所拟的作战计划有时是不切实际的，此人是不能担当重任的。由此可见健生用人有时亦不是没有缺点。刘斐随和谈代表赴北平后投共了，有人说他是共谍，我观察他的行动谈吐，不像。至于参谋本部指挥作战的情况我不大清楚，据我所知戡乱时很多命令是总统或其他高级将领直接颁下的，不经过参谋总部，我在北平行辕也拟作战计划，总统一来才做最后决定，总统并没有带刘斐开会，实施后才补报参谋总部，所以要说大陆军事失败是由于参谋本部有个共谍刘斐，还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徐启明《我所参与的战争(1911-1950)》，第130-131页)
另一条资料来自新近出版的《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丁治磐抗战时打了不少硬战，是个勇将。1946年春，他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部人员，至青岛组织胶东指挥部，兼任青岛警备司令。47年下令戡乱，当时的政略目标是在双十节前攻下烟台，蒋介石要丁治磐和刘斐商议作战计划。这次作战，政治目的达到了，但是，中共军队，基本上是稍一接触，就退却了，保存了实力，所以作者认为在军事上毫无所获。
在这次作战中，让丁治磐大为不满的是，刘斐等人竟直接部署军队，以范汉杰任胶东兵团司令，带领王凌云第二军、黄百韬第二十五军、李弥第八军、六十四军等四个大军十几个师走大路分四路进攻。因此，在丁治磐看来，“这是战史上的一个很大的教训”：
“其一，国防部不了解前线状况，不该直接部署军队，这应交由我这个前方指挥官负责部署，中央将任务原则交下即可。其二，国防部刘斐等人将四个军十几个师走大路分四路进攻，未预留第二线兵力的部署，显示他们根本不懂大军作战的部署要有梯次。第一线可部署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兵力，余留控为第二线，不能齐头并进。……国防部管作战的第三厅应负责，中央统帅部的参谋大多太年轻，有学识，但缺乏作战经验，刘斐不见得是通共才如此部署，可能是他根本不懂如何作战。”(《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第105-106页)
徐启明、丁治磐是长年在外掌兵的，他们对刘斐的印象，有一个共同点，即刘斐并不是通共，很可能是他缺乏作战经验，因此制订的作战计划有时不切实际，甚至会犯有大错。这两位后来都去了台湾，和刘斐也没有私人关系，因此根本无须为他开脱。由此可见，杨奎松的立论还是比较客观，比较严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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