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城战报传到长安,本来是一个寻常的情报,但是却引发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轩然大波。这一次皇帝接受了李建成的建议,让李元吉为统兵元帅前往乌城增援。李元吉为元帅增援乌城很正常,关键是李建成、李元吉的幕后策划。
他们的计划有两个要点:第一,利用李元吉统兵的机会,调拨秦王府的主要战将参战,包括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李元吉要利用出兵作战的机会,消灭这些秦王府的将军。战争状态下,统兵元帅对自己的部下有生杀大权。李元吉要在战场上实现这个计划,易如反掌。第二,朝廷为李元吉送行举行出征仪式,在昆明湖为齐王饯行,太子李建成代表皇帝出席,利用这个机会杀掉李世民。
一段时间以来,李世民阵营穷于应付来自太子阵营的挑衅,但是阵脚并没有乱。因为李建成阵营强大,李世民阵营只能将计就计。现在,李世民再次获得情报,李建成要利用乌城军事行动把自己一网打尽。
李世民的情报从哪里得来的呢?这么重要的情报是谁送给李世民的呢?
历史对此有记载。东宫一个叫做王?的人前来报告。史书没有说明这个人的动机。如果进行整体分析,我们可以大概得出结论,两个阵营之间,实际上都在招降纳叛,都在争取对方的人。李世民当初对尉迟敬德说的话,其实就有这样的含义,打入内部,掌握情报。这个王?,职务是东宫的率更丞,应该是东宫军队里的官员,他恐怕就是李世民阵营争取来的卧底。显然,在争取对方人员的时候,李建成阵营不如李世民阵营更成功。
这个情报,关系玄武门事变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个情报确实,证明是李建成阵营首先决定使用极端手段,如果这个情报不确实,或者半真半假,比如有调用秦王府军力的计划,但没有饯行谋杀计划,那么李世民阵营就是首先采用极端手段的一方。如果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可以认为玄武门事变是应急的举措;如果不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后来李世民阵营用来狡辩的掩饰之辞。
有两个情况让人怀疑这个情报的真实性。一是李建成阵营对李世民采用极端手段的警惕性十分低。如果李建成方面首先使用或计划使用谋杀计策,他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十分警惕才对。但是在后来玄武门事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太子还是齐王都显得手忙脚乱,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二是后来魏徵在受到李世民责难的时候,说太子没有采用他的计划,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下场。那证明魏徵曾经有使用极端手段的计划,但是没有被太子采纳。《资治通鉴》的作者比我们今天能看到更多的唐代资料,但司马光在他的“臣光曰”中说过这样的话:“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看来,司马光认为李世民受到手下人的逼迫,没有采取防守反击策略,而是采取了主动进攻,所以才会为后世诟病。那么,这个情报的核心内容看来都是不可信的,可能是李世民用来激发手下斗志的一个方法,至于受迫云云,无非是为了减轻李世民罪责而已。
乌城战报传到长安,本来是一个寻常的情报,但是却引发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轩然大波。这一次皇帝接受了李建成的建议,让李元吉为统兵元帅前往乌城增援。李元吉为元帅增援乌城很正常,关键是李建成、李元吉的幕后策划。
他们的计划有两个要点:第一,利用李元吉统兵的机会,调拨秦王府的主要战将参战,包括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李元吉要利用出兵作战的机会,消灭这些秦王府的将军。战争状态下,统兵元帅对自己的部下有生杀大权。李元吉要在战场上实现这个计划,易如反掌。第二,朝廷为李元吉送行举行出征仪式,在昆明湖为齐王饯行,太子李建成代表皇帝出席,利用这个机会杀掉李世民。
一段时间以来,李世民阵营穷于应付来自太子阵营的挑衅,但是阵脚并没有乱。因为李建成阵营强大,李世民阵营只能将计就计。现在,李世民再次获得情报,李建成要利用乌城军事行动把自己一网打尽。
李世民的情报从哪里得来的呢?这么重要的情报是谁送给李世民的呢?
历史对此有记载。东宫一个叫做王?的人前来报告。史书没有说明这个人的动机。如果进行整体分析,我们可以大概得出结论,两个阵营之间,实际上都在招降纳叛,都在争取对方的人。李世民当初对尉迟敬德说的话,其实就有这样的含义,打入内部,掌握情报。这个王?,职务是东宫的率更丞,应该是东宫军队里的官员,他恐怕就是李世民阵营争取来的卧底。显然,在争取对方人员的时候,李建成阵营不如李世民阵营更成功。
这个情报,关系玄武门事变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个情报确实,证明是李建成阵营首先决定使用极端手段,如果这个情报不确实,或者半真半假,比如有调用秦王府军力的计划,但没有饯行谋杀计划,那么李世民阵营就是首先采用极端手段的一方。如果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可以认为玄武门事变是应急的举措;如果不相信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后来李世民阵营用来狡辩的掩饰之辞。
有两个情况让人怀疑这个情报的真实性。一是李建成阵营对李世民采用极端手段的警惕性十分低。如果李建成方面首先使用或计划使用谋杀计策,他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十分警惕才对。但是在后来玄武门事变的过程中,无论是太子还是齐王都显得手忙脚乱,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二是后来魏徵在受到李世民责难的时候,说太子没有采用他的计划,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下场。那证明魏徵曾经有使用极端手段的计划,但是没有被太子采纳。《资治通鉴》的作者比我们今天能看到更多的唐代资料,但司马光在他的“臣光曰”中说过这样的话:“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看来,司马光认为李世民受到手下人的逼迫,没有采取防守反击策略,而是采取了主动进攻,所以才会为后世诟病。那么,这个情报的核心内容看来都是不可信的,可能是李世民用来激发手下斗志的一个方法,至于受迫云云,无非是为了减轻李世民罪责而已。
面对这个情报,李世民阵营如何反应呢?李世民把这个消息首先告诉了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立刻与其他人取得联系。危机当前,秦王府的官员众口一词。用文雅一点的词汇表述,就是行周公之事,控制最高当局;浅白一点的说法,就是采取军事手段,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最高权力。
从现在得知的情况看,房玄龄与长孙无忌是秦王府内部最早主张采取军事手段的人。但是,这个主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有资料不能证明。事实应该是,在秦王府内部,采取军事极端手段夺取最高权力的主张早就存在,而李世民或者不明确表态,或者不支持,所以不能付诸实践。当乌城情报传来的时候,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主要谋臣因为当时是朝廷的官员,不能及时参加秦王府的密谋,所以长孙无忌应该成为最核心的谋划者。
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无论多少人主张,最后是需要李世民亲自拍板的。在秦王府内部,最后形成的局面是大家共同劝说李世民,至少现在留下的记载是这样的。李世民面对这个主张,不能毫无顾忌,他必须仔细思考,否则下场是人所共知的。李世民认为:“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李世民希望用后发制人的办法解决冲突,如果从自卫立场出发,那么骨肉相残的责任就不在李世民。显然,李世民考虑的不是胜败的问题,而是善后过程,是夺权后长远的合法性问题。
但是,大家的担心却是后发制人的危险性,所以没有人同意李世民的看法。在部下劝说李世民的时候,大约从这么几个理由来试图说服他。
第一,“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这是从建功立业的角度相劝。(房玄龄)
第二,面对釜底抽薪的政策,采取自卫立场:“大王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程咬金)
第三,尉迟敬德:“大王不从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长孙无忌也附和道:“无忌也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此二人是以脱离秦王府为要挟。
第四,平时蓄养的勇士八百人已经进宫,行动已经开始。“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尉迟敬德强调,士兵已经发动,没有回旋的余地。
众口一辞,何况八百勇士已经进入战斗位置,箭已上弦,即使李世民不同意也难以中止了。于是,李世民退让了,说,那就占卜一下,看看是凶是吉。正在占卜,张公谨从外面进来说:事到如今,发动军事行为,已是不容置疑。占卜为了解疑,现在无疑,为什么还要占卜呢?大家齐声同意。于是连占卜也没有搞,直接定计,发动政变。
有关这个过程的文字记载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谁都没有提及。在军事政变的准备过程中,特别是在决策的过程中,对于李世民集团而言,究竟是什么因素最重要?真的是善后的说辞吗?事情已经做了,最高权力已经夺得,那么究竟怎么说都是由胜利的一方来决定,怎么可能担心没有办法解释呢?那么是担心失败吗?也不是。打仗是秦王府最擅长的,突袭是用局部的优势兵力攻取敌人的首脑,因为对方没有准备,整体优势就发挥不出来,等到反应过来,主要的战事已经结束。所以,胜算很高,不必担心。那么,李世民担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以为,李世民最担心的是内部的忠诚度。这样的行动,内部的高度团结是必须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全局。内部的人必须全力以赴,必须同心同德。李世民用自己的犹豫来观察所有人的态度和立场。而一旦决定,我们看到李世民立刻恢复了战场上的勃勃英姿。何以证明?我们看看李世民是怎样对待秦王府外的房玄龄和杜如晦的。
当李世民所在的秦王府已经决定发动政变的时候,房玄龄和杜如晦不在场。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去找回这两个人,但是,两个人没有立刻回来,他们看来还不知道李世民已经下定最后的决心。也许是尉迟敬德没有说清楚。李世民于是摘下自己的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再去,他们要来就来,不来,就用这刀砍下他们的项上人头。两个人闻讯,赶紧穿上道服,悄悄地潜入秦王府,参与到大家的密谋中。
他们究竟是怎么谋划的?因为胜利以后,他们不再透露当时的计划,这不是正大光明的事,所以没有记载。他们取得的成功证明,他们的谋划很周密。但是,他们具体是如何一步步实施计划的呢?这真是一个千古之谜。我们只能通过事件发展的进程,来了解之前的计划。他们的计划,至少有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玄武门设置伏兵,袭击李建成和李元吉。首先杀掉最主要的政治竞争对手,这是“擒贼先擒王”的战术。
第二,如果玄武门作战不利,就坚守玄武门,控制皇帝。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这是政变的一般的规则。控制了皇帝,一切命令都可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
第三,如果再不顺利,以洛阳为最后退路。他们秘密通知了洛阳方面,做好迎接的准备,如果控制不了长安,就撤往洛阳。
有一种观点认为,李世民在玄武门战斗之前就控制了李渊。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虽然控制皇帝很重要,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控制玄武门,其实就是控制了朝廷,控制了皇帝。具体到是否控制皇帝的人身,其实已经不重要。对于玄武门的重要性,陈寅恪先生很多年前已经很明确地总结过了。
李世民是怎样实施他的计划的呢?实施过程是否一帆风顺呢?
李世民的计划是在六月四日黎明时分动手。这一计划的启动,应该在前一天,武德九年的六月三日。六月三日,发生了特殊的天象。太白金星滑过天空。太史局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皇帝李渊竟然把这个秘密报告让李世民过目。
很多年以后,李世民已经当了皇帝,有一次他对傅奕说:当初你的密奏,差一点要了我的命。这么看来,傅奕的密奏并不是李世民阴谋的一部分。傅奕是著名的反对佛教的人物,就在此前不久,李渊根据傅奕的建议,决定沙汰僧人道士。应该说,李渊与傅奕关系也不错。因为天象是一回事,解释是另外一回事。傅奕在这个时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密报呢?这么重大的天机,李渊为什么要让李世民知道呢?
我们看看李世民对这个秘密报告的反应,或许可以了解其中的秘密。李世民看到傅奕的秘密报告之后,立刻向李渊报告另一个重大机密,就是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直白一点说,就是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们有不正当关系。李世民看到傅奕的秘密报告,发现了什么事实?他发现,对方要置自己于死地。所以,他在报告两人淫乱后宫的同时,悲怆地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他说,我马上就要死了,但是这样死了,真不甘心,耻于在地下见到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些人。这根本不合逻辑,但并不是没有意义。李世民在关键时刻还在提醒皇帝:我对国家有重大功勋,我不该被杀。
对此,李渊最后的决定是:明天要调查对质。这就是说,一切都要明天见分晓。
这是一个局中局。天象问题,是对方要陷害李世民的一个理由。大约金星从东南划过天空在西北落下,或者反过来,反正与西北有关。金星一方面含义主兵,表示要有兵祸,一方面表示权力归属。秦分,就是西北。所以傅奕解释说秦王当有天下。一定是先有天象,然后命令太史局进行解释,结果傅奕的这个解释很符合李建成阵营的需要,能够以此整治李世民。但是,李世民非常机智地利用这个信息,乘机告发淫乱后宫案。为什么说机智呢?因为李世民的计划是斩首行动,而在李世民的整个计划中,必须要李建成和李元吉离开自己的宫殿,只有这样才可以设伏袭击。
想想看,李世民如何才能调动李建成和李元吉呢?他自己是完成不了的。他必须通过皇上来完成这个调动。而李渊为什么会听从李世民呢?当然,李世民必须巧妙地调动皇帝。如何才让皇帝就范呢?要根据皇帝当时的情绪,设置相关的圈套。
当时的李渊,是在一种什么情绪之中呢?李世民的野心李渊其实早就有所觉察,不然也不会总是敲打李世民。李渊敲打李世民,可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上了李建成的当。一方面李世民确实有野心,另一方面李渊也有所觉察。所以,当“秦王当有天下”这个天象被解释出来以后,李渊看来是下定决心要解除李世民的一切武装了,即使不取消他的生命,至少准备取消李世民的政治生命。所以,当李渊把傅奕的秘密报告交给李世民的时候,李世民立刻感到杀机重重。好在李世民已经准备停当,于是来了一个将计就计,紧急告发。
李世民所告发的是事实吗?当然不是事实。一是因为后宫制度严密,嫔妃们与外界的接触不仅有限而且监视很多。二是,对此,一贯支持李世民的司马光也认为,后宫隐秘实在难说。他实际上也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告发呢?他在利用李渊的情绪,为的是调动李建成和李元吉。为什么要用这种理由呢?因为这个事情太荒诞,太不可信,也让李渊最恼羞成怒,所以李渊立即决定第二天调查。李渊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这个事情很容易调查,当事人对质,一切立刻明白。比如要李世民举证,李世民肯定举不出来。那么李世民就是陷害,不仅是陷害,还是侮辱皇帝,是典型的大不敬。明天当庭对质,李世民必死无疑。
李渊当然没有想到,李世民看起来是自投罗网,其实采用的是调虎离山计,他要调动的老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
李建成从张婕妤那里获得了李世民告发的消息之后,连夜找李元吉商量。李元吉建议:集合兵马,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应该说,这个建议很重要,如果李建成同意,李世民的计划就会全面落空,不仅落空,可能还会导致失败。因为在李建成与李元吉商量的时候,李世民统率的伏兵已经到位。唐朝一代名将,尉迟敬德、程咬金、泰叔宝、张士贵等都进入伏击位置。这个行动是无法解除的,如果李建成他们不出宫,李世民是无法解释自己的军事行动的。但是,李建成胸有成竹,认为李元吉不必如此谨慎。他说:我们的准备已经很充足了,我们应该亲自到宫中了解情况。
东宫与玄武门离得十分近。李元吉住在武德殿,跟东宫只有一墙之隔。李建成从东宫北门出来,汇合齐王李元吉,再到皇宫的北门即玄武门其实没有多远。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这么短的距离,就是他们的殒命之地。
六月四日,清晨,一切看起来都跟平常一样。李建成和李元吉汇合之后,从东边走近玄武门。让李建成比较放心的是,玄武门这个最重要的地点,守卫的将军是自己的人。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玄武门屯守的将军,对于发生在眼前的战斗,要么抱着观望态度,要么跟随了李世民,唯独没有人肯为太子拼命。其中,当天在玄武门当值的常何,正是李世民从太子阵营争取过来的军官,而在这一天,起到了关键作用。史书记载,李建成到达临湖殿的时候,发现情况异样,立刻拨马回撤,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李世民出现了,高声叫住李建成。我们不知道李世民说了什么话,在大战来临之际,显然李世民要从容得多。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此时发现情况不妙,李世民的伏兵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杀气腾腾。李元吉首先摘下弓箭,但是他太紧张了,虽然兄弟不容,势同水火,但是他们看来从没有预计过会有这样的场面。所以,李元吉的弓箭竟然再三不彀,就是拉不开弓搭不上箭。还是李世民沉着,一箭射出,箭头穿过李建成的喉咙,李建成当场毙命。这一箭,李建成猝不及防,他愣在那里,只听得一声弦响,接着箭头穿透空气,带着风声,直奔自己而来。就在一瞬间,李建成听到自己喉骨的破裂之声。他的眼睛,应该一直盯着二弟李世民,这个自己的亲兄弟,这个自己的政治对手。在这一刻,他拉弓射箭,动作娴熟,潇洒而轻松。李建成到死都不明白,二弟的箭法,为什么这么高明。这是玄武门事变的第一箭,是由李世民亲自发出的,这第一箭就定了乾坤,解决了最主要的对头。
这可是天大的秘密,谁都未曾说过的。今天我在这里这么讲出来,难道没有受到什么启发,都是如此推测出来的?不是,我还是受到了别人的启发,只是作者已经不可考了。
这是一篇唐代的小说,是它给了我们重要的提示。
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一个洞窟被打开,里面珍藏了九百多年前的文献被发现。这就是敦煌藏经洞。这些中国的国宝后来流落到世界各地,其中英国、法国、俄国都是重要的收藏地。英国的敦煌文书是斯坦因带去的,所以他们的编号都用S。而S.2630号文书,是一篇唐代人写的小说。小说没头没尾,但是内容很重要。在中国,学者王国维是第一个研究这篇小说的人,他将它命名为《唐太宗入冥记》。这个古代小说故事虽然不完整,大概的意思还清楚的。玄武门事变以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鬼魂不散,到冥世阎王殿告状,最后阎王决定抓李世民的灵魂来冥世与李建成等对质。其中,有一个冥世的判官叫做崔子玉,他是辅阳县县尉,一个往来于人间与冥世的人。他看到自己的皇帝来到冥世,知道升官的机会到了。他开始跟唐太宗讨价还价,唐太宗不得已只好跟他搞交易。崔子玉说可以替唐太宗回答问题,但需要唐太宗给他报酬。回答什么问题呢?即“武德七年(玄武门事变发生在武德九年,小说作七年),为什么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唐太宗一看这个问题,立刻傻了,“闷闷不已,如杵中心”,心中像长了块木头。他说回答不了。最后,崔子玉替唐太宗回答了这个问题,大约是大义灭亲之类。于是李世民给了他一个蒲州刺史兼任河北二十四州采访使的大官。小说中,唐太宗的灵魂战战兢兢,因为心中有鬼。最后不得不接受崔子玉的敲诈,顺利通过冥世的拷问。
这个小说的创作年代不清楚,但肯定属于唐代,小说应该是经过了多人不同时期的修改,大概在武则天时期已经成形。其中,小说认为李世民有罪。其中特别清楚地说到他“囚慈父于后宫”。因为杀兄弟的事情记载比较多,软禁父亲的记载一个字都没有。这里的提示告诉我们,唐朝就有这种李世民囚禁父皇的说法。
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玄武门之变后尉迟敬德出现在高祖李渊面前的一幕,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就豁然明朗。尉迟敬德全副武装地来到李渊的所在地,应该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一支军队前来。李渊连同他的一班大臣,立刻丧失了人身自由。因为人身自由已经丧失,当然也丧失了控制局面的可能。他们只能按照李世民的要求办事,否则肯定有生命危险。
李渊显得很乖,要什么就给什么。不是他喜欢这样,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已经成了李世民的阶下囚,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的本钱呢。这样看来,李渊退位是形势所逼。高祖确有识时务的一面,但不是我们通常说的主动让权。
高祖被囚禁一个小时与一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李世民的皇帝位置是从父亲手里强取的,对此,他和父亲都心知肚明。虽然父子二人暂时平和共处,李渊也不愿意挣扎出更大的悲剧,但是,两人的心里是打上结的。李渊还活在人世,他一直默默地在旁边看着李世民治理天下。这对于李世民来讲,其实是另外一种压力。他应时刻提醒自己,父亲在看着。压力即为动力,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另外一种动力。
李世民终于当上了皇帝,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
原文载于《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孟宪实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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