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清国的首富与首善，胡雪岩的崛起与失败都十分迅速，而其个人评价，则留给历史众说纷纭。与胡雪岩个人的宿命相比，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也在承受一种宿命：舆论和媒体哄抬“大善人”们时，很少质疑他们行善的银子来路如何、行善的细节尤其是结果如何，听风就是雨，于是总是被忽悠，行善便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公关利器，这实在是慈善二字的悲哀。
只要与人分享点滴，即便是盗泉之水，便似乎具备了自我漂白的功能，如此，则天下之水还能有几滴未被盗泉所污？
1883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更为冷些。
一座巨大的冰山，在这个冬天迅即融化，把严寒传遍了整个大清国。
这座冰山，名叫“胡雪岩”。
自从进入了“改革”的快车道后，大清国就不再缺少有关富豪们的新闻，且大多数都是正面报道。他们的名头也因此传遍这个国家的每个犄角旮旯，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
胡雪岩就是这些偶像中的偶像。
在时人和后人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就是大清“首富”——其实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比他更富裕的人多了去了，但他们因为低调而不为人瞩目；他也俨然成为大清“首善”——随着他那家著名的“公关公司”兼药店“胡庆余堂”的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成为“大善人”的代称。
然而，就在1883年的冬天，胡雪岩轻轻地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遍地狼藉。
作茧自缚
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只能说明，胡雪岩的财富，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宋代陆游曾有诗云：“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胡雪岩读书不多，或许没读过这句诗，但他却正是被“茧”困死的。
胡雪岩的“作茧自缚”，被后世的人们普遍描绘为一场悲壮的民族商业保卫战。据说，胡雪岩痛下本金2000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最后，却因为卑鄙的洋人与同样卑鄙的官府相勾结，导致胡雪岩这位商业民族英雄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
惯常以成败论英雄，作为一名彻底失败了的商人，胡雪岩却没有被当做落水狗而痛打，相反却赢得了其崇高的历史地位。搭建起这一历史神龛的最坚实根基，就来自于他的最后一战：与外商之间的生丝战争。
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悲情故事，但是，激情燃烧过后，我们还是应当从历史的废墟中，冷静地找找看其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胡雪岩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投入这场生丝大战？
当然，最可靠的应该是胡雪岩本人的财务记录，但是他被抄家后，一切有关他的直接资料几乎丢失殆尽，这导致了史料的极度匮乏。资料的匮乏，令不少后世研究胡雪岩所谓“商道”的人，居然把高阳写的小说作为依据。 历史
有关胡雪岩采购生丝的资金，主要来自民间的野史记载。普遍认为，他为此动用了2000万两资金，《海光》杂志说他“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后世的胡雪岩研究者也普遍采信2000万两投资款。但是，这一数据是相当可疑的，反证的史料相当确凿。
胡雪岩大批囤积生丝，始于1881年6月。胡在当月买进了3000包生丝，到1882年的5月份，他的存货达到8000包，10月份则达到14000包。这一数据，得到英国领事报告的支持。
根据美国学者斯坦利（JohnC.Stanley）的研究，胡的存货应当是15000包。而根据《申报》(1883年12月9日)的报道，胡在脱手这批生丝时，先将2000包卖给怡和洋行，后又分两次将6000包及7000包卖给天祥洋行，“日内丝已卖完”。据此推算，胡所囤积的生丝亦为15000包。
14000～15000包生丝，对整个中国生丝市场来说，并没有达到可以控制供应的地步。1882年全国的生丝供应，约在50000包，而1883年因减产，也在30000包左右，两年合计约80000包，胡雪岩的存货，约占总量的17.5%，虽然对市场拥有巨大的发言权，能拉高价格，但绝对不可能达到随意操纵价格的程度。
当然，还有其他华商参与胡雪岩的统一行动，但从史料来看，他们的实力并不强。根据怡和洋行的内部通信，在胡雪岩大量售丝后的11月30日，上海其他丝商存丝仅余2500包。
在胡雪岩历时两年多的囤积拉动下，上海的一级生丝价格高涨，到1882年9月，每包生丝已经涨到17先令4便士，超过伦敦交易所的价格16先令3便士，出现严重的倒挂。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当胡雪岩在1883年10月9日，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每包的定价高达380两；而之后将剩余的生丝卖给天祥洋行时，价格在372.5两，并未下降多少。这是相当重要的信息，足以颠覆学界主流认为胡雪岩被迫低价抛售生丝存货的观点。
野史多说他在生丝生意上损失惨重，《海光》杂志说“二千万两出，一千二百万两归家”，损失就是800万两；清代的《见闻琐录》中也说他损失800万两，而《慎节斋口存》说“折耗至600余万金”。
其实，胡雪岩的生丝存货量按15000包计、每包单价按照被炒高后的市价380两计算，胡雪岩在其中的投资最多无非570万两，这与后世普遍宣称的2000万两投资款，相差甚远，而就算赔光了，也不可能损失600万～800万之巨。在这方面，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估计比较靠谱：“由于金融吃紧,胡光墉（胡雪岩）不得不抛售手中生丝,生丝价格于是急剧下落。……胡光墉的损失高达150万两（35万英镑）。”（英国国会文件BBP，China，No.1,1884)就是损失只有150万两，一定也是将胡雪岩在上海投资丝厂的建设款项、预付给蚕农的定金等因素都考虑进去。
如果2000万两的投资款属实，则就算按照380两的市场高价，也可以囤积51900包生丝，相当于大清国在1882～1883年两年生丝总产量的65%！显然，这绝不可能。
以此推断，可以大致得出如下结论：
一、胡雪岩在这次生丝大战中，按照其抛售价格算，依然是在高位出手，不可能有大的损失；
二、如果真产生了大的损失，一定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可能是他的资金成本、管理成本过于高昂；
三、如果这场生丝大战真的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只能说明，胡雪岩的财富，或许远远没有时人和后人所想象的那么高。
高举旗帜
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凭借超级政府公关，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有一点大致可以认定：胡雪岩收购生丝所动用的资金，无论是普遍认为的2000万两，还是上文推断的570万两，其财务成本不可能很高。
因为，胡雪岩有着低成本的资金支持，那就是他的阜康钱庄。阜康钱庄中的存款，既有千千万万升斗小民的活命钱，更有不少达官贵人的灰色或者黑色收入。为了结交权贵，胡雪岩有可能以高息支付给这些特殊储户。但是，在阜康钱庄中占据主流的，是暂存于此的国有资金，这些资金的成本是十分低廉的。
这正是胡雪岩被后世津津乐道之处。
胡雪岩成为商界偶像，主要就是其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挥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凭借超级政府公关，而实现了从一无所有到大清首富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十分巨大的：除了黄马褂、红顶子等政治荣誉外，政府公款的代理权，成为他获取低成本巨额资金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不仅“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更为重要的是，这双鞋的主人（政府）根本就不在乎鞋被谁穿了、穿多久、穿多破。
深谙此道的胡雪岩，不仅“穿别人的鞋”，而且还“戴别人的帽”——他把自己的生丝投机生意，包装成为抗击西方经济侵略的经济卫国战争。“江浙丝茧，向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无能与竞。光墉（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外国不能操纵，农民咸赖利之。”（《异辞录》）
其实，长期以来，中国生丝的国际行情，并没有操纵在洋商手上，而是操纵在中国的丝行手中。这些中间商一面压低支付给农民的收购价，一面抬高外贸售价，两头获利。随着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量蒸汽轮船投入中欧航线，欧洲市场的生丝囤积量大为下降，同时，意大利等地的生丝产量也大幅提高，才导致生丝的定价权转移到买方手中。
胡雪岩将这样一种主要是市场因素造成的定价权转移，归咎于洋商的“经济侵略”，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收购的便利。而在收购过程中，他在江浙两省白道、黑道上的过硬关系，成为其保驾护航的主要法宝，成功地囤积了大量生丝，推高了上海市场的生丝价格。
如果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由推算，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不让老外染指，以“振兴民族工业”，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甚至成衣，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将从外商那里所赚来的钱，分给蚕农们，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或者干脆捐给国家——显然，他也并无如此计划。
胡雪岩的囤积，的确令他自己获得了极好的市场谈判地位。外商们愿意加价收购他手中的生丝，根据并不可靠的野史说，这一加价幅度高达800万~1000万两，但距离胡雪岩心目中的价位，还相差200万两，因此胡雪岩没有松口。
怡和洋行的档案表明，在1883年4月、8月，他们两度与胡雪岩接洽购丝，胡不肯让步，“自信心甚强，因为本季丝收极歉”。10月9日胡雪岩才“卖”了2000包给怡和，却不是单纯的销售，而是合伙经营（Jointaccount）——单价定价380两，但胡只卖一半，保留一半的股权，待这批丝出手后再与怡和洋行平分利润。这当然并非转卖，而是合伙。
更为吊诡的是，11月中旬，胡雪岩欠汇丰银行的一笔10万两到期，宁可续贷，也不愿意卖丝。续贷的10万两，由汇丰银行先交怡和洋行，再由怡和洋行借给胡雪岩，总的年利息为一分（10%），汇丰得八厘，怡和二厘。这其实是拿2000包生丝的预期收益作为抵押，从怡和洋行融资。这说明，一、胡雪岩的资金周转已经出现问题；二、他对生丝的行情依然看好。至于高调的所谓对抗洋商，则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胡雪岩考量的只是经济利益，与洋人是又对抗又联合，无关民族感情。
点金之术
这种高调的背后，如果不是因富而狂，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其实他并没这么富，却故意显得这么富，以增强市场对他的信心——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富豪”并不陌生。
如果胡雪岩的生丝投资不到1000万两，而且损失并不很大，却因此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么，胡雪岩的财富实力绝对值得怀疑。
一般的野史，基本认定胡雪岩的个人财富为2000万两左右，如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认为：“（胡雪岩）私财亦二千万。”这一数据，也被当代不少胡雪岩研究者和崇拜者所接受。
根据购买力推算，1两白银约相当于现今的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胡雪岩的家产总价值约为40亿元人民币。按照2010年胡润百富榜的标准，胡雪岩可以排在344名，只有首富宗庆后800亿元的1/20。这当然离“首富”还很遥远，但“富豪”二字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
最为关键的是，胡雪岩为人极为高调，即便在媒体并不发达的当时，也已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一叶轩漫笔》说他“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说他“富坍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
有关他豪奢的各种段子，一直广为流行。李宝嘉的《南亭笔记》记载，胡雪岩有次经过一家成衣铺，看到有个姑娘倚门而立，颇苗条，就多看了几眼，被姑娘察觉，关门入内。这令胡雪岩大怒，就派人去提亲，要纳之为妾。姑娘的父亲起初不肯，但当胡雪岩的价开到“七千元”（此处应为银元，1银元约相当于0.7两白银）时，就同意了。成亲之夜，胡雪岩送完宾客后，入洞房，“开樽独饮，醉后令女裸卧于床”，并命仆人拿着蜡烛在旁照亮，“回环审视”，然后大笑道：“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笑完就走了。次日，胡雪岩派人告诉新娘：“房中所有悉将去，可改嫁他人。”结果，这个只被看了一夜的姑娘，获得了“二万余金”，“遂成巨富”。
同书也记载说，胡雪岩为了重赏演戏者，“命以筐盛银千两，倾之如雨，数十年来无有能继其后者”，甚至胡家的“司机”（舆夫），也是“相随既久，亦拥巨资，舆夫有家，兼蓄婢仆，入夜舆夫返，则呼曰‘老爷回来了，快些烧汤洗脚’”。
此类传闻，真假并不重要，关键是胡为何如此高调露富，莫非他不知道韬晦藏富之道及枪打出头鸟的风险？这种高调的背后，如果不是因富而狂，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其实他并没这么富，却故意显得这么富，以增强市场对他的信心——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富豪”并不陌生。
就算假设胡雪岩的个人财产果然是2000万两，他又是如何挣得的？
这方面的史料，同样极度匮乏，于是，野史中就只好拼命猜想。《异辞录》甚至认为，胡雪岩的第一桶金来自太平天国战乱中操纵银价：“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胡雪岩）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这种“倒汇”行为，当然能赚钱，但不可能致富。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胡雪岩的生意分为两大类，一是“特种”生意，没有特殊关系做不到的，比如为政府采购军火、机器、筹措外资贷款等；二是“正常”生意，比如生丝、大米等大宗商品的倒卖，或者钱庄、当铺等金融行业。这些生意中，唯一能查到足够多确切史料的，是胡雪岩过手的大清国对外借款。
胡雪岩的主要靠山，是左宗棠，胡其实是左的“财政部长”。左宗棠受命西征新疆，因为军费无着落，在胡雪岩的策划下，左宗棠说服了中央，从外资银行贷款，总共借了6次，总额为1595万两，史称“西征借款”，全部由胡雪岩经手。
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借款利率，一般为年息三厘（3%），很少超出五厘（5%）。但是，6笔“西征借款”，最低的年息9.75%，最高的居然达到了18%，超出资本市场行情的2~6倍。这其中，多笔借款并非银行直接贷款，而是由承贷银行发行债券，从包括上海在内的金融市场融资而得。其中一些资金，其实还是中国的“内资”，只是通过外资银行转了一道，银行用自己的信用对债券做了担保，自然要加收部分费用在内。
在西征借款中，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为8%~10%，银行在其中的获利空间已经相当大。而报给大清国中央的利率，远比这还要高，这就是胡雪岩在左宗棠默许甚至合伙下所加的“帽子”（浮报）。
根据左宗棠的奏稿，及相关资料，胡雪岩在6次西征借款中的利率浮报情况见下表。
从这份表中可以看出，利率浮报最多时，居然高达本金的10%，比外资银行收取的8%还要高。而浮报利息金额最大的是第四次贷款，虽然年利率只浮报了5%，但因为贷款本金高达500万两、年限高达7年，总的浮报金额高达175万两。
吊诡的是，胡雪岩的这种浮报居然是在左宗棠的保驾护航下半公开进行的。以1877年的第四次贷款为例，汇丰银行索取的年利率为一分(10%)，左宗棠已经报给了中央，但随后改口，说是月息一分（原折如此，但似乎应是月息一厘1%）、年息一分二厘（12%），这就多出了2%。随即，左宗棠再度改口，说考虑到外币与银两之间的兑换风险，如果要“包认实银”（借银还银，而非借银还金），外方还要每月加息，通算下来，月息就成了1.25%，折合年息为15%，如果是闰年的话，年息就是16.25%。而汇丰银行虽然实际收取年息10%，但其发行债券后，实际年息是8%，银行赚了2个点。8%的高利率，也令这批债券成为金融市场的抢手产品，香港投资人超额认购，认购数超出了配额的17倍，伦敦市场的配额发行完毕后，没几天就开始猛涨。根据英文的《北华捷报》在1879年2月28日报道说，当年的汇丰银行股东大会上，汇丰董事长坦陈：在损益计算书里，“从1877年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2%的毛利空间，足以让规模如此巨大的汇丰银行兴奋，而胡雪岩一口气就赚了5%的净利润，令银行自叹不如。
《申报》将这种挤兑的原因，归咎于胡雪岩处置失当，导致内部资金短缺的问题暴露于世。1883年12月3日的《申报》说：“阜康雪记，巨号也，名埠皆设立庄口，专作汇兑。前日因有解出银数十万两，而本埠近日市面甚紧，一时无从调补，其经事人竞避往宁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弥缝，遂也停歇。”而此时的胡雪岩，既不在上海，也不在杭州，而是在宁波设法说服当地的债权人宽容时限。
无论如何，此时“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异辞录》）到了这种时候，就算胡雪岩富可敌国，其许多资产也难以及时变现。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竭力出手相助，但已经无法控制泛滥的市场恐慌局面。更多的在阜康钱庄存了巨款的高级干部们，此时急红了眼，要求中央干预。中央于是发文：“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钜，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地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严治罪”（《光绪实录》）。
多重打击之下，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光绪政要》户部奏折），而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1200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于是，中央下令抄家。当杭州知府吴世荣率领钱塘、仁和两县令，带兵前往胡雪岩的豪宅抄家时，发现其“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财尽，无产可封”。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到了这种地步，户部居然还要将胡雪岩当年因“西征借款”而花费的“行用补水”（公关开支）10万两，从胡雪岩的“备抵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措齐”。这令左宗棠十分尴尬，因为根据大清国的财务制度，这笔开支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正项报销，实际上也已经左宗棠签字，处理完毕的。左宗棠自然要帮胡雪岩、也帮自己顶一顶，但并无效果。不久，左宗棠因病离任，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也帮胡雪岩说话，但中央依然不松口，要求从胡雪岩备抵产业的变卖价款中扣出，这令胡雪岩至死还亏欠着公款。待到左宗棠病逝（1885年7月），户部尚书阎敬铭干脆要求中央将胡雪岩“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并将其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逮捕胡雪岩的命令尚未执行，胡雪岩就在郁闷中去世了。
胡雪岩故居上的匾额。 共3页: 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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