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的阳光下，蓝天碧海，两条日本渔船却在这如画的海景中疯狂逃窜，一艘小山一样的中国军舰在后面紧紧追赶。眼看对方不理睬自己的喊话，舰桥上的中国舰长”蛮横”地下达了开火的命令，战舰上的火炮迅速旋转，炮管”惨无人道”地迅速指向奔逃中的日本渔船……

这不是电影或电视中的镜头，而是发生在中国东海上真实的一幕,时间在1948年5月28日,这艘”穷凶极恶”的中国军舰便是国民党海军的中建号登陆舰。

由于中国海军与美方不同的使用特点，这种在美国被称作“大型(Large)慢速(Slow)靶标(Target)”的军舰被国民党海军接收后装上了大量小口径炮，变成了刺猬一样的海上巨无霸。这些火炮可不单是对付共军快艇的，打起日本偷渔船来也十分的给力

近来，中国周边地区的渔业纠纷时而发生，甚至发生了菲律宾军事人员打死台湾渔民的恶性案件。实际上，早在六十多年前，这种纠纷就在我国海域不断发生，主要作案人则是日本渔民。

其实中国人对日本渔民作得可称仁至义尽。

1947年7月出版的《中国海军》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寿生的文章，名为《制止日本侵鱼及保护近海鱼权》，叙述了日本渔船来我国领海(含专有经济区)偷鱼的事情经纬。

该文提到，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海权逐渐丧失，日本渔民开始肆无忌惮地进入我国渔场实施捕捞作业，最多在海上将渔获物转卖给中国船只而已。而我国渔民的旧式定置张网木帆船竞争不过日本的铁壳渔轮，大多生存艰难。到了抗日战争前夕，七百万中国渔民几乎都处于破产边缘。

抗日战争的胜利，终于将曾横行于中国渔场的日本渔轮一并赶了出去，盟军一度下令日本渔民只能在日本领海内捕捉鱼虾。

然而此时的日本民生凋敝，粮食非常紧张。为了能够帮助日本恢复经济，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1946年初向中国提出，希望允许日本每年派遣四十艘渔船到中国和琉球，朝鲜水域打鱼。2月27日，鉴于“亚洲的食品匮乏问题”，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农林两部批准了这一请求，但是也提出日本船只不得进入北纬29度和32度之间，东经123度以西地区，或中国岸线十二海里内捕鱼。但是日本一些渔民贪得无厌，经常无视双方协定，私自进入中国海域滥捕滥捞，以至于仅1946年国民政府就向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提出过八次抗议。

这篇文章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历史。日本战败之后，该国渔民确曾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到中国海域偷渔，甚至是由公司组织，有计划地作案。原因呢，是因为当时中国沿海渔业资源，特别是东海的渔业资源太丰富了，令日本渔民垂涎三尺。有到中国的海里打一网鱼，一个月就不用再出海的说法。

想想今天舟山渔场带鱼只有筷子长的状况，实让人慨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当然也不是我们这边儿的鱼多得抓不完。被抓获的日本船长下村和十在供词中承认：“本来北边鱼多，但是那里危险，经常有苏联船只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巡逻，所以到南边来。”

言下之意，中国是个软柿子……

很快日本人就会发现他们的看法错得多么离谱，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些日本渔民在偷渔的时候始终面对着一个强劲而“凶恶”的对手，那就是中国海军的护渔舰艇。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抓日本人偷渔的事儿，国共两党都干得不含糊。国民政府驻上海的海军第一司令部干过，共产党的东海舰队也干过。从维护国家权益的角度来说，两党都是比较坚决的。只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海洋权益关注不够，而没有为大众所知。

要是细究起来，只是方式方法有些不同，相比来说呢，国民党干得比较“野蛮”一些，而共产党干得比较“贪婪”一些。

这算是什么评语啊?

要是仔细看中国海军当时的作为，这样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瞧，起码在很多电影里面，国民党海军是相当“野蛮”的。

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偶然想到一个问题 - 那位在《中国海军》杂志上撰文探讨制止日本渔船偷渔问题的“寿生”是何许人也?一查之下的确吓了一大跳。

寿生，真名郭寿生，烟台海军学校1916年生，当时担任上海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上校专员，专职负责从事新闻编译工作，曾担任《海军月刊》社社长，他给《中国海军》撰稿，应该是颇给该刊面子的一件事情，也显示了他在海权方面深刻的认识。

然而，这位“寿生”还有一个身份 -- 此人居然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资格老得吓人。郭寿生1923年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山舰事件中那位共产党籍海军局局长李之龙的同学。他在海军中干得最有声有色的事情并不是办杂志和写文章，而是策反 --- 1949年4月，他策反了青岛海校同学，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使其率部起义，这次起义的二十五艘舰艇，一千二百名官兵成为人民海军创始阶段的奠基力量之一。

看到此处不禁替当时的国军弟兄倒吸一口凉气，实在是天下无处不共谍啊

言归正传，说国民党海军在追杀日本偷渔船只时比较“野蛮”，是因为他们真敢开火，而且一开火就往死里打，不怕把事情闹大。

或者说，干脆是希望把事情闹大才好。

1948年初，日本总督麦克阿瑟对中国抗议日本渔船偷鱼一事做出回应，称空口无凭，查无实据，故此无法对日方进行处罚。这一轻描淡写的回答让中国方面颇感不满，成为中方想把事情闹大的重要原因 -- 你麦帅不是觉得偷几筐鱼不值得大惊小怪吗?那抓几条日本船你总该知道我们是认真的吧?

恰好，此时的中国海军正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 -- 由于原海军部长陈绍宽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而且抗战中海军基本打光，故此胜利后蒋便裁撤海军部，用自己的得意门生，陆军出身的桂永清出任海军总司令。这一变革中，从清末便掌握中国海军的闽系军人，开始渐渐离开自己的舞台。

这肯定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桂永清的压力也很大，尤其是一个陆军将领如何在海军中立威，显然是个大问题。

日本渔船偷渔的事件对这位外号“睡虎”的将军来说，简直是瞌睡送上枕头来。何况桂永清还曾经带教导总队打过南京会战的，所部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其对日本人的感情可想而知。

根据郭寿生所记，针对此事桂永清下令“沿海海军如再发现日本渔轮侵入我渔区时，即行拿捕”。

国军一向不像共军那样令行禁止，几乎没有哪条命令贯彻到基层不走样的，于是，桂总司令这个“拿捕”的命令，到执行的时候烈度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在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一幕，便是国民党海军追杀日本偷渔船的一次交火。《上海渔业志》记载，引发此事的是上海渔管处所属的“渔皖”号渔轮，1948年5月26日，该船在佘山附近又发现日本渔轮四艘正在偷渔，于是向在上海的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报告。海军方面核实属实之后，当即派出中建号坦克登陆舰前往处理。

中建号是美国在青岛移交给中国的第一批LST型坦克登陆舰之一，接舰官兵的体会是该舰设备先进，生活条件尤其优越。曾在中字号舰上服役的炊事兵范祥麟回忆自己的工作“不象我国'捣锅底'，'淘米洗菜'，只是将冰箱内猪肉取出，用刀子割成一块块，放在电火铁板上烤，其余，面包只要将它放置在机器刀上，它便自己一片片地削成功……最感辛苦的要算是晚上做面包，当别人在甲板上看着玉腿如林，全身曲线的美女跳舞电影，与悦耳的音乐时，做面包的却在电火炉旁满头流着大汗呢。”

如此生活，当时显然会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羡慕。

中建号此时刚从南海执行收复西沙群岛任务返回不久(西沙群岛的原土莱塘岛因此被改名为“中建岛”)，正在修理汽笛烟突，但仍迅速出航，前去抓捕。

派出中建号执行这一任务，一方面是因为其吃水浅但吨位大(满载排水量4，080吨)，不但不怕日本渔船朝浅水逃，而且一旦抓住日本偷渔船只有足够能力扣押船员拖运船只，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属于美援舰只，设备比较先进，有着较好的通讯，作战和后勤条件。

中建号很快发现了目标，由于日本渔轮不听警告试图逃窜，该舰当即开炮拦截，击中一艘日本渔轮，迫使另一艘停船投降。关于这次任务，上海渔业志有这样的记载 - “中建”舰前往缉捕，当即将日轮“云仙丸22号”扣留，另1艘“云仙丸21 号”企图逃跑，被击沉，船员12人落海被救，连同“云仙丸22号”船员13人，共俘获25人。

这样的记载未免太不够准确，实际上，中建号的炮火直接命中了日本渔轮的舰桥，偷渔的两名日本渔民被当场击毙!

桂总司令只让你抓船，没让你打死人嘛。这些无法无天的国民党海军啊......

对于中建号击沉日本渔船的始末，《中国海军》月刊中这样描述 -

“日方野心未缉，依然胆大妄为，自由自在的时入中国领海捕鱼。于五月二十九日，被我中建军舰击沉一艘，俘获一艘。被打沉的渔轮是第二十一号云仙丸，船员十四人中两人已被击毙，十二人则用救生船救起，连同第二十二号之十三名船员，一起被俘，共二十五名，由该舰押回上海。据林舰长等称，日渔船之发现处，已进入我领海内约一百五十海里，另尚发现十多艘渔船，以相距较远，未予追稽。”

尽管做出了炮毙日本渔民这种相当刺激的事情，但中国海军此后表现淡定，他们此后忙的是对扣押的日本偷渔人员进行审问。

《上海渔业志》记载，从5月31日起，我国海军由第一司令部军法室主任李有签亲自操刀，对被俘日方人员连续三天突审，录口供五十余件，确认此事件属日轮有计划侵渔，侵犯中国主权。

《中国海军》月刊对这次审问的详情进行了记录：

“这二十五名日本船员是：下村和十(第二十一云仙丸船长)，中野龟司(第二十二云仙丸船长)，松尾未吉，小田孝，川崎芳久，荒木弘幸，中村藤男，松尾，中野实，西岛广作，大偎英敏，熊浦敏久，山口宇衡次，岸本弥一(以上十二人是第二十二号云仙丸船员)，中村竹康，冈木晴夫，饭田茂，小川满男，新道铁上助，兼种一，山下广喜，川口忠勇，石谷增吉，藤尾，樱井(以上十二人是第二十一号云仙丸船员)。经过详密的审讯，综合各种口供，已可断定日本渔船侵犯我国渔权，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有计划地行动。(一)被击沉之云仙丸第二十一号船长下村和十供认。(二)小川满男与石谷增吉诸俘皆供认，在彼等被俘之处(即我领海内)捕鱼已非一次，且位置差不多。(三)出动之渔船数字颇为可观，据熊浦敏久供，[公司一起有十组，(每组两条船)，先开出八组，我们是第九组开出。](四)熊浦敏久并供，[云仙丸第二十二号船长中野龟司在自长期出发曾说：现在我们的船要到中国内海去]而查日本渔船各项航海设施均甚完善，其来我国领海捕鱼，绝不致系受潮流的影响，故足证彼等在开船时已决定来中国。”

得理不让人，中方随即经江浙区海洋渔业督导处会同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警察局等有关机关对此案开庭审讯，并通过舆论揭露日本偷渔罪行。

老实说在抄写《中国海军》月刊的记录时，笔者深感头疼 - 民国时代的文献一大特点就是不负责任。哪怕是《中国海军》这样的官方刊物，也经常因为粗心马虎出现“明目张胆”的错误，常常可见同一事件标注民国年份同时标注公元年份，二者却不能统一的低级错误。在上面的文字中，首先没有说明白“领海”的概念，所谓日本渔船“进入我领海内约一百五十海里” - 正确的概念应该是“进入我专属经济区内约一百五十海里”，这已经足够说明日方的犯罪行为了，说成“领海”固然有强调海权之意，这个宽度也太“浩瀚”了，足以令人两眼翻白，实在不是海军专业人士应该写出的错误。此外这里面日方人员到底抓了25个还是26个，用数数和加减的方式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来，更令人抓狂。

不奇怪吧，29军副军长佟凌阁中将阵亡后，民国政府发出的“荣哀状”(相当于后来的烈士证书)和报纸报刊的报道上，一律能错成“佟麟阁”，并且坚决不改，以至于今天在北京纪念这位将军的那条道路仍然只能叫“佟麟阁路”，家属也只好捏着鼻子忍了……

尽管在处理和宣传的过程中存在种种缺陷，但中方的应对仍不能不说颇为高明，日本偷渔人员的供词，成为中国方面在对美日交涉时重要的依据。人赃俱获，新败的日本没有底气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麦克阿瑟占领当局也没有理由偏袒日本。故此此次事件以中方占据全面上风告终。

不久，中国政府公布《日本渔船越界捕鱼处理办法》，规定：(1)日本捕鱼区域在对日和约未签订前，应以驻日《盟军总部》所规定的范围为标准，其逾越该项范围而向中国方向捕鱼，以越界捕鱼论;(2)凡越界捕鱼的日本渔船、渔具、鱼获物应予没收，其船长、船员驱逐出境;(3)越界捕鱼的日本渔船经缉捕 后，由当地最高渔业主管官署会同缉捕机关调查询明后，应做成处分书，处分书应予宣布后交付越界的日本渔船船长，并报农林部备案。

这以后，日本船又试探着来过几回，中方毫不客气，上手就抓，处置十分严厉。例如1948年10月28日，日本渔轮“蛭子丸”偷入舟山洋面进行捕捞，当即被上海渔管处“渔平”轮抓获， 判了个船货没收，人员驱逐出境。

如此一来，日本偷渔的船只就不大敢来了，直到国共双方的战斗转到沿海，似乎一时无暇顾及，日本渔船又开始偷偷进入中国水域捕鱼。

这就纯粹是冒险了，俗话说刀剑无眼，到两军对峙的前线去抓鱼，日本人的勇气可嘉，运气不佳，转眼间又发生了 日本渔船被击沉的事件。

这一回的发案地点，大家都耳熟能详，竟然就是如今中日聚焦的钓鱼岛。

中业号沉俘两条日本渔轮以后，日本渔民到舟山海区偷渔的情况一时绝迹，直到五十年代才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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