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鬻爵，各朝原因各有一些不同，如汉文帝时采用晁错建议采取“纳粟得爵”办法，有吸收民间粮食、增加国家库存从而调节市场粮价，防止谷贱伤农和富商屯积居奇的作用。但多数是纯粹为了增加收入、渡过难关。有的则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所以，主要是封建政权和皇帝的腐败行为所致。用出卖官爵解决财政困难，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措施。凡卖官搞得凶的时代，伴随而来的，一定是政治黑暗，吏治败坏，社会动荡。随着封建社会的腐败程度的发展，卖官也恶性发展，逐步成为国家正常收入的途径。明朝从中期始，内忧外患，财政问题不断恶化，所以卖官弄钱就史不绝书。至清兵入关后，在南京所建立的福王小朝廷，虽然一开始就岌岌可危，内争严重，百务废弛；但在卖官问题上，则是上下同心，积极经营。所有官职都定价出售，现钱交易。以至官吏多如牛毛，民间讽刺说：“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似狗。”卖得的钱财，除了部分归朝廷多数被权臣马士英等人所贪占，故人说“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清朝，出卖官职就完全成为家常便饭。与以前其它王朝比，清朝卖官(叫捐纳)大约有如下的特色：
第一是开张早，规模日益扩大。几乎从清朝入关建立统一政权之日起就实行。顺治六年清廷就下令各地读书人。可以“纳粟入监”(到国子监读书，叫监生，毕业后可以授官)，还允许被革职罢官的官员们交纳粮食“开复原来官职”。康熙继位后不久，就让生员纳钱入监解决财政开支。后来因为平三藩之乱，军费不继，就用大卖官职来弥补。结果三年之中，仅此一项，收入达到200余万两银子，出卖了知县职500多个。在康熙统治期间，一共正式卖官达27次，收入是很可观的。雍正、乾隆朝虽然是清朝极盛期，但也从未中止过出卖官职。嘉庆上台后，清朝由盛入衰，官职买卖也就日益兴旺、毫无节制了。嘉庆帝一上台，就碰上川陕楚三省白莲教起义，军费浩繁，朝廷根本无法应付，所以特别以此为名出卖官职，到嘉庆六年，就一共收入了卖官银子3000余万两。而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内外交困，卖官银子成为维护清政权苟廷残喘的血液。咸丰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南方各省分设捐局，动员地主富商捐钱买官，长沙一地，捐官的人数竟达1200余人，贫困的广西地区，也先后有400多人买官。卖官活动，一直至宣统退位才告结束。
第二是借口繁多，不一而足。清朝统治268年间，战乱、灾变不断，每一事发生、即成为卖官借口，花样多得无法说清。最多的是：①筹措军费的需要，这一种最多，开捐的规模也最大。自康熙镇压三藩之乱开端，雍正朝有西北蒙古贵族叛乱的事，乾隆朝有解决大小金川叛乱，嘉庆朝应付三省白莲教起义，咸丰镇压太平天国，光绪时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和镇压义和团等等，都大规模搞过。②治理河道工程需要，叫“河工事例”。清朝黄河、淮河常常决口，造成大规模水灾，还有修运河等等，所以开支很大，以此为借口卖官的“事例”也最多。康熙时就因修永定河工程盼捐例，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光绪等朝，都多次因修黄河等开捐卖官。③灾年救济灾民所需而举行的，也是从康熙朝就开始的。从此几乎没有停止过。大灾大卖，小灾小卖，甚至无灾也以备灾为名而卖。此外还有修整海塘，营造土地等等。
第三是官僚“倒卖”，以谋私利。朝廷以卖官弥补财政亏空，掌握大权的官僚则从中渔利。清朝卖官，常常是督抚以本省发生事为理由奏请举行。他们往往也提出具体措施，如何交纳银两、价钱多少等。这就给各省长官以渔利的机会。有些官僚一面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要求降低价格，而在本省又暗中抬价，从中得益。有的则奏请收纳买官人实物，用时价折银，也从中作弊。有的为了升官和谋利，强行威追人家报捐。更有一些地方大官僚，仿照朝廷，私自卖官的。如乾隆时当湖南巡抚的郑源铸，就是一个典型。他把省内所空出的官缺按质论价，标明价钱，叫“买缺钱”“大抵总在万金上下”。凡中央分发来湖南当官的．都必须按郑氏规定的价格交款然后才上任，如果来人一时手头紧无法交出，郑就派人通知新官员即将任职的州县，叫那里衙门中的胥吏带钱到省城，一手交钱一手接人。他从中取得大量钱财。在中央的当权的大官僚，也常常用给人谋官而收受贿赂，乾隆朝长期当政的军政大臣和坤，“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
第四是出卖的官职品种齐全，价格适宜。最多的是卖虚衔，即只卖一个衔头。但这只能满足虚荣心，毕竟难以调动买官者的积极性，所以一到紧急需要，就出卖空缺，交银后可以上任，或可以分发各地，优先补缺。这种价钱也较高，收效很快，鸦片战争后就很多。还有较大量的，是指买国学的监、贡生头衔，从而不必参加基层考试即可参加乡试、会试。如红楼梦中贾府的宝二爷和兰小子，就是靠贾政为之捐买功名而直接参加乡试，得中举人的。此外还确封典，即现职官吏出钱后，朝廷给其父母等先辈封荣誉衔。还有出卖翎顶(清朝高官帽子上所带的孔雀翎羽)等等。此外，出卖的有文官，也有武职。官职的类别就更多，从四品道台至未入流的小官职都备有。
因为卖的多、卖的勤，所以价钱也定的很便宜，而且不断降价、折成优惠等等。清朝中叶，买一个知府(正四品官)大约交钱子1万两左右就行了，至清末，则降至5000余两。知县职最先约4000两，后来降至不足1000两。至于监生、贡生，甚至百把两银子就可以买到。。有时初定价颇高，捐买人不踊跃，即折成收银。甚至有三折成交的，大大优惠，以争取顾客。
买官所交付的多数为银子，但也常常以实物折银，花色品种就更多了，有马匹、骆驼、粮草、饲料等等。(摘自博采资源库)
总之，清王朝自始至终，都把卖官作为国家的一项主要收入。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政治腐败的反映，它反过来又加深了腐败的程度，卖官鬻爵，导至清朝官僚机构恶性膨胀，官僚队伍日益扩大。官员人数，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同时，吏治黑暗，也是首届一指的。靠买官做官的人，素质一般很差，甚至有“目仅识丁”者，也捐买专办公文的笔帖式做，所以公务难承担，而专门“奔走声援”，奉承上司。而且，花了银子买官做，目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和赚更多的钱财，所以一上任即大肆搜刮。如乾隆时任浙江巡抚的王宣望，就是靠捐官爬上来的。他当甘肃布政使时，谎报灾情、冒领账粮，又奏请开捐卖官，私立规例，包揽捐局，从中渔利。后来他被处决、抄家，仅金银就超过百万两。清朝政治腐败、国势日非，与此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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