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对日本领导人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机构正在缓慢形成，起诉和逮捕在难以预料的时间一波波到来。9月11日，宣布了对第一批战犯嫌疑人的逮捕，接着是不祥的平静，直到11月19日第二批逮捕令发布。12月的第一周，许多军部高官和官僚们被添加到了“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行列，包括前首相近卫文 和天皇身边最亲近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等人。

12月6日，杜鲁门总统任命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带领40名部下抵达东京。两天后，麦克阿瑟为日益临近的审判设立了国际检察局(ips)。依照日本历，这一天正是珍珠港袭击4周年。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至于哪些被告将首先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直到3月11日才宣布。审判开始于5月3日。直到此时，最高统帅部和国际检察局在理论上仍然有可能起诉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

在宫廷圈内，天皇是战争罪犯的观念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天皇应当对战争和战败承担一定责任的想法，却是被认真考虑的。在最高统帅部表明其立场——坚决反对除利用裕仁之外的任何政策之前，天皇本人曾有过这样的考虑。8月29日，在胜利者踏上这片神国的土地的前一天，天皇对木户幸一谈到了退位的问题，认为可以将此作为免除他忠诚的大臣和陆海军将领们的战争责任的方法。木户告知天皇这并不可取。9月中，在天皇知情的情况下，天皇的内叔父东久迩宫率内阁秘密讨论其退位事宜。尽管有些阁僚力争天皇对战争并不负有宪法责任，但有其他大臣强调，天皇对国家、战死者和战争遗属负有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

10月的第一周，东久迩宫首相私下会见了他的侄婿裕仁，并劝其退位。东久迩宫表示，愿意放弃自身的皇族地位。据称他的提议被驳回了，理由是“时机未到”。几周后，裕仁语调平淡地告诉他的侍从次长说，万一退位的话，他希望找到一位有才能的研究者，协助他的海洋生物学研究(这是数年前，天皇为树立其真正“现代人”的形象，自己选择的学问领域)。

1月4日，有关战争罪行的公众舆论升温，对煽动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任职者开始大范围的“彻底的”清查。天皇让木户幸一的继任者侍从长藤田尚德调查，时下最高司令部是否希望他退位。藤田对此表示反对。裕仁一直热心于研究历代天皇的先例，1月下旬他让学者为他讲授宇多天皇让位之事。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于31岁时退位。裕仁还将英王室看作是现代皇室礼仪的参考典范，让官员扼要汇报英王退位的惯例。

天皇退位的话题很快泄露给了媒体。1945年10月下旬，近卫公爵公然提起天皇退位的可能性，然后又迫于内阁压力发表了修正声明，引起骚动。近卫公爵不同寻常地直率表示，天皇在未能回避与美国的战争以及未能尽早终结战争两方面，都负有重大的个人责任。翌年2月27日，这一话题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据《读卖报知》报道，前首相东久迩宫向一位美联社记者透露，最高层正在认真讨论天皇的退位问题。如果裕仁自己选择退位，将会得到皇室全体的支持。数日后，东久迩宫直接告知日本新闻界，他个人曾经敦促侄婿裕仁考虑退位的三个“适当时机”。尽管第一个时机“当投降文件签署之时”已经错过，另外两个适当的时机还未到来。照东久迩宫看来，裕仁应当在宪法修正之时或是占领期结束、和平条约缔结之日考虑退位。新闻界甚至推测最有可能的是天皇之弟高松宫摄政，直至皇太子成人。

《读卖报知》耸人听闻的报道，倒是与宫内省枢密院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一致。会上，天皇31岁的幼弟三笠宫，间接敦促天皇为战败负责。三笠宫力劝，政府和皇室总体上必须超脱“旧式的思考”，“于今采取大胆的行动”。厚生省大臣(后来的首相)芦田均当时在场，他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三笠宫的话，而“天皇陛下忧虑的脸色从未如此苍白”。

尽管如此忧虑，天皇显然大约正是此时决定不退位。他对侍从次长木下道雄说，他怀疑任何人有资格接替他的位置。他的三个兄弟，高松宫曾是公然的“参战派”，秩父宫体弱多病，三笠宫太年轻缺乏经验(三笠宫现年31岁，比裕仁1921年摄政时的年龄大11岁)。天皇告诉木下，他遗憾叔父不大注意面对新闻界的言辞。

政治和思想领域的著名人士们，开始发言支持天皇退位。新近任命的东京帝国大学校长、自由主义者、基督教教育家南原繁，在总体上对天皇制进行了善意的评价，但是主张裕仁应该因道义原因退位。辅佐近卫起草明治宪法修正案的保守的宪法学者佐佐木忽一，也以道义的理由赞成天皇退位。严格的保守派哲学家田边元，对佛教概念“忏悔”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希望天皇引退而成为贫与无的象征。他还敦劝将皇室财产用于救济贫困的人。

对裕仁退位最轰动的公开呼吁，是著名诗人三好达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6月号的《新潮》杂志。三好达治解释说，他并非是认同东京战犯审判的支持者们对战争责任的看法，即天皇对侵略和暴行负有直接的、政策决定上的责任，但是也不接受天皇支持者们所推出的热爱和平而又无助的仁慈君主的形象。他强调说，问题在于，“这并不仅是战败的责任问题”。三好以不同寻常的强硬口气，谴责天皇“对自身职责甚为怠慢”，并且“负有对战场上为他捐躯的忠良将士背信的责任”。

三好宣称，天皇曾是大元帅，却未能制止军阀者流的横行。天皇以家长的口吻呼臣民为“赤子”，却驱策明知道将会失去控制的陆海军士兵赴死。作为国家元首，他现在应当由自己承担起这场灾难的责任，树立道德的典范。天皇在战时的统率，无论在大势判断、临机应对、起用人才、体察民情，还是把握时机终止战争方面，都是无能的。既然天皇已经宣布自己不是“现人神”，那么他现在就应当像个凡人那样退位。

假使占领军当局选择敦促裕仁退位的话，显然不会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存在。天皇近侧的人士也承认这一点。而且可悲的是，公众将如同接受战败本身那样，轻易接受天皇的退位宣言。保守派则会将天皇的退位正当化，并且借此对天皇制的道义的高洁再次加以确认。天皇制民主仍然会在新君主的统治下发扬光大，而裕仁悲惨的昭和时代(如此反讽的命名，“昭和”两字原本意味着“光辉与和平”)将会落幕，“战争责任”问题则会显得一片光明。

当然，麦克阿瑟及其助手对局势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对日本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1月26日，原海军大将、总理大臣、天皇的心腹米内光政，恳请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发表见解，最高司令官回复说，此举并无必要。一个月后，宫中与最高司令部之间的日本联络官报告说，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局长戴克(dyke)准将建议，为转移公众注意，天皇可以离开东京，将宫廷移到京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里一直是皇家的传统地盘。翌日，三位与民间情报教育局有关系的日本人，给侍从次长木下道雄带来了一份值得注意的、长长的备忘录，总结了戴克准将有关“皇室的问题”的见解。文件开篇就坦率主张，维护天皇对于建设民主的日本是绝对必要的。

1946年3月初，侍从次长被告知，菲勒斯将军担心天皇周围的“可笑之人”，给予天皇坏的建议。这大概不仅是指皇室的异端人物东久迩宫和三笠宫，还包括给天皇安排关于宇多天皇退位与英国国王退位讲义的宫廷顾问们。菲勒斯告诉米内大将，“非美国的思想”正甚嚣尘上，甚至在美国上层，要求逮捕裕仁接受战犯审判的呼声依然具有影响力。

3月20日，菲勒斯邀请寺崎英成、寺崎的妻子(菲勒斯的堂姊妹)格温(gwen)和他们的小女儿晚宴。饭后，身为天皇近侍的寺崎，直率地询问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的想法。菲勒斯先是指出自己不能为麦克阿瑟代言，然后强调说，麦克阿瑟是天皇“真正的朋友”。他告诉寺崎，麦克阿瑟将军近来已经知会华盛顿方面，假使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陷于混乱，届时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占领军的规模。

这里不得不再提提麻克敌这个人。麻克敌，枪法好，胆量大，但就是不够冷静，急于立功。但是特工的工作，光有高涨的热情还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对形势的足够把握和冷静的分析。

高月保、乘兼悦郎两特使被刺杀后，汪伪当局理所当然要进行大搜捕，全面封锁北平城。当时的北平大街小巷所有路口，都有宪兵特务把守了，并且要检查良民证。宪兵特务们随时随地都会闯进居民家中，翻箱倒柜地搜查刺客。甚至连地板、土炕都要拆开搜索。许多无辜的居民被逮捕，还遭受酷刑。一个礼拜之后，才允许居民进出城门。但是要预先领取出入证，并按上自己的手印。各城门都有由警察局派出的指纹专家检查出入证，看手印是否与执证者相符。稍有怀疑，不由分说，立即扣押审讯。警察局还以巨额悬赏，捉拿刺客。

这时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迅速离开北平。但麻克敌因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受到鼓舞，坚持要留在北平城内，于是便住在了北海后海他哥哥的家里，希望再立新功。

于是就有了之后的“老麻”事件，为日军提供了破案抓捕的机会。那么，这次的刺杀行动是怎么准备的?为什么又会选择在东皇城根动手呢?

北平情报站站长刘文修在行动前曾与麻克敌商议，初步将狙击地点放在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另一名狙击手掩护。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并且这里没有日军据点，是由伪警察警戒的，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也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则是麻克敌一时决定的，因为警卫人员跟得太紧没有下手机会而作罢。

29日，当麻克敌、邱国丰二人再次尾随特使到皇城根时，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春风得意，快马加鞭，与随行骑自行车的警卫拉开了距离。于是，麻克敌立刻决定采取行动，惊天大案就此爆发。

麻克敌快骑追超两特使，将自行车放倒，迅速向后开枪，“砰，砰……”当场击中位于后方的高月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保落马。在前面的乘兼悦郎停下来试图帮助他。因为周围混乱嘈杂，事发突然，还没有等乘兼悦郎反应过来，麻克敌又抓紧时机开了两枪，将乘兼悦郎也击倒。此时，锣鼓巷口巡警阁子的值班警察伪内五分局第十九段派出所岗警，值班警闻声欲来救援。麻克敌对倒地的两名日军又补发两枪，很遗憾没有打中。眼看后方骑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来，麻克敌飞身上车，迅速向西，进入小巷，消失得无影无踪。

日本宪兵急于救人，未来得及继续追赶，而是先用人力车，后用汽车将两特使送往医院抢救。高月保在送医后不治而死，乘兼悦郎重伤。

活下来的乘兼悦郎因枪击致残后来离开一线部队，改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庶务科科长。我们在一些相关的档案中还发现了一些令人齿冷的内容，当时日军对麻克敌等人的诉状，除了1940年11月29日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事件之外，诉状中还提到他们在通州兵变中针对日本平民的虐杀、强奸、抢劫等罪名，但其中却看不到任何有关调查的详细材料。

在南京罪行累累的日军来宣布这些罪名，不免让人感到齿冷，而这种明显给敌手脸上抹黑，意指其“罪恶累累”的做法，又很难不让人对此表示疑问。

最后麻克敌等人被判处死刑，1941年2月15日被枪杀于天桥刑场。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惊天一击，虽然改变不了敌我的总体实力对比，但无疑让骄横的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让北平人看到了希望，鼓舞了中国人的抗日勇气，虽然无数的抗日爱国志士相继倒下，但北平内外仍然与日军进行着顽强的抵抗，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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