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冲绳归还”日本之前的1971年7月，日本外务省整理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问题绝密资料称，“围绕尖阁群岛主权问题，日华(指台湾国民党政权)相互反驳，将给日华友好合作关系带来消极影响，而且如果围绕这一问题日华加深对抗，将为中共给日华友好关系打进楔子提供绝佳口实，因此日华双方政府有必要极力避免将此问题作为重大问题处理”。1972年5月25日，福田赳夫外相在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质询中答辩称，“(中国)提出异议的话将很难办。此事不宜闹大”。可见，当时日本政府认识到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

1972年，在同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的会谈中，周恩来总理就解决钓鱼岛问题的现实方案首次提出“搁置论”。竹人义胜在手记中写道，“我就尖阁群岛的归属问题说：‘从历史上及文献中，那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但周先生只是微笑。他说：‘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的见解不会改变。这将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所以搁置起来，让后代聪明人去解决吧。’他没有让步的意思。”

同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等人访华谈判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根据前外交部顾问张香山的手记，在会谈进入尾声时，田中提出“借此机会，请问一下贵国对尖阁群岛问题的态度”。周总理说，“此次不想谈，现在提这个问题没有好处”。田中说，“我既然来了北京，对这个问题一点不提，回国以后难于交代。现在我提一下这个问题，回国就可以报告了，我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周总理说，“因为发现了海底油田，台湾把这个问题闹大了，美国也蠢蠢欲动”。田中首相说，“那就可以了，无需再言，留待以后处理吧”。出席首脑会谈的官房长官二阶堂进证言称，“田中在会谈的最后提出‘共同开发尖阁群岛吧’，周先生明确指出，‘田中先生，那件事以后再说吧’。此后田中未再深究”。

1972年11月6日。外相大平正芳在国会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否涉及领土问题”的质询回答称，“过去问题的处理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已经解决。和平友好条约是面向未来的两国友好关系的指针，请从这一角度判断问题”;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不触及尖阁群岛主权问题，显示了‘冻结’或‘搁置’的方针”。

1978年4月12日，发生大约100艘中国渔船接近钓鱼岛海域事件。4月21日，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在自民党总务会上发言：“关于尖阁群岛，既然日中两国均主张拥有主权，双方应该通过协商，从大局出发予以处理。具体做法，希望双方以不涉及领有权问题的方式解决。”

8月10日，邓小平副总理接见为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访华的园田外相。园田说，“关于尖阁群岛，想必您知道日本的立场。故此希望不要再次发生类似的偶然事件”。邓小平立即表态，“我也要说一句，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我们这一代人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应该会找出解决方法的”。园田说：“阁下，我明白了，不必再说了。”

同年10月25日，访日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与福田赳夫首相的第二轮首脑会谈中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在中国称为钓鱼岛，在日本叫作尖阁群岛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最好不要拿到这次会谈的谈判桌上来……”同日，邓小平在一场记者会中，留下一段众所周知的名言：“‘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两国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对于邓小平这段话，日本外务省在绝密文件中如是评价：“关于尖阁群岛一事，尽管日本方面没有提出来，但邓副总理表明了立场，‘我看还是不要提这个问题的好’……进而，邓在记者会见时有这样的表述：‘不希望日中友好的人，就想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个问题还是交给下一代的好’，可以说中国方面已尽力表明了所能表明的最大限度的态度。”

1979年5月31日，《读卖新闻》在题为“不要让尖阁问题成为引发纠纷的火种”的社论中归纳道：“尖阁群岛领有权问题，在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之时，在去年夏天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之际虽然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均以所谓‘不涉及’方式得以处理。总之，日中政府间达成谅解，即日中双方均主张享有领土主权，承认现实中‘存在’争议，保留这一问题，以俟将来解决。中日间的这一谅解虽末写入共同声明及和平友好条约，但毫无疑问，这显然是政府对政府的庄严‘承诺’。”▲(作者倪志敏是日本龙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本文节选自由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钓鱼岛主权归属》一书，该书出版纪念会4月22日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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