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解放军在武器占优的情况下，正确使用战术取得了对印作战的全面军事胜利。
核心提示：中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取得胜利后为什么后撤，很多人对此不太理解。这里其实是一种无奈。首先，军队的后勤补给无法跟上。另外，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国内环境不佳，战争不宜拖久。其次，在当时中苏恶交，与印度的战争升级则会导致三线面临压力的危险。
中国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取得胜利后为什么会后撤20多公里，很多人一直对此不太理解。不过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后，如下几个原因也许可以说明问题：
1、给养困难
记得以前到四川上大学的路上曾经遇见过从四川到西藏打工返乡的农民，他们是去给驻藏边防哨所背粮食的，1斤粮食给4块钱的运费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粮食的价格本身。而在89年，4块钱并不是小数目。据他们说他们一次背大概50斤左右的粮食，然后在高海拔地区翻山越岭，经过2~3天达到目的地后返回。由此可见，维持给养的困难程度。往前推近30年，当时的给养困难程度大概要坏很多。我曾经在青海牧区工作过4年，现在也常去牧区出差，尽管现在公路建设成绩斐然，但是假如没有公路系统，运输将非常困难，一些高山不花一天多时间是根本不用指望翻过去的，如果身上还带有物资，那就更难说了。不过，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很适合大兵团作战的，关键是高山纵横的地区，只能靠人和飞机来作战——尤其适合武装直升飞机。
至于大炮坦克之类的，是很难发挥作用的。但是在印度一方，情况则要好得多，他们的军事运输至少不需要像中国这样穿过数千公里青藏高原，尽管在高山地区他们的军队同样面临无法展开的局面，但是至少在把军事物资运送到战区方面，他们占有绝对优势。什么意思呢?即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在后勤上保证长期大规模作战。因此，假如中国不后撤，那么回过神的印度就可以通过长期的小规模侵袭战来消耗中国，中国实际上是很难确保不被迫后撤的，而这对于国家的声誉是很大的损害。而主动后撤，算是给足了印度面子，印度在法理上难以找到继续长期战争的条件，而中国则可以赢得没有霸权野心的好名声，是非常有利于团结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因此，由于给养困难导致的主动后撤使中国避免了陷入长期被动局面的境地，2、美苏的压力和中国的核计划
当时中国刚刚度过3年困难时期，国力空虚，而在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美苏及其集团都公开站在印度一方反对中国，如果战争长期化，在美苏集团的支持下，中国很难在中印边境地区维持长期的战争，而且可能面临来自苏联的侵犯(当时苏联就重兵压境使人不得不防)。因此通过主动后撤，不仅使印度失去了继续战争的借口，而且也让苏美集团无话可说，避免了陷入被动的局面。同时，中国当时正在全力以赴研制核武器，在这一过程中美苏都在威胁要对中国“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息事宁人，有助于核计划在较小的风险下顺利完成。我们设想一下中国前推之后并不后撤，与在美苏集团支持下的印度交火，美苏集团对中国所能采取的当然是更尖锐的对立态度，此时中国的核计划受到打击的可能性就要远远大于较和平的状态。
3、中国打破封锁走向世界的战略需要
当时中国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是西方集团的封锁，另一方面是苏联集团的敌视，同时国内刚经历3年困难时期急需恢复，因此中印冲突并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争取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同时通过后撤而平息战争，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平息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敌视，使强加在中国身上的邪恶的性质多少得到点澄清，有利于摆脱孤立的处境。实际上，中印边境冲突后不久，1964年1月，中法之间就建立了外交关系，打开了中国与西方正式交往的大门。我们设想如果中国当时仍旧陷入与印度的持久战争中，这种局面是不会出现的。由于战略目的的需要，不仅苏联，西方国家恐怕还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压中国为数不多的穷朋友，使中国更加孤立，对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战略是极其不利的。另外当时中国正在输出革命，对于来自印尼之类的国家对中国试图控制其国家的说法而言，主动后撤之类的也算是回击。
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
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中国威胁论”也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迫于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中国政府自然表示友好的回应。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时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么。”毛泽东当时还请米什拉代为问候印度总统和总理。
但此时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却依然活动猖獗。他们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合国大会。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查尔中央直辖区”。此时，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八十年代中后期小平同志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活动活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军队曾计划对印度的军事行动“藏雷行动”。总参从1986初就开始为军事行动慎重而详细制订缜密的作战方案。1987年底作战方案完成，邓小平等一批军委领导看过后表示同意。
1988年中国开始秘密的对军事行动进行准备和部署，原计划是1989年夏季(青藏高原在夏季节容易进行运兵和后勤补给)对中印边界的印军发动闪电战，规模要大于1979年的中越战争，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推迟。时间进入1990年，当中国权利机构交于江总书记的第三代领导班子的时候，国内的各方面开始稳定，但是印军在实际控制线上的挑衅并没有停止，而且情报显示印度正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展核武器，如果一旦印度有了核武装，那么对印度发动战争的顾虑将会更大。
对印军事行动再次摆上了中央领导的桌面进行讨论。可惜天不遂人愿，当军事行动再次即将开始时。九十年代初东欧巨变，美国再也不需要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了。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中美关系已经远远不如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有利。打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孤立和制裁发展经济成为中国的首要工作，权衡利弊后，对印军事行动被迫取消，也许是永远的取消，同时也造成了九万平方公里永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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