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刺客多如牛毛，然青史留名者寥若晨星。司马迁在《史 记·刺客列传》中只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其中荆轲的故事耗用笔墨最多。但是与其他四位刺客相比，荆轲无疑是最失败的一个。曹沫劫齐桓公，尽复失地，全身而退；专诸刺王僚，一招毙敌，功成身死；聂政刺侠累，如入无人之境，击杀数十人；豫让虽然多次功败垂成，但最终还是义感赵襄子，让他自杀前在自己的衣服上刺了几下。而荆轲刺秦王，秦王有惊无险，燕国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行刺前就有田光，樊於期两颗高贵的人头落地；行刺中又搭上了荆轲和秦舞阳两位勇士的性命；行刺后秦王怒而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国都城）”。太子丹被杀，燕国旋即灭亡。在燕国灭亡的前后，名将樊於期的自杀、拱手奉上的督亢地图，都无疑帮了秦国的大忙。然而奇怪的是，像荆轲这样一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刺客，竟能够名垂千古，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这究竟是为何呢？

　　首先，刺秦失败，非荆轲之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荆轲是个素质一流的优秀刺客，实则不然。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卿好读书击剑”，曾经凭借剑术游说卫元君，结果“卫元君不用”；后来又与秦国著名剑术家盖聂论剑，话不投机，盖聂怒目而视，结果“荆轲出……不敢留”；再后来又与赵国鲁句践下棋，发生争执，鲁句践大声呵斥，于是荆轲默无声息地逃去。陶渊明也在《咏荆轲》中惋惜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可见荆轲虽然胆气过人，可惜剑艺欠佳，并非充当刺客的良材。
　　荆轲并无刺客应该具备的高深武功，起初也并不愿意充当刺杀秦王的刺客，是太子丹等人通过自杀、施恩等手段一步步将其“绑架”，将他“逼”上刺杀秦王之路的。不过这还不是大问题，因为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卿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可见，荆轲虽然不是武功卓绝的剑客，但他知书达理、文武兼备，因此在出使秦国之前，极有自知之明的荆轲就已经安排好了万全之策——等他的朋友同去。至于这位朋友究竟是谁，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武功应该不弱，至少不亚于荆轲，比那个13岁就能杀人的秦舞阳更是强之百倍。荆轲之所以苦苦等待，是因为他知道秦舞阳名不副实，恐怕有辱使命，只有和这位朋友同行才有胜算。试想，如果当初在秦王殿上出现两个“荆轲式刺客”围追堵截，秦王岂能轻易逃脱？可惜太子丹过于性急，在荆轲等待朋友的时候再三催促：已经没有时间了，荆卿你还打算动身吗？请让我先派秦舞阳去吧。这句话不啻于掌掴鞭抽，因此荆轲怒斥他“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可见荆轲本是打算和朋友共同劫持秦王并全身而返的，但经太子丹这么一催，只好负气上路。失去了朋友的帮助，荆轲自知生还无望，于是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头也不回，“就车而去”。太子丹不让荆轲等朋友，如果给他配备一个艺高胆大的助手也可，可配备的却是一个徒有杀人虚名的秦舞阳，不仅在行刺时没有起到任何协助作用，反而在行刺前因失态引起秦国君臣的怀疑和警惕。对此，唐代诗人周昙在《秦舞阳》中评价说：“岁徒闻有壮名，及令为副误荆卿。是时环柱能相副，谁谓燕囚事不成。”意思是说，秦舞阳空有年幼杀人的虚名，让他充当副手误了荆轲，如果秦王绕柱逃跑时他能帮一把，谁说刺秦之事不会成功呢？可见，如果当初按照荆轲的筹划安排，刺杀秦王极有可能成功，但由于太子丹太过性急、秦舞阳太过脓包，致使荆轲功败身死。
　　其次，秦王伟业，令荆轲名望倍增。荆轲的知名度之所以高于曹沫等四位刺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刺杀的对象名气太大。尽管齐桓公（春秋齐国国君）、王僚（春秋吴国国君）、赵襄子（战国初年赵国创始人）、侠累（战国初年韩国相国）等人爵高位显，史书留名，但与“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相比，实乃萤火之于日月，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因为秦始皇的功绩、名望都高于齐桓公等人，所以，荆轲的名望也就高于曹沫等人。倘若荆轲行刺的只是一个无名小辈，或者秦始皇只是个庸碌无为的君主，荆轲就不会在诸多的刺客中脱颖而出。可以说，荆轲的出名是以秦始皇的知名度作为基础的，秦始皇的功劳越大，荆轲的名望就越高。
　　再次，个性魅力，令世人敬仰。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知恩图报、轻死尚义、胆识过人，千百年来，一直备受世人敬仰。这种重情义、轻生死的精神，从秦汉至今，已不多见，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大放异彩。荆轲不只在行刺过程中表现出的无畏、冷静、勇敢、机智令人钦佩，更重要的是，他骨子里渗透着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一种对朋友最原始的感恩和忠诚。与这种令人着迷的个性魅力相比，什么剑术高低，什么功过成败，都已变得微不足道。人们记得的，只有那震古烁今的惊天一击背后展现出的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的结尾评价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最后，抗暴义举，顺民心民意。在中国历史上，刺客犹如一颗颗划过长空的流星，虽一掠而过，但敛不住其耀眼的光芒。他们以匹夫之躯力搏强势群体，使人感受到普通民众对强权的仇视。诚然，秦的统一是个人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即使荆轲杀死了一个秦王，还会有下一个秦王出来继续完成统一大业。再退一步说，即使荆轲成功劫持了秦王，逼他订立归还诸侯土地的契约，又有谁能保证他不会出尔反尔？天下大势又岂是劫持一个君王就可以改变的？所以荆轲刺秦王，成败本身并无太大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在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历史功绩的时候，也应看到他在统一过程中对人民造成的莫大伤害。因此荆轲刺秦王代表了人民的抗暴之心，代表了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英雄气概和冲天豪情。“荆轲刺秦王”这一荡气回肠的千古史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慷慨激昂的英雄悲歌，必将伴随着壮士英名永世流传。“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陶渊明的《咏荆轲》和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集中体现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荆轲抗暴义举的赞颂和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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