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69年2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成立了‘虎饶前指’，对珍宝岛斗争做了细致安排。3月2 日，‘虎饶前指’派出30余人登上珍宝岛巡逻， 并在岸上派出两个步兵连秘密掩护。此时，苏军接到驱赶中方人员必要时可以开枪的通知，派出70余人上岛。战斗于9时17分打响。”

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地区连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不到一个月，中共“九大”于4月1日在北京召开。中苏关系史专家李丹慧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中提醒人们：“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 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 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

所谓“重要历史背景”大而言之，就是中国正处“文革”高潮，与苏联矛盾越来越尖锐、激烈。具体而言，就是中国此时派性斗争严重、几成“全面内战”，在这时要召开以“团结”为主旨的“九大”。要在这种“大”、“小”背景下，考察“九大”的召开与不到一个月前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的内在联系。

一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其基本设想是经过“斗、批、改”三个阶段，实现“理想社会”。具体方法是由他一贯宣扬、提倡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是在运动初期强调发动、放手、矫枉必须过正……所以，在“文革”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要求、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曲纵下，武斗频发，迅速升级。“文革”初期改组后担任北京“新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说，“八一八”毛主市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北京市委并不清楚”，“‘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但是：“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然而：“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2页)

首善之区的首都北京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两派武斗更加激烈，由棍棒、大刀长矛发展到枪炮，一些地方甚至将军工厂的坦克车开上街头，参加武斗。军队大规模被派到地方“支持左派、军管军训”，结果不是“支一派打一派”就是不同部队、不同军兵种往往支持地方不同派别，直接、间接参加武斗，军队内部派性也非常严重。一时抢夺解放军枪支成风，派性越来越强，武斗迅速升级。

随着刘少奇和各地“走资派”的被打倒，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开始发生转变，渐渐强调“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实现革命大联合”。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表明此时他把召开九大、重建共产党组织权威提上了日程：“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2003年版第1509页)但他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各地武斗仍更加激烈，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召开九大。近一年后，到1968年夏多数省市才成立了“革委会”，但武斗仍然十分激烈，而且有向原来相对“不激烈”的北京蔓延的趋势。北京一些高校，也开始“枪战”，甚至有要制造激光武器的传闻。

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决定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武斗。

1968年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因为广西发生严重武斗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以严厉措词规定：“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但许多地方武斗并未停止，紧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7月24日因为陕西发生严重武斗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以更为严厉的措词规定：“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了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三天后，即7月27日，毛泽东决定向武斗迅速升级的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但却遇到强硬抵制，五名工人被打死，多人受伤。毛泽东在2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召见五名最有影响的北京高校“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头人。对这些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一直坚决支持、百般回护，这次却提出了极其严厉的警告：“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于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于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毛泽东传》(下)，第1523页)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从8月10日到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迅速批准了最后五省、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9月20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召开九大问题：“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 (《毛泽东传》(下)，第1526、1528页)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会只有两个重要议题，一，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最后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二，为召开九大作准备，包括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修改党章等。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开始集中于整党建党和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1969年2月开始的。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具体内容为九大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毛泽东传》(下)，第1545页)

从1968年夏秋起到此时近半年的时间内，各级“革委会”普遍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刘少奇被中央正式决议开除出党，为九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召开九大、重建共产党组织权威成为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不过，要在半年内结束两派激烈武斗、几乎是“全面内战”的状况，召开以“团结”为主旨的九大，实在不容易。此时，派性依然非常严重，一些地方仍有武斗。

如何消除派性、召开一拖再拖的九大;在九大后如何继续消除派性，成为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头等大事。

二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边界的珍宝岛爆发了两次严重武装冲突和一次火力接触。

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国防大学徐焰教授作了深入研究。他在《1969 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一文说：1969年2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成立了‘虎饶前指’，对珍宝岛斗争做了细致安排。3月2 日，‘虎饶前指’派出30余人登上珍宝岛巡逻， 并在岸上派出两个步兵连秘密掩护。此时，苏军接到驱赶中方人员必要时可以开枪的通知，派出70余人上岛。战斗于9 时17分打响。经一小时战斗，苏军死伤大半，所余人员撤回对岸，中国巡逻队也返回。据苏方宣布，当天军人死亡31人。此次战斗中方阵亡24人，并失踪1人。”“3月2日战斗结束后，苏军又多次越过封冻的乌苏里江登上珍宝岛。3月15日， 经请示中央军委，‘虎饶前指’派出百余人的步兵分队在炮兵掩护下登岛。当天苏军共出动坦克、装甲车50辆以上，向中国领土发炮10000多发，中方以步炮兵协同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击毁坦克2 辆、装甲车7 辆。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汇报，肯定作战成绩后又表示：不要再打了。傍晚前，双方军人均撤出珍宝岛。3月17日，中苏军队在珍宝岛又发生火力接触，随后苏军因江面解冻和岛上大量布雷而不再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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