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37年2月19日，多家报纸报道了奥尔忠尼启则的死讯，并正式公布了由当局授意的医学鉴定：奥尔忠尼启则于1937年2月18日，因心脏麻痹而逝世。在鉴定上签名的共有4个人，后来有3人被处决，1人下落不明。米高扬后来回忆说，斯大林当时是从政治上考虑不允许公布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真正死因的，斯大林还说：“如果我们宣布他是自杀的，就无法以应有的方式安葬他。”

提起奥尔忠尼启则，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可说是无人不晓。当时他既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又身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等要职。然而，作为此间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却用两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当时联共(布)中央宣布奥尔忠尼启则是因心脏病突发而死的，但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终于正式宣布了他自杀身亡的史实。

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要自行离世，联共(布)中央当时为什么要隐瞒实情，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公开，这一悲剧事件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

奥尔忠尼启则，全名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1886年3月生于格鲁吉亚。中学时代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在外高加索地区发动工人运动和进行党的工作。1912年被选为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十月革命的组织者之一。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全面主持经济工作，先后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

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的同乡、战友，他们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与斯大林、米高扬多年在格鲁吉亚的梯弗里斯并肩战斗，筹划工人运动和武装起义，人称“高加索三剑客”;1922年在民族自治化事件中，他极力支持斯大林关于莫斯科对非俄罗斯各国加强控制的主张，遭到列宁严厉斥责后，主动为斯大林承担了“粗暴地侮辱格鲁吉亚民族干部”的责任;他坚持“拥护斯大林就是拥护党”的信念，一直支持斯大林同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为击败托洛茨基及“1923年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立下了汗马功劳。

斯大林对奥尔忠尼启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亲如兄弟，关爱有加，不但在政治上予以提携重用，而且在生活上给予多方照顾。

1926年11月，奥尔忠尼启则一家从罗斯托夫到莫斯科来，斯大林先让他们暂时住在他那儿。后来组织上将奥尔忠尼启则的房子安排好了，他们准备搬走。斯大林说：“我看得出，你们俩喜欢我这个房子，是不是?”奥尔忠尼启则回答说：“是的。”斯大林立刻答应：“那你们就住这儿吧，我搬走。”此后，斯大林特别爱到奥尔忠尼启则家来，或者吃饭，或者聊天，如同家人。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奥尔忠尼启则在我家住的时间很长。他和我父亲很要好，他的妻子和我妈妈也是好朋友。”“谢尔戈是个喜欢说笑、嗓门高、十分热情的、真正的格鲁吉亚人。他一进门，他的那大嗓门儿和爽朗笑声都会使墙壁晃动。”奥尔忠尼启则性格有时非常急躁，说话往往直言不讳，是唯一敢当面向斯大林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对此，斯大林亦能表现出容忍的态度。在许多人看来，他们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但是，斯大林绝对不能允许党内不同政见者对他的地位与权威的挑战，不同理论观点的论争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从思想到肉体的“清洗运动”。奥尔忠尼启则起初是赞成斯大林“反击”的，但随着许多战友的入狱、流放、抄家，甚至被成批枪毙，一个月内，竟有千余人被杀，他感到疑惑不解。他不相信有这么多的“反党子”、“托派分子”、“现行反革命”，他曾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斯大林说情，如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皮达科夫后来被捕了，他立即找斯大林为皮达科夫说情，还到狱中探望他。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亲密的同事和朋友。皮达科夫在领导重工业方面的卓著成绩为奥尔忠尼启则所倚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根本不认为皮达科夫是敌人，当他得知皮达科夫最终还是被处决后，他感到非常难过。 他再次向斯大林申辩，明确反对这种滥杀无辜的恐怖政策，甚至公开抨击内务人民委员会。斯大林对这位昔日战友的“不识时务”逐渐失去了忍耐，而奥尔忠尼启则的冲动性格加速了两人的矛盾激化，分道扬镳已不可避免……

奥尔忠尼启则后来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说明自杀的原因，但是三个方面的压力迫使他作了最后抉择：其一，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奥尔忠尼启则在外高加索同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这些同志只要到中央来都会先请教他，征求他的意见。但是1931年贝利亚在斯大林的提拔下当了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31年夏，斯大林回乡休假，担任外高加索格别乌主席的贝利亚负责总书记的安全保卫。

由于他善于揣摩领袖心思，结果讨得斯大林的信任和欢心。从此以后，贝利亚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一年功夫他就升任高加索边区党委第一书记。虽然奥尔忠尼启则很早就对斯大林说贝利亚是个无原则的恶棍，但斯大林不以为然，反而是贝利亚的挑拨，在斯大林心中播下了怀疑奥尔忠尼启则的种子。外高加索人在贝利亚的影响下也逐渐疏远了他，他们对他态度的变化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奥尔忠尼启则在与好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谈话中认为，这与斯大林有关，说明自己已经不再受到信任了。而这种“信任”乃是他生存的依靠。

其二，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帕普利亚当时是外高加索铁路部门的领导。他不仅是他的兄长，而且是他革命的引路人。帕普利亚工作干得不错，只是性情急躁，心直口快。他不同意贝利亚的许多做法，并在会上直截了当地指出来。贝利亚不能容忍这点，于是他无端被捕，并于1936年被下令枪决。米高扬回忆说，一天，奥尔忠尼启则十分忧郁地对他说：“我哥哥说了许多多余的话，撤他的职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是个正直的人，忠于党，我不怀疑这一点。怎么逮捕这样的人呢?我知道，没有斯大林的同意是不会这样做的。他甚至没有告诉我，要逮捕我哥哥。”

不久，他的外甥、马克耶夫联合企业的经理格里戈里·格瓦哈里亚也消失了。他的好友鲁希莫维奇、古列维奇、托钦斯基等许多人被捕或失踪了。还有许多原来同他要好的同事也消失不见了。亲人、朋友或同事的被镇压，还有已证实贝利亚正在整他的黑材料，并借故对他家进行搜查等。所有这一切使奥尔忠尼启则感到一场矛头对准他的运动正在形成，思想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其三，奥尔忠尼启则主管的工业部门的破坏和怠工已成了当时公审的一大主题，报纸和电台中不断地要人们警惕破坏者的话也直接牵涉到他。他主持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许多高级官员被捕入狱甚至遭到枪杀。在开始把经济工作领导人当作敌人和托派分子进行大逮捕的时候，奥尔忠尼启则站出来为他们辩护，保护他们，他知道这都是些正直和忠诚的人。每个人都有缺点，但这些缺点不是敌对性质的。

遗憾的是斯大林仍决定1937年2月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工业中的破坏行为，并指定让奥尔忠尼启则代表中央作报告。在报告中他不仅应当称赞已经进行的逮捕，还应当进一步论证清洗的必要性。

奥尔忠尼启则在准备报告时派了几个人到地方上去调查，全会前两周那些同志都回来了。从带回的材料看，根本就没有破坏活动，有的只是缺点和某些不足，他不知如何在中央全会上作报告，内心非常痛苦。

米高扬后来回忆说：“在他自杀前三四天，深夜临睡前我们俩围着克里姆林宫散步。他对我说，他没有力量再这样工作下去了。‘斯大林干得很糟糕，我一直是他的亲密战友，我相信他，他相信我。现在我无法与他共事，真想自杀。’我听了后很吃惊，劝他说这种想法不对，自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给他举了一些例子。我觉得，好像说服了他。过了一天，我们又见面了，他又提到自杀。我十分担心，劝他千万不要走这一步。”

1937年2月17日上午，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发生了激烈争吵，长达三十年的友谊一朝破灭，促使奥尔忠尼启则下了自绝的决心。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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