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在清朝末年眼见得不够用了，清朝终于放低姿态，接连派人到日本去，到美国去，“师夷长技”。
“半吊子”大跃进
甲午战争失败后，在震撼和刺激下，清朝似乎找到了崛起和复兴的榜样，形成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1898年戊戌变法中，张之洞在那篇不无政治投机嫌疑的《劝学篇》中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被日本学者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而到日本留学的最重要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般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面对着汹涌的留学潮日本商人迅速行动，大量“野鸡学院”纷纷涌现，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的是能在几天内就拿到毕业证。如此速成之下，留日学生学业普遍低下。日本学生进大学学习法政一般需要3至4年，而中国学生还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必须6至7年，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萝卜快了自然没法洗泥。
意识到“留学垃圾”问题的中日官方先后采取行动，全面收紧“野鸡学校”的学生注册和入读，并取缔速成科。清政府随后选择了五家日本学校，向他们提供津贴。中国学生无论公费自费，均须经过严格选拔，与日本学生同学习、同考试，一次不及格留级，第二次不及格就退学。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留日学生的质量得到了迅速提高，在1910年秋的海归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留日学生在考试合格的561人中占到了516席，成效斐然。
在“留学大跃进”年代，不少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半吊子们，俨然成为日后民族复兴的“脊梁”。清朝正处在人才饥渴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半吊子们至少能说一些时髦的改革术语，尽管他们没认真看过(或许压根就看不懂)政治理论著作；至少愿意穿上笔挺的制服，踩着铿锵的马刺，尽管他们或许压根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面对任何可能的质疑，他们只要用“大清国情”四个字便可轻松化解。
与半吊子人才一起从日本“事半功倍”地进口的，还有大量的被日本“山寨化”了的半吊子西方理论。尽管在清朝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再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原。人才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选派学生赴美留学
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中国青年高涨的反美情绪引起了美国上下的警觉。外交官与学者们都向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所接受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远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美国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内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力。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在精神和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在各界推动下，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在美国政府的强势导引下，中国也同意了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两国商定：从开始退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前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毕为止。当年10月31日，两国又共同拟定了《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对留美学生的资格、选拔、专业及其管理等问题达成基本协议。在美国政府的推动，有时甚至是棒喝下，对提升GDP比对办学更为热衷的清政府终于半推半就地跟上了步伐。庚子退款办学迅速制度化，为保证留学生质量而设立的预备学校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的选拔，也居然在贪腐成风的清朝国及之后的民国，成为“一小撮”廉洁高效、公平公正的仁政之一。
从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但“革命意志”极其薄弱。
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素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文化有罪，汉字无理
晚清所受到接二连三的内忧外患打击，令中国知识分子的脆弱神经不堪重负。在睁眼看世界的痛苦过程中，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与孤陋寡闻的世界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并在行动上导致了必然的后果??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现炒现卖。士大夫固有的偏执与自信，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更是得以发挥到了极致：一场自发的、尖锐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一切都被纳入非黑即白、非忠即奸的二元判断体系里筛选，寻找万能神药和替罪羊则成为思想大解放的主流。
在那些被指控为祸国殃民的替罪羊中，有一头最为年长的老羊，它的名字就叫做“汉字”。“汉字造反派”们坚信：中国“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学者型革命家瞿秋白将这种对汉字本身的讨伐发挥到了极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浑蛋的中世纪的毛坑。”
“汉字造反派”们认为，西方“切音”文字相当便利，“以二十六字母相生，至于无穷，中人之才，读书数年，便能诵读挥写，故通国男女，鲜不学之人”。而中国“象形”文字字数庞大，“非读十三经不得聪明，非十余年工夫不可。人生可用者几次十年？因是读书者少，融洽古今、横览中外者更少”。汉字字形复杂，笔画繁多，“如峨冠博带，古物庞然”，不利于普及，并且造成文字与语言的分离，导致一般民众“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解字义，不晓文法”。
中国创制拼音文字第一人卢戆章，宣称自己找到了国家富强的捷径：“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父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随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
文字改革被赋予了救国的伟大使命，拼音成为“文字场中的轮船、铁路”。不少学者埋头设计自己的拼音体系，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通晓任何拼音式的西方文字，这并不妨碍他们宣称自己及其成果将成为救世主。同样的，他们在对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进行挖地三尺的讨伐时，却自觉不自觉地将最为传统的“文人相轻”发扬光大，谁也不服谁的方案。据后世学者统计，到1910年为止，公布于世的拼音方案至少有28种之多！
崔哲卞雨洁整理
(澳)《国运1909》
雪珥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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