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姜炎文化·巴蜀文化·夏禹文化

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谢兴鹏

　　

　　从一般意义上讲，姜炎文化、巴蜀文化、夏禹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的根祖文化之一，姜炎文化以宝鸡为中心，巴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夏文化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而这三者之间有何联系，很少有人论及；把三者联系起来研究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本人才疏学浅，对先秦史学不甚了了，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需要先秦史学界的行家里手，而绝非本人力所能及。本文欲就这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若能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兴趣，即令人大喜过望。

一、姜炎文化、巴蜀文化、夏禹文化的核心内涵

　　１、姜炎文化内涵及特征。就姜炎文化的概念而言，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说。狭义说认为：“姜炎文化的中心分布地域适在宝鸡市区之内。”指的是古代炎帝所创造的文化，“炎帝以姜水成”①，古之姜水即今宝鸡市辖区之内。广义的姜炎文化，是指炎帝后裔迁徙的四方之地，与当地土著共同创造的文化，严格地说称为“炎帝文化”。②

　　以农耕为中心，以医药、制陶和纺织等相补充为基本特征的原始农耕文化是姜炎文化的物质文化内涵；以追求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从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过渡为特征的原始社会意识形态是其精神文化的基本内涵。

　　２、巴蜀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巴蜀的称谓由来已久，在《汉书·地理志》、《汉书·艺文志》和《史记》中，已有关于巴蜀的记载，秦汉时期已确定巴蜀连称文化区。从文献资料上看，《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之为国，造于人皇”，“巴蜀同囿”；从考古史源上看，在四川发现了，宝墩文化遗址、三星堆文化遗址，又被称为灰陶文化。据初步鉴定，这是属于三、四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文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与华夏文化同源。灰陶文化兴起和发展于西蜀，又传播到陕西、晋南、中原地区及山东、安徽等地，可以说对促进华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文明的起源来看，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农业定居密切联系，秦汉以来所说的“天府文明”就是由宝墩文化时期奠定的农业基础。古巴蜀地区地理环境为沼泽地，河流众多、水系密布，在岷江平原扇形水系之间的高地上，古人通过排水、治水而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种植和生产，在此基础上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同时产生。这也是古蜀文明区别于其它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目前已出土的宝墩文化所反映的就是农业聚落时期成都平原文明的起源，三星堆文化所反映的就是巴蜀古国阶段的文明。③

　　３、夏禹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就概念而言，笔者以为夏禹文化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者，以大禹为核心的禹文化；广义者，涵盖整个夏代的夏文化。夏禹文化以治水为基本特征，使低等农业的产牧经济向高等农业经济过渡是夏禹文化的物质形态；以大仁、大智、大勇为主要特征的大禹治水精神则是夏禹文化的精神核心。④

二、姜炎文化、巴蜀文化、夏禹文化的形成发展

　　１、姜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从时间的上下限看，部分学者认为：姜炎文化产生的上限应在老官台文化时期及其以前，距今约7000年以前，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即炎帝神农氏时代；下限相当于龙山文化至西周，距今4800～3000年。⑤

　　2、巴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从近些年来的考古资料看，巴蜀文明经历了一个从游牧到农耕、从盆周山地到丘陵再到成都平原的发展过程。2000年6月以来，对茂县营盘山遗址进行的勘探发掘，使巴蜀文明史提前2000多年。营盘山遗存与四川盆地文化中心的成都平原的宝墩村文化相比较，具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营盘山遗存的年代为距今5500—5000年以上，营盘山文化周围的岷江上游其他地区还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波西遗址和距今4500年的沙乌都遗址。宝墩村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4500至3800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距今3500—3200年。⑥

　　1989年4月，北川县境甘溪的农民在甘龙洞挖掘出许多“龙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鉴定，其中一个是距今一、二万年前更新世晚期的人类牙齿化石和一个大熊猫下臼齿化石。⑦2005年8月起，四川省考古队在猿王洞景区烟云洞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古人类的用火痕迹，经测定，在距今2万年左右，这里就是古人类活动地。这是四川省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用火痕迹。同年10月该考古队又在江油、北川交界的大水洞（吴家后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陶片600余件、石器10多件、石器坯子20多件，数件骨器和大量古动物遗骸。⑧据推断，这是距今5000年左右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

　　自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古蜀人的活动和迁徙路线：茂县云盘山－江油大水洞－绵阳边堆山－新都宝墩村－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同时，它不仅为我们勾勒了巴蜀大地的先民从游牧到狩猎到农耕的发展历程，为大禹治水从岷江之源到成都平原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也为我们描绘了巴蜀文明的发展进程。

　　3、夏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随着炎帝族和黄帝族部落的东迁，以及炎、黄两大部落合作与东夷部落首领大规模的原始部落战争，促进了原始部落之间的融合和华夏部落大联盟的形成，成为中华民族的雏形。到了尧舜时代，这种大联盟得到进一步巩固。尤其是大禹治水的过程中，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联盟的作用和力量；治水的成功促进了农耕社会的发展，为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夏王朝的建立无疑在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果把大禹治水作为夏文化的开端，那么，夏的建立则是夏文化形成的标志。按照这种方法划分，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应当在距今4100～2800年。谭继和先生认为，夏文化西兴东渐的发展历程大致形成了三大区域、三大中心：早期为西蜀岷江和江汉流域，以羌人产牧经济为内容，是夏文化的初始期；鼎盛时期在今晋南、豫西、豫中。衰亡时期在南巢，即荆楚江淮流域。他认为：“夏禹兴于西羌，夏朝盛于河洛，夏人亡于东夷，这是文化传播。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看禹文化，它的源头在西蜀，成功在河洛，它东传江浙，甚至于日本。”⑨

三、姜炎文化、巴蜀文化、夏禹文化的内在联系

　　１、共同的血缘关系。霍彦儒《论姬姜二族的“三缘”关系》：根据历史传说和大量仰韶文化考古资料印证，炎帝和黄帝及其后裔都在陕西宝鸡渭水流域生息过，前者“以姜水成”，后者“以姬水成”。姜水、姬水相邻，均为渭水的支流。贾谊《新书·制不定》云：“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各有天下之半。”徐旭生先生说：“少典生黄帝、炎帝，是说后面这两个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说这两位帝是少典个人的儿子。”从以上这些论述中可见，炎、黄或为兄弟，或为同一氏族，总之是具有血缘关系的。

　　《大戴礼记·帝系》：“青阳降居氐水，昌意降居若水。”（“氐水”《史记》作“江水”）青阳就是玄嚣，玄嚣一系都活动在中原和北方，昌意一系则多与南方相关。若水在今四川西部雅砻江，昌意或其子乾荒娶蜀山氏女，而颛顼也生自若水。《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之误）。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⑩从这段论述中可见，黄帝与大禹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黄帝、大禹与巴蜀文化之间的关系。

　　２、共同的族缘关系。据史籍记载：炎帝、黄帝同源于古羌人。《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载：“修巳背剖而生禹于石纽。”《正义》载：“禹，西夷之人也。”《史记·六国年表》载：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冉光荣先生在《夏禹历史作用及相关问题的再认识》中说：“羌族和夏族在考古文化上几乎是同源的。”徐中舒先生在《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一文中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 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众多史料证明，大禹是羌族。据此，我们可以说：炎帝、黄帝、大禹均属古羌民族。

　　３、共同的业缘关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中，从渔猎到农耕，从游牧到定居，则是必然的发展方向。炎帝神农氏发现“五谷”，发明“耒耜”，成为原始农耕的发明者和创立者，标志着华夏民族向文明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后来黄帝族从炎帝族那里学到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始走上定居道路，促进了黄帝族的强盛。黄帝族的后裔、大禹的先祖曾生活在蜀地，也经历了从渔猎到农耕，从游牧到定居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对岷江、汉水的成功治理，大大加快了巴蜀文明的发展进程。

　　４、共同的水缘关系。一是几条江水的发源地相同。我们从地形图上不难看出，渭水、岷江、汉水几乎都发源于秦岭山脉，而这一带也正是古羌民族早期活动地。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也许就是，从炎帝到黄帝到大禹到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二是治理洪水的伟大工程是在大禹的带领下，团结各地各族人民共同完成的伟大事业，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形成。

　　5、相互融合与相互影响。邹衡先生⑾说：“姜炎与姬周文化的融合乃形成了先周文化；先周文化又不断吸收夏商文化的遗传因子而成为西周文化……夏商周三种文化长期配合的结果，形成了华夏文化，夏商周三族的长期融合也就成为华夏民族。姜炎文化本是华夏文化源头之一，因此，同黄帝族一样，炎帝族当然也是华夏民族的先祖。”

　　巴蜀文化同样具有独立的史源，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岷江上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古蜀先民创造了光灿夺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代表。在与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各类地方文化、西南地区民族文化以及西欧、非洲、南亚诸国文化交流中，相互影响，相得益彰，促进了巴蜀文化繁荣与发展，使之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璀璨的明珠。

　　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将巴蜀先进文化带到足迹所到之处，促进了所到之处经济、 文化的发展，同时各种不同区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使治水相对集中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快于其它地区。这也是“宝墩文化”、 “三星堆文化”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既有相近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的原因。以大禹为首的古羌民族在治理洪水的伟大斗争中吸纳了治水所到之地的不同民族，形成了以古羌民族为主体的华夏部落联盟，从而建立了夏王朝。以伟大治水工程为核心形成的大禹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既是古羌民族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华夏文明的主基调。商灭夏后，华夏部族中的一部分移居巴蜀，中原文化也随之带到了巴蜀地区，从而促进了中原文明与巴蜀文明的融合。

　　综上所述，以秦岭为中心的地区孕育的姜炎文化（或称神农文化）、轩辕文化、巴蜀文化，既有密切的关系，又均有独立的史源，大禹治水如一条红线将三者联结起来，三者之间的相互激荡、相互融合便形成了夏禹文化或称夏文化（禹文化）。夏禹文化以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融合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形成了以治水为基本特征精神内涵和“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丰富思想内涵的夏禹文化，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基础，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万民仰止的里程碑。

　　　　　　　　　　　　　　　　　2006年5月5日

注释：　

①《国语·晋语》；

②⑾邹衡《漫天姜炎文化》，《炎帝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１～２页；

③谭继和《巴蜀文化纵横谈》，四川社会科学在线2004年2月23日，原载于《中华文化研究通讯》2003年增刊；

④谭继和、王纯五：《夏禹文化研究·夏禹文化的新探索》，巴蜀书社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5～6页；

⑤炎帝与宝鸡课题组：《炎帝·姜炎文化》，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135页；

⑥记者罗婕2003年11月28日发表于《华西都市报》的《营盘山考古将巴蜀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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