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有“百味之王”的美称。早在上古时期，盐是比金子还值钱的“天藏之物”，可以说“得盐者得天下”。“炎黄子孙”，这一中国人特定称谓的出现正是因为盐——对盐的争夺导致炎黄合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华夏民族”。

　　炎帝和黄帝本是两个原始部落首领。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他们是在“阪泉之战”后才整合到一起的。接下来，黄帝与炎帝联手，通过“涿鹿之战”，打败了东夷九黎族首领蚩尤。从此中国大地上的大小部落走向联合统一形成“华夏民族”，进而有了“中国”。

　　为什么会爆发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史记》给出的理由是，炎帝欺负四邻诸侯、蚩尤作乱不听话所致。实际上，这两场征战都是因盐而起，乃“盐的争夺战”！这一观点的产生，因交战地点而来。“阪泉”和“涿鹿”到底在哪儿？现在大陆出版的教科书上认为在河北境内，范文澜著撰的《中国通史》亦持此观点。但史学界不少权威学者并不以为然。民国时期的史学家钱穆通过考证，在其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国史大纲》一书中提出：“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即涿鹿矣”。

　　解县盐池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的自然盐之一，简称“解池”，又叫“河东盐池”。在随后出版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进一步提出，解县盐池“成为古代中国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领袖之资格。”直接提出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盐之战”观点的，还有另一位史学家张其昀。张其昀在1981年于台湾出版的《中华五千年史》中称：“黄帝克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两者实为一事”，而“炎、黄血战，实为食盐而起”。“盐之战”观点虽尚有疑问，但已为中国盐业史研究学者所认可和接受。

　　尧舜禹都曾筑城于盐池附近

　　黄帝对炎帝和蚩尤发动战争，根本上是要控制盐这一极为重要的民生与战略物资。黄帝灭了蚩尤后，遂开始在涿鹿附近的土堆上筑城，即所谓“邑于涿鹿之阿”。此后，盐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依然占据着他物无法替代的地位。尧、舜、禹先后成为统一华夏的帝王后，不约而同地选择在盐池附近的平阳（今山西临汾）、蒲坂（今山西永济）、安邑（今山西运城北）筑城，史谓尧都、舜都、禹都，至今地方史志都以之为代称。尧、舜、禹为何要在这些地方筑城？正是出于保卫盐池的考虑。张其昀称其“显与保卫此盐池重地有关”。盐给华夏民族带来前行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厚财富，所以尧、舜、禹三帝对盐充满了感恩。在今天看来，舜帝是相当专业的音乐人，至少也是超级音乐发烧友，他擅弹五弦琴，曾创作了一首《南风》，诗化了盐对百姓和国家的重要。

　　《孔子家语·辩乐解》中的《南风》是这样写的：“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为什么舜帝要歌唱南风？当时池盐是自然生产，靠天吃饭。南风一来，盐水便会迅速蒸发，凝结成盐，此即《三秦记》中所谓“朝取暮生”，当时池盐已成为重要财源。春秋时期，当年引发原始部落征战、促成华夏民族形成的盐，在中华文明进步和国家版图的整合中继续发挥作用。此时的解县盐池为晋国所有。《左传·成公六年》称，这池盐为晋“国之宝也”。晋国因为池盐而国富民强，晋文公因此晋升“春秋五霸”之列。原为鲁人的晋国富豪猗顿，本是一位穷书生，在经营解县池盐后迅速致富，《史记·货殖列传》称其“与王者埒富”。

　　先秦诸国“得盐者强”

　　春秋战国是群雄并起、从割据走向兼并的特殊时期，在这长达550年的历史进程中，盐再一次成为国家与民族整合的无形推手。这一时期“盐政”概念定型，“盐业官营”这一日后的专营制度出现并被迅速推广，产盐各国因此而获暴利，为日后的兼并积聚了雄厚的战争本钱，先秦各诸侯国因国力变化而重新洗牌。

　　在盐与税收捆绑到一起后，盐更成为左右诸侯国兼并战争走向的隐性力量。因盐税暴富而强大的，除了西部的晋国外，东方的齐、燕等国也因盐利而受惠。《管子·轻重甲》称：“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齐国、燕国这些重要的海盐产地，财富急聚，国力大增，很快在战国风云中占得上风，入选“七雄”。其中的齐国，在齐桓公时代已当上春秋“霸主”。

　　

　　对盐觊觎最迫切的是秦国，早在“商鞅变法”后，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秦国即夺得了山西平阳境内的“安邑盐池”，开始池盐大生产。并置“盐官”，食盐专营，开征盐税，为进一步征战奠定了物质基础。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了井盐资源丰富的蜀国。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昭王（一说秦孝王）任命李冰为蜀守，出生于山西运城“池盐之乡”的李冰，在公元前251年前后，主持开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口盐井“广都盐井”。有了盐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最终灭六国，统一华夏，又应验了“得盐者得天下”一说。用齐桓公的话来讲，这叫“国无海不王”，这里的“海”即特指海盐。

　　唐代实行食盐官卖“榷盐法”

　　秦汉以后，“盐财政”对于经济的影响愈发显著。齐国人管仲的“官营”思想，为历朝历代所推崇和效仿，垄断成为封建朝廷增加财税的通行手段。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但在长期的平定北方匈奴边境战争中，耗空国库。于是，汉武帝下令“笼天下盐铁”，以保证战争和国防军费。唐朝在中叶后，实行食盐官卖的“榷盐法”，其实就是强行加价卖盐，增加财税。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后来“尽榷天下，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每斗盐由10钱（文），一下子涨到110钱。

　　为此历朝都出台了许多“禁私令”。汉武帝的禁私令规定，私贩食盐一旦发现，要“左趾”，就是将犯人的左脚大拇指砍掉。五代时的后唐也有相应的惩治措施：贩私盐“五斤以上，买卖人各决臀杖二十，处死”。对于“不惧条流再犯者，”不论多少斤，“并处极法”。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盐法则规定：“刮碱煎炼私盐，所犯一斤以下，徒三年，配役；一斤以上，并决重杖一顿，处死。”明清时期，官府“禁私”之严空前，几乎与现代禁毒一样严厉。但由于暴利的驱使和生活所迫，私盐贩卖历代不绝。而且，因盐而起的社会事件层出不穷。如唐末，贩私盐出身的王仙芝、黄巢，率先起义；再如元末，盐户出身的张士诚带领盐民揭竿而起……由此可见，盐与江山社稷能否稳定息息相关。

　　古人眼里的盐被视为“天藏之物”

　　中国的盐品种丰富，主要有池盐、井盐、岩盐和海盐。在中国古代，已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盐文化”。在古人眼里，盐简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物，视之为“天藏之物”。古人对盐的药物开发和利用很早。《神农本草经》卷三“下经”即称，戎盐“可以疗疾”，“主明目，目痛，益气，坚肌骨，去毒虫。”除了抗菌、消毒，还认为盐可“解毒”，如误中“班茅”毒，用“戎盐解之”。当然，盐的功能首先表现在食物调味上。早在上古周代，就有了“特供盐”。盐是咸的，但供给周王室的盐“味甘美也”，人称“饴盐”，此盐产于西部羌戎人生活的地区，又称“戎盐”，在各种盐中品质最好，所以成为特供盐，故又有“君王盐”一名。

　　除了上等的饴盐外，还有苦盐、散盐、形盐等。在不同的场合和食物中，要使用不同的盐。《周礼·天官》“盐人”条规定：“祭祀供其苦盐、散盐，宾客供其形盐，王之膳羞供其饴盐。”盐还成为古代“宫斗”的秘密武器。据《晋书·后妃传》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的后宫有近万名嫔妃，晚上不知宠幸哪位是好。于是坐着羊车，车停在哪位妃子门前就与哪个妃子过夜。有心计的妃子便在门上插竹枝，地上洒盐水，以吸引羊舔食驻足，此即所谓“羊车望幸”一说。顺便说一下，在未有人工食盐以前，古人正是利用羊这类牲畜的习性，找到了自然盐品。传说中的“羝羊舐土”，所指的就是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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