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遗民流布情况概说王 宁
夏朝的故国本在今山东省，这是于史有明证的，一些历史学家多主此说，如王国维言：“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1]顾颉刚也认为夏人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在山东” [2]，杨向奎云：“夏在中世以前之政治中心实在今山东、河北、河南三省间，而以山东为重点”[3]，又云：“中夏以前，启以后夏之政治中心在今山东，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 [4]；劳里云：“山东应是夏族初期活动地域，后来又西迁。大禹治水活动主要是在九州中的兖州，豫州、徐州只有一部分，后来禹治水遗迹遍及全国各地，这是后人把实在的历史逐步附会扩大而成的”[5]。笔者也曾经写过一篇《夏国疆域新证》，比较全面地论证了夏朝故国的位置和疆域范围[6]，夏朝的故国的确是以山东为中心，当是山东这个地方被称为“中国”或“九州”，也是大禹治水的主要活动区域。
但是奇怪的是，周代以后的文献所记载夏人活动的地域有许多言在山西或陕西者，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其中有一段重大而隐蔽的历史事实——夏朝遗民的大规模长途迁徙。关于这个问题，前人曾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但皆不全面。如郭沫若云：“夏民族当为中原之先住民族，然自遭殷人驱逐以后，这个民族往哪儿去了？有一部分（或其全部）朝北方迁徙了。”[7]就笔者所见，朝北方迁徙的夏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实际上夏人的后裔四方都有，并非仅见于北方。今作此篇，拟对夏人遗民的流布情况作一下全面的探讨。
那么，怎样判断哪些民族是夏人的后裔呢？笔者认为除了史有明文记载者外，凡是夏人的后裔的部族，大都保存着有关夏禹诞生的传说或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也就是说，凡是认为大禹是诞生于本族的民族，那么此族必定是夏人的后裔，因为这些都是关于其祖先传说的孑遗，而禹即是夏民族的祖先。
下面就笔者个人所见，谈谈商汤灭夏后夏人的流布情况。
一、东 夷
《世说新语·言语》二十二云：“大禹生于东夷”，东夷是夏人遗民中势力较大的一支，因为夏人的故国本来就在后来所说的东夷之地。
“夷”在殷墟卜辞中写作“尸”或“人”，卜辞中的尸方或人方也就是夷方，周金文称为尸方，称东夷为“东尸”，称淮夷为“淮尸”，后来为了避免与尸主之尸相混，就在下面加“二”作“仁”，后来仁被用为仁义字，则又另造一“夷”字代之，故人、尸、仁、夷本同一字。《说文》：“夷，东方之人也”，故又名东夷，其实夷就是人，夷人本居于山东一带，而今胶东、胶南一带方言仍然读“人”如“寅”，和“夷”非常接近，在古音里，夷、人二字古音为脂真对转，音本相近。
把“夷”或“东夷”视为异族或少数民族的观念大概是从商代开始的，在夏代并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不妨先看看商人对部族的称呼与自身的关系：商人对其它的部族无论远近敌友，一概称为“方”，绝无它称，其称东夷为“尸方”或“人方”，即夷方，商人则自称为“商方”。可见商代尚无以“夷”称四方民族之事，那么夏代也必然不会有此观念。但是，就今所见到的《竹书纪年》关于夏代的记载中，除了斟寻和岷山等少数几个部族之外（实际上这些部族的所在之地皆在东夷，据近代考古研究，其地的文化亦皆属东夷文化），其它的部族全是“夷”，如：
（帝相）元年，征淮夷。
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七年，于夷来宾。
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帝泄二十一年，加畎夷等爵命。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8]
可见对这些部族无论敌友，一概称“夷”。原来，“夷（人）”实际上是夏人的自称，夏之部族无论敌友远近，皆称为“夷”，犹商之称部族为“方”也。这些夷其实就是夏王国的所属部族，并不是什么少数民族，这由帝发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即可知道，盖帝发即位，其所属部族都来晋见新王，献舞以示祝贺也。其淮夷、风夷、黄夷等就是淮人、风人、黄人，由商之例推之，夏代时夏部族必也是自称为“人（夷）”，即夏人若夏夷。盖部族之称，夏曰夷，商曰方，周曰国，人、方、国从意义上讲是一样的，故夏代并无夷夏之分，夷也不是什么异族异类。所以程德祺在《夏为东夷说略》一文中认为夏人即是居于今山东的东夷人[9]，确为不易之论。
汤伐夏桀，据《竹书纪年》，桀居于斟寻，地在今山东潍坊西南五十里德斟城，故汤帅师一路东进[10]，最终在今鲁西的济宁一带打败了夏桀的军队，即《齐侯?》《钟》铭文上说的“剪伐夏嗣，败厥灵师”。但是汤并没有在山东立住脚，而是匆匆收兵回亳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汤虽然打垮了桀的主力军队，使一些夏人部族被迫迁徙，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夏人部族留在山东没有迁徙，他们共以殷人为入侵的仇敌，这些夏人数量众多，尚武善射，势力强大，汤自知仅凭“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
[11]在山东这块地方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就匆忙收兵。但从此以后，商人便成了众方国的盟主，汤也就“代夏朝天下”[12]了。这时，商人把残存在东方的夏人一概称为“人”，因为夏人自称为“人”，称之为“人方”，郭沫若云：“夷（人）方者，山东半岛之岛夷及淮夷也。”[13] 因为这时夷人不服商人的统治，双方经常发生战争，是死对头，所以商人把人（夷）方视为异类异族而敌视之、鄙视之。因此，以“夷”称边远的少数民族的观念实际上是从商代开始产生的，而“东夷”这个词大约是产生于春秋时期。
夏人在故国的遗民——东夷，是夏遗民中势力较大的一支，自从汤伐桀以后，就一直与殷人为敌，战争连年不断，据《竹书纪年》，殷仲丁、河?甲时曾征蓝夷，殷墟卜辞中记载武丁时期妇好、攸侯喜征伐尸方，到了帝乙、帝辛时期开始大规模征伐人方，留下来的卜辞极多，郭沫若说“帝乙十祀曾征夷方，经时甚久”[14]，但是帝乙的时代没有征服，真正征服东夷的是帝乙的儿子帝辛，即商王纣（受），后来也称他殷纣王。商王纣倾尽国力，扫平了东夷，并把大批的夷人掳为奴隶，《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古本《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此言纣有亿兆夷人，就是纣平定东夷后掳来德俘虏，说有“亿兆”不免夸张，但是可以想见数量一定很多。当然，夷人没有全部被掳走，被掳走只能是少数，大部分夷人及其部族还是幸存了下来，依旧生活在山东一带，不过已经臣服于商王朝。到战国时人作的《禹贡》里仍记载有岛（一作鸟）夷、?夷、莱夷、淮夷、和夷等夷人。
对于商王纣来说是很不幸的，他平定东夷这项厥攻甚伟的大业完成之后不久，周人见他国力耗尽，便趁虚而入，纣王措手不及，只好把掳来的大批夷人奴隶武装起来去抵抗周人，但夷人痛恨殷人，不愿意为纣卖命，就是《大誓》中所说的“纣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的意思，结果自然是打败了，殷商灭亡，故《左传·昭公十一年》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商与东夷的战争贯穿了整个商朝的历史，是夏、商斗争的延续。
二、西 戎
《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尚书纬帝命验》曰：“修己山行，见流行，意感栗然，生姒戎文禹。”郑玄注：“禹生戎地，一名政（文）命。”
《黄氏逸书考》辑《河图著命》曰：“修己见流星，意感生帝戎文禹，一名文命。”
可知戎人亦以自己为禹之后。
戎人中较有名的是犬戎，郭沫若云：“犬戎与夏民族同祖”[15]，其实不但同祖，而且是同族。原来“戎”与“夷”一样，亦人也。戎、人二字皆日母字，实是一声之转，夷、戎都是“人”的声转，盖方言不同而发音各异，今胶东、胶南一带读人如夷，而山西一带读人如戎，此其力证矣。戎人本来是夏人之一部，自称曰人，夏桀战败之后，很大一部分夏代的方国部族向西北或西方大迁移，因为方言不同而音变为戎。
戎的部族很多，见于《竹书纪年·殷纪》的就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见于它书的有犬戎、西戎、己氏之戎、北戎、山戎、允姓之戎、怀姓之戎、伊洛之戎、骊戎等等，都是居住于西或西北的部族，他们从商代开始就和商人、周人经常发生战争，直到周亡。其居住也比较分散，势力较大的是犬戎和鬼戎，大约即卜辞中的狗方和鬼方（周金文或作畏方），是商人的敌对方国。
西戎中比较有名的还有羌族，《说文》：“羌，西戎，羊种也。”段注：“《商颂》：‘自彼氐羌’，《笺》云：‘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王制》曰：‘西方曰戎。’是则戎与羌一也。……《广韵》、《韵会》、《史记索隐》作‘牧羊人也’，学者多言牧羊人为是，其实非也。”殷墟卜辞和周代金文中没有“羌”字，那个被解释为“羌”的字实际上应该是“苟”，也就是“狗”的本字，金文中或用为“敬”，不是“羌”。卜辞中有“?方”，“?”字象羊颈带索之形，音详，此或即“羌”之初文，羌本牧羊人，故其字象羊带颈索之形，意为驯服羊，所以卜辞中的“?方”可能就是羌方。
《史记·六国年表》曰：“故禹兴于西羌”，《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曰：“伯禹……长于西羌，夷人”，《新语·术事》曰：“大禹出于西羌”，羌族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故今四川一带仍有大禹诞生的传说，蜀地杜宇、开明、鳖灵治水的故事，也是根据鲧、禹、启的故事改编而来的。有学者以为是“以羌族为主建立夏王朝”[16]，其实并非如此，羌族只是夏民族中的一个部族罢了，因夏朝灭亡而自中土迁于西方，其路线当是先迁于西北陕、晋、甘一带，而后由西北又迁入四川、青海一带。
三、北 狄
狄是指生活在北方或西北的少数民族，故又称“北狄”。狄字或又写作翟，先秦文献中二字常通用无别。笔者认为“狄”字也是“人”字之音变。“狄”古音在定母锡部，舌头音，而今山东半岛方言中读“人”的儿化音“人
儿”正是舌头音，和“狄”的发音殊似。又“夷”字古音在脂部，余母字，亦是舌头音，且锡、脂二部元音相同而可通韵，故夷、狄二字为准双声，实一声之转。故知夷、戎、狄所出一源，皆人之声转。
北狄部族中势力最大的是猃狁，后称匈奴，《诗·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传》：“猃狁，北狄也。”《笺》：“北狄，今匈奴也。”《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索隐》：“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晋灼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 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乐彦的说法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应当是夏亡之后，桀的子裔淳维带领一部分夏人逃到了西北，称为獯粥，周代叫做猃狁，汉代叫做匈奴，其实都是一个民族，郭沫若云：“所谓昆夷、犬戎、鬼方（即怀姓戎）、荤粥、熏鬻、猃狁、休浑、匈奴，均一音之转，前人已言之。由上三证则夏民族被殷人驱逐后，多逃往北方，殆是事实。”[17]又《礼记·明堂位》言有“五狄”，《周礼·职方氏》言有“六狄”，《尔雅·释地》言有“八狄”，李巡《尔雅注》云：“五狄，一曰月支，二曰秽貊，三曰匈奴，四曰单（当做?）于，五曰白屋”，但是殷人卜辞中没有这些名目，由卜辞观之，殷人最主要的敌人来自西北，西北之敌国能确知的有十数国，其最强大者土方、贡方和苟（狗）方。
郭沫若云：“卜辞中习见之土方与贡方必为猃狁之部族无疑”[18]，又云：“土方之疆域盖在今山西北部，或包头附近也。是则土方当即猃狁之一大部。猃狁于《诗》称朔方，金文《不?簋》又称驭方。朔、驭、土古音均在鱼部，则土方当即朔方、驭方。知此，则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鱼部，夏、土、朔、驭一也。”[19]至秦、汉则称匈奴，又称“胡”，胡古音亦在鱼部，亦夏、土、朔、驭之字的音变。
土方，即夏方，关于这个问题，胡厚宣有专文《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详论之，认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20]，信而有徵。而贡方当即猃狁，“贡”的写法乃是上工下口，象小酒杯放在器皿中贡献之形，此即贡献之贡的本字，后来被用为方国字，甲骨文又借“工”为之，后来又更造一“贡”为之。贡古通赣，孔子的弟子子贡古书或作子赣，赣与猃、?等字古音皆在谈部，读音相近，所以贡方即是猃方或?方，也就是猃狁，王玉哲有《卜辞贡方即?狁说》一文详论之
[21]，因此，笔者认为土方当是夏民族之主力迁于西北后之国家，仍然用其故国之名，他并不是猃狁，而贡方亦是夏民族迁于西北的一支，就是后来的猃狁，因为根据卜辞记录，土方在商王武丁时期已经被商人征服，并占领了其土地，大概是其中有一部分并入了贡方，成为猃狁，而土方本身并非猃狁也。
苟方即狗方，卜辞中的“苟”乃是“狗”字的象形，或释为“羌”，是不正确的。狗方应该就是后来的犬戎，《山海经》中即有对犬戎的记载，认为是黄帝之苗裔，有犬戎国，又叫犬封国，据郭璞注也叫狗封之国，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民族，晋地的犬戎即为姬姓。童书业说：“观晋地姬姓犬戎、骊戎之例，及与周通婚之申戎（西申）等，似为夏族西迁之二大支，入居戎地，与戎族杂处，习俗文化相互交流，其族长又有入居戎地为其君长者，故取‘氐’、‘羌’之名化之为‘姬’、‘姜’。”[22]
郭沫若以为土方的位置是在山西北部或包头附近，但笔者认为其地最初应当是在山西南部或中部，故山西有“夏墟”之称。
关于“夏墟”，郑杰祥曾有一段论述，兹引于下：
“大夏、夏墟所在，《汉书·地理志》及《左传》杜预注以为在晋阳，即今山西太原市附近，但《史记·晋世家》云：‘（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清人顾炎武、近代丁山、徐旭生、顾颉刚等先生均主此说，是知古夏墟当在今黄河与汾水以东的翼城地区。另外，翼城以南的安邑古代也称为夏墟，《史记·吴太伯世家》：‘乃封国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集解》引徐广曰：‘在河东大阳县。’《索隐》又说：‘夏都安邑，虞仲都大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墟。’所谓‘大夏’和‘夏墟’就是夏人长期聚居或都邑的故墟。”[23]
得此三“夏墟”之所在，已大体可知夏人北迁之经过：盖夏人在山东被商汤击败之后，其一些主要部族便北渡济水（今黄河下游一段），逆流而上，进入山西，现在安邑一带驻扎，此地离殷人较近，目的是便于找机会反攻，重新打回故土。但此后在与殷人的战争中屡屡失利，此时离殷人近反而成了威胁，只好北迁至翼城一带，后来又受到殷人的压迫，又北迁至今太原一带。商朝后期，夏人在受殷人压迫的同时，又受到周人的威胁，所以只好再次北迁，进入今蒙古、甘肃等地。夏人在安邑、翼城、太原等地聚居的时间较长，留下了大量的夏文化遗迹，所以自殷周以来，人们多以为夏人的故国是在山西，并把夏遗民聚居过的地方称为“夏墟”了，其实是误解，那只是夏亡后夏朝遗民聚居之地，因为他们仍然称自己为夏，所以其地仍称“夏墟”，严格地说那是“后夏墟”，而非夏王朝的故国。
这部分北迁的夏民族的势力亦甚强大，而且是其中坚力量，在商代一直想反攻回来，所以经常侵伐殷商，故殷墟卜辞中记载与西北之敌的战争极多，令商人十分头疼，但是夏人也没有达到目的。真正实现重霸中原目的的夏人就是周人，周人本来是夏民族的一支，夏亡后随夏诸方国迁入西北，到了周文武之时伐商成功，重新入主了中原。他们的策略就是先投靠大商，然后在大商的支持下与其它夏代遗民的戎狄开战，扩大势力，然后伺机征伐殷商，终于成功。但是他们和其它夏裔部族如猃狁等结下了仇怨。这部分仍然是戎狄的夏人便在周代则寇周，秦代则击秦，汉代则掠汉，与中原统治民族的战争连年不断，但这时他们侵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掠夺人口和生活资料，重霸中原的目的早抛到脑后去了。
据《史记·匈奴列传》，匈奴之先曾名山戎，则知古人亦视之为“戎”，在先秦古籍中甚至有戎、狄不别的现象，如《竹书纪年》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狄）王”，上明言是伐“鬼戎”，下却又说所俘的是“翟王”，可见其将戎、狄视为一族，皆夏之遗民也。
四、南 越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春秋祠禹墓于会稽。”是在少康之时，夏人已经对越地进行开发，夏桀被商汤打败后，也是逃到越地并死于此，《史记·夏本纪》云：“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正义》：“《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淮南子》：‘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国语》云：‘满于巢湖’。”其地正当越地。这部分逃来的夏民与原至此开发越地的夏民合并，成为春秋战国时代越人的祖先。
五、夏裔十二国
《史记·夏本纪》曰：“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此十二国即夏之遗民所封者。
1、夏后氏：《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郏城县东北五十四里，盖夏后所封也。”在今河南临汝之郏县。
2、有扈氏：《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雍州南?县，本夏之扈国也。《地理志》云：‘?县，古扈国，有户亭’。”在今陕西?县境。郑杰祥以为“古有扈氏实生活于今郑州市以北的原武镇一带。”
[24]此国原当居于黄河下游，后迁入陕西者。
3、有男氏：《史记索隐》：“《系（世）本》男作南。”《水经注·江水二》云：“《周书》曰：‘南，国名也。男氏有二臣，力均势敌，竟进争权，君弗能制，南氏用分为二南国也。’按：韩婴《叙诗》云：‘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吕氏春秋》所谓‘禹自涂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郑杰祥据《路史后纪》四认为“当在今南阳盆地或长江、汉水之间。”[25]
4、斟寻氏：《史记索隐》云：“《系本》寻作?。……张敖《地理记》云：‘济南平寿县，其地即古斟寻国。’”其地实在今山东潍坊西南。按：另有?邑，在今河南巩县西南，今或有学者以此为斟寻故国，其实大误，《说文》：“?，周邑也。”即周大夫??之封邑，与夏裔之斟寻不相干也。
5、彤城氏：《史记索隐》云：“按周有彤伯，盖彤城氏之后。”其地在今陕西华县境。
6、?氏：亦称有?，《国语·晋语》：“周幽王伐有?”，注：“?，姒姓之国。”《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国故城在梁州?城县东二百步，古?国也。”在今陕西勉县东南。而《路史》则以为在今河南息县北?信集。
7、费氏：《路史·国名纪·夏后氏后》云：“费，今河南缑氏，滑都也。”在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东南。
8、杞氏：《史记·周本纪》云：“武王封大禹之后于杞”，《正义》引《括地志》云：“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地理志》云：‘古杞国理此城，周武王封禹后于杞，号东楼公，二十一代为楚所灭。’”杞国初在雍丘，今河南杞县；杞成公迁缘陵，今山东昌乐县东南；杞文公迁淳于，今山东安丘东北。
9、缯氏：《左传》作?，《世本》云：“夏少康封少子曲列于?，春秋时为莒所灭。?太子巫仕鲁，去邑为曾氏。”《说文》云：“?，姒姓国，在东海。”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北，又或作曾。又有?国，在今河南方城一带，然非姒姓之国。
10、辛氏：《世本》云：“辛氏，夏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相近，遂为辛氏。”又云：“莘氏，用国为氏，禹后，姒姓。文王妃家。”《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又迳?县城东，……故有莘邑矣，为太姒之国。”在今陕西合阳县境。案：有莘即有辛，又作有◎（上新下女）、有?，其故国非在陕西，而当在今山东。证之者，《楚辞·天问》曰：“成汤东巡，有莘爰及。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注：“言汤东巡狩，从有莘氏乞?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为内辅也。”但今所知有莘在陕西，而汤都在亳，今安徽亳州一带（或曰在河南偃师的西亳），而有莘正在其西，不当言东巡也。可知古代的有莘必定是在亳之东，今山东有莘县，当与古有莘国有关。
11、冥氏：《世本》云：“冥氏，分封用国为氏。”《路史·后纪》十四注引《春秋公子谱》曰：“?出姒氏，则冥即?也。”《说文》：“?，晋邑也。《春秋传》曰：‘伐?、三门’是也。”许慎所引《春秋传》见《左传·僖公二年》，杜预注：“冥，虞邑，河东大阳县东北有颠?阪。”在今山西平陆县北。
12、斟戈氏：《史记索隐》曰：“斟戈氏，按《左传》、《系本》皆云斟灌氏。”《水经注·巨洋水》云：“应劭曰：‘寿光县有灌亭。’杜预曰：‘在县东南，斟灌国也。’……薛瓒《汉书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灌是也。’”按：斟戈即斟灌，戈、灌古音为歌、元对转，读声相近而假也。其地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
以上夏裔十二国（氏），所居分散，盖其所居或为故国，或为迁居之地，或为新封之采邑，故散乱如此也。
六、在楚国的夏之遗民
有一件事颇值得注意，即一些记载鲧、禹、启、太康、少康等夏朝历史传说最多的书籍，如《山海经》、《楚辞》、《归藏》之类，几乎都是楚人的作品，楚文化中夏文化的含量很高，殊为可怪，但仔细推求，却有其因由。
吕振羽曰：“夏人完全被商族奴隶主集团战败后，他们这一系的人，一部分就沿豫西而入了今日的湖北荆襄一带（楚初居湖北秭归、荆门一带），渐次又扩至湖南，这一部分人，在一个长时的过程中，又有一支沿长江东下而直抵今日的江浙。在殷朝国家的长期年月中，又不断有南去的，如太伯、仲雍一样。他们到达今长江流域以后，又与原住民逐渐融合，而成为春秋时的楚人、吴人、越人等。到了两湖及江浙的，后来与原住民融合后，便根据其原来带去的神话传说，加以修改，因而一说他们是‘禹’的后裔，又说他们是‘后稷’的后裔。”[26]所以，“在楚人和越人中都有夏人的成分，而且后者是起主导作用的。”[27]
吕先生所说应该是不易之论。笔者认为里面还有一部分夏朝遗民的东夷人。前面说过，纣王平定乐东夷，掳掠了“亿兆夷人”为奴隶，但不久殷商就为周人所灭，一部分殷人和东夷奴隶变成了周王朝的臣民和奴隶，而“另一部分的殷人和他们的同盟民族则被压迫到江淮流域，即殷纣王所开拓出来的东南夷旧地，便成为宋、楚、徐等国。终周之世南北都是对立着的。”
[28]这一部分逃到楚地的殷人带走了大批的东夷人，也就是夏朝的遗民，后来成了江淮流域诸国包括楚国在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东夷人夏文化带到了楚地，后来与殷商文化、周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灿烂瑰丽的楚文化。所以，战国时代的楚人作品中常见夏人的传说也就不足为怪了。
七、结 语
综上所述，夏为商所灭后，其遗民之流布情况已可得大概：没有迁徙的夏人部族留在山东故地成为东夷，其势力强大，殷末为纣王所灭；一部分向北或西北迁徙，成为北狄诸部族；一部分由西北向西发展，成为西戎，居于巴蜀等地；向南迁徙的一部分成为越人的祖先；另有一部分陆续流徙到楚地，成为楚人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些夏氏族接受了周的分封，成为杞等一些姒姓小国，与统治民族混居于中土。所以，汤灭夏之后，殷人实际上只是占有了中原地区，而其四周仍然是夏人的势力，所谓四方之戎狄蛮夷都是夏人的后裔，实处于夏人的包围之中。
夏人迁徙到新地，便用故国的山川地理名称来命名新地，其国名亦仍其旧，正如杨向奎所言：“古人迁徙往往把旧居的地名也放在新居，有些山川河流的名称亦可以任意搬迁”[29]，所以今山西、山西、四川等地的一些山川地名有许多是夏之遗民从故国山东带去的。此后，夏之故墟山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纣王灭东夷，使东夷诸国遭受重创；周灭商以后，周公东征，东夷再受践伐；武王封师尚父于齐，封周公旦于鲁，对原来的东夷故地进行重新开发，其人民有大半不是东夷人了，如鲁国，其主要人口是殷民六族，而且对当地夷人“变其俗，革其礼”[30]，使东夷文化逐步走向湮灭；后齐人灭莱，使最后一个东夷部族被消灭，夏民族在山东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除了一些传说和零散的历史记录外，夏朝故国的痕迹在齐鲁大地上被抹煞殆尽。而夏人的新迁地却相对比较稳定，历商及周，累计千年，使夏文化的遗迹得以留存并被人们所认识，此正如汲黯所云：“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31]，因而后人径直把夏人的新迁地山西称为“夏墟”，并认为夏人是产生于西方，此实本末倒置之见，因为这应该属于“后夏文化”，不能与夏代的“夏文化”等同视之也。
注 释：
[1]《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第451－452页 中华书局1959年6月
[2]《顾颉刚选集·中国古代史述略》第114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
[3] [4]杨向奎《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 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第156页 齐鲁书社1985年7月
[5]劳里《也谈涂山地望》 载《齐鲁晚报》1992年6月9日三版
[6]王宁《夏国疆域新证》 载《枣庄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又见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ztzl/zggds/2006-07-07-35162.htm
[7][15][17][1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夏禹的问题》第306页、第307页、第307页、第308－309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8]本文所引《竹书纪年》皆据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
[9]详见程德祺《夏为东夷说略》 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3辑；关于夏与东夷的关系问题，请参阅拙文《夷夏关系新论》 载《东岳论丛》1994年第6期，又见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zgxqs.cn/data/2006/0630/article_836.htm
[10]关于汤伐夏桀之战的线路分析，详见拙文《夏国疆域新证》。
[11]见《吕氏春秋·仲秋纪·简选》
[12]见《史记·夏本纪》
[13] [14] [18]《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卜辞通纂》第12页、第12页、第440页 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
[16]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32页 巴蜀书社1992年8月
[20]胡厚宣《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 《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8月
[21]王玉哲《卜辞贡方即?狁说》 见中国甲骨文献库·方国地理类
http://www.cn-oracle.cn/vol.php?kind=10
[2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25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
[23][24][25]郑杰祥《试论夏代历史地理》 载《夏史论丛》第275－276页、第276页、第276页
[26][27]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185页、第184页 三联书店1961年12月
[2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第13页 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29]杨向奎《评傅孟真〈夷夏东西说〉》 载《夏史论丛》第152页
[30]《史记·鲁周公世家》
[31]《史记·汲郑列传》
1995年11月3日（初稿）
2006年8月19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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