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中国军人称侵华日军的必修课
淮水滔滔，流不尽千古奇冤；涂山巍巍，诉不完历史沧桑。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在怀远县孝仪乡制造的黄柏郢大屠杀，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又一个滔天罪行……
侵略者烧杀抢劫，红枪会奋起抗敌
1938年2月2日清晨，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山田、山村两个旅团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沿津浦铁路两侧从凤阳、临淮关方向入侵蚌埠、怀远。驻守蚌埠的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十一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七军等部，在炸毁蚌埠淮河铁路大桥后，向徐州方向撤退。日军所到之处，肆意掠杀，如入无人之地，蚌埠当日沦陷。
2月4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为占领怀远，以橡皮船偷渡淮河，被国民党于学忠部击退。当日下午，日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淮河，古城怀远沦陷，国民党怀远县长高鸣谦匆匆率领部属西逃。日军驻蚌埠特务机关及警备司令部旋即在怀远设立特务机构怀远班（汪伪政府成立后，该特务机关改为联络官事务所）和军事机构警备中队。随后，日军以县城为依托，逆淮河而上，先后侵占了马头城、新城口、常家坟等沿淮农村集镇。为了控制淮河中下游，还成立了巡河大队，在淮河东岸新城口和山上黄疃窑设立据点，修建碉堡，经常在山上炮击周边村庄，下乡烧杀淫掠。
面对沦陷区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名存实亡、日军的肆意蹂躏和土匪的日趋猖獗，一批富有爱国热情的农民群众和地方士绅，在原红枪会的基础上聚集在一起，组织武装，侦察敌情，巡逻放哨，抗击日军，保护家乡。
2月14日，黄柏郢村周围数百名红枪会会员协同国民党地方部队共同作战，一举拔掉新城口据点，杀伤许多日军。之后，许多红枪会员来到黄柏郢庆贺胜利，不料，被日军发现。日军遂认定黄柏郢村是红枪会大本营。
2月17日上午，驻上窑镇的日军派出二三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窜到外窑西北的几个村庄骚扰，村中的群众发现后，立即逃往村外的山洼、树林里躲藏起来。这时，骚扰的日军恰与外窑一带的红枪会巡逻队相遇，红枪会的队员们满腔怒火，奋不顾身地挥刀、持枪向日军冲去，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新城口的红枪会得知后，也立即赶来助战。红枪会虽有100多人，都使用的是红缨枪、大刀、钢叉、土枪等落后武器，但他们面对持有先进武器的杀人不眨眼的日军，毫不畏惧，英勇杀敌。在激烈的肉搏中，红枪会员牺牲3人，伤10多人。在力量悬殊、难以取胜的情况下，红枪会员边还击边撤退，向外突围。一部分伤员如刘兆亭（新城口红枪会员）等因在黄柏郢有亲戚，就从黄柏郢南面的孤山向黄柏郢撤去。日军从望远镜中发现了他们撤退的方向，以为是黄柏郢的红枪会袭击了他们。一场灭绝人性的报复性大屠杀在悄悄地酝酿中。
黄柏郢集体屠杀，忆仇巷白骨累累
黄柏郢是坐落在大洪山北麓的一个偏僻的村庄，当时全村约七八百人。该村在军阀混战、土匪蜂起的年代，为了地方的安全，沿着村庄的外围用石块砌起了个约两华里的大圩子，圩外有壕沟，东南西北四方各留有圩门，日开夜闭，以防匪盗抢劫。这个圩子比附近村庄的圩子高大坚固。因此，当马头城被日军侵占后，马头城南部的白衣、肖家湖、杨拐坟等村庄的部分群众为避日祸，就投亲靠友也跑来黄柏郢避难。
1938年2月18日凌晨，驻上窑日军巡河大队特务班班长宗岛茂带领巡河日军50多人，气势汹汹地向黄柏郢奔来。由于黄柏郢村地势较高，日军从山上据点下来，被看得一清二楚，早起到圩外拣粪的几位农民见状急忙放下粪箕回到村里报信。村民们非常慌张，“拼了！俺们拉起家伙山（做武器的物件--地方话）跟鬼子拼个死活！”一些血气方刚的农民大声嚷道；有的老年妇女在家里颤抖地咕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祈祷神灵的庇护；另一些村民则主张先跑出圩子躲避一下再说时，而一些比较富有的人家担心跑出圩子，会有坏人乘机偷东西，甚至对日军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人也是人，不能不讲理，不愿离开村子。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维持人老圩主周兆福为使村寨免遭荼毒，不得已派了七八个老人，提着活蹦乱跳的家鸡，拎着整篮的鸡蛋，拿着酒瓶和香烟，还准备好鞭炮到村口欢迎“皇军”，指望蒙住日军，不再洗劫村庄。可是，鞭炮还未燃着，日军的机枪就“哒、哒、哒”地一阵扫射。据当事人回忆，周元富老人当场被打倒在地，其他老人扔掉手里的东西夺路逃回村子里。
随后，宗岛茂命令日军兵分三路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黄柏郢大圩。这时，圩里的农民已陆续起床，也听到了枪声。当听说日军从南门杀来时，纷纷向北门奔逃。但是，北门也很快被围，只有少数起得早、行动快的人跑出圩外，得以逃脱大难。全村800多人，多数都被堵在圩子里。被包围的黄柏郢，沿大圩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日军持枪监视。有的村民不甘心等死，想翻过圩墙外逃，头刚露出圩子外，就被日军枪杀在圩外的沟壕里，无一幸免。仅村北围沟里被日军打死的就有30多人，鲜血染红了圩子外的沟水，后来，人们把这条沟叫“血泪沟”。
日军进村后，横冲直撞，哇哇乱叫着向四处扫射。整个黄柏郢大圩的家前院后，血肉横飞，一片狼藉。鬼子的嚎叫声，村民的惨叫声，使这个古老的村庄变成了人间地狱。被困在圩子里的男女老少，特别是妇女儿童，惊慌失措，到处躲藏。有的藏在夹皮墙里或地窖里，有的躲在厕所里，年轻力壮的也有藏在自家的。有四五十名妇女儿童躲到了比较僻静的周家玉家的三间房子里去了。这三间房屋的前门已封死，只有后门通往北大门的东西巷子，门也用秫秸堵住，以作掩护。
村民们刚刚躲藏好，进圩的日军便开始挨门逐户进行搜查。黄柏郢村民周元栋，30多岁，身高体壮，在蚌埠一家烟行帮工，这次回乡是为了同家人一起过年。他正往屋里走，同搜到家门前的一名日军撞个对面。日军迫其就范，周元栋不堪受辱，更不示弱，与日军激烈搏斗，把日军的枪夺了过来。不料，响声惊动了附近的日军，一名日军从其背后赶来，用刺刀捅进了周元栋的后胸，又开了一枪。英勇的周元栋倒在了血泊中，含恨而死。
村东头有个姓周的富裕户，对日军抱有幻想，想花钱免灾，做了一桌酒菜，还拿出50块大洋送给日军。五个日军狂吃烂喝以后，醉醺醺地拍了拍着这人肩膀：“皇军的良民，米西米西的，大大的好！”可是，当他们在屋内发现了周家刚过门的新媳妇，瞬间变成了一群野兽，意图不轨。躲藏在屋里的丈夫，忍无可忍，从门后摸出棍子就向日军砸来，另一个日军发现后，一刺刀插入新郎的前胸。日军将吓昏的新媳妇糟蹋后，又将他全家反锁在屋里，放火活活烧死。
当两个日军搜捕到北大门巷时，看见巷内一家门口拴着两头骡子，便来牵骡子。骡子受惊挣断了缰绳顺巷子跑了，日军随后就追。不料，骡子跑到周家玉家后门时把堵门的秫秸碰倒了，日军一见满屋的妇女儿童，就不逮骡子了，由一名日军堵住门口，另一名回去又喊来十几名日军，把藏在屋里的妇女儿童和村内其他地方搜捕到的人，统统往这条东西巷子里赶。有的村民在被赶往大巷子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被鬼子从后面用刺刀活活刺死；更为残忍的是，日军还用大刀杀人取乐，村民们有的头被整个砍掉，有的脑袋被从中间劈开，有的四肢被完全砍去……
村民被赶到大巷子后，日军命令他们靠着墙根站好，在巷口的石台上架起机枪，做好了射击准备。
宗岛茂叉开两条腿，双手拄着军刀站在人群前。“猫猴子（日军对红枪会和抗日武装的侮辱性称呼）的有?”他用生硬的中国话皮笑肉不笑地说：“交出来大大的好！”村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猫猴子”，没有任何人吱声。宗岛茂拿着军刀走到人群面前，一边走，一边用左手抓住一个人的衣襟恶狠狠地问：“猫猴子的有?”当被抓的人吓得直摇头时，他就会“死啦死啦的!”地大叫着，狠狠地将村民推倒在地上，然后抓住旁边的人继续吼叫。
可是，除了小孩被惊吓的啼哭声，村民们都一声不响。宗岛茂恼羞成怒：“不交出来，统统死啦死啦的!”他右手举起军刀，咧开大嘴对机枪手大喊：“一、二、三!”右手一落，机枪便“嗒嗒嗒”地向人群疯狂地扫射起来。枪声、哭喊声、悲惨的呻吟声，惊神泣鬼，顷刻间，大巷内尸体纵横，血流成渠，惨不忍睹。尽管如此，日军仍不罢休，又把仍在血泊中挣扎、尚未断气的人一一杀害，就连年仅3岁的小孩也未能幸免。直到9点多钟，这群野兽般的日军，才洋洋得意地在黄柏郢北大门外的观音塘集合，向新城口方向开去。
日军刚离村，躲藏在圩外的群众就迅速返回圩里，见此惨状，莫不号啕大哭，人们一边哭喊亲人，一边查找尸体。现场被害的100多人中，仅有少数几人侥幸生还。为了永远记住黄柏郢大屠杀的国恨村耻，当年发生惨案的“北大门巷”现已改名为“忆仇巷”。
大屠杀的幸存者、74岁的周元和老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家19口人，几分钟功夫，我的二婶娘、三婶娘、三哥、五哥、姐、弟，侄女等10人，全被鬼子机枪……”周唐氏一家五口人被日军赶来贴墙站在一起，她怀里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幼儿，站在丈夫的右边，两个大些的孩子站在他们面前。机枪一响，她腰部先中一枪，就失去知觉倒下了。她说：“当时身上觉得一热，我知道中了鬼子的枪子。时间不长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已是中午时分，丈夫、儿子全死了。”周家玉老人痛诉这一惨案时说：“我当时只5岁，鬼子进村时，我们全家20口人都躲在一个大院内。我和母亲、六叔、堂弟、堂妹、哥、嫂7个人被鬼子发现赶往大巷中。开始，我被母亲搂在怀里，后来把我藏在她的身后，机枪一响，我被压在母亲身下。母亲当时中弹未死，鬼子就用刺刀……”他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了。
合抗日斗敌顽，活跃抗战第一线
历史事实不会被掩盖！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上演的这两次集体大屠杀中，仅有案可查的黄柏郢村民就罹难300余人(安徽省档案资料记载)，遭到伤害和强奸的更是难以统计。
日军惨绝人寰的烧杀之后，侥幸生存的村民流离失所，四处流浪。黄柏郢村到处是残垣断壁，殷红的沟巷里，到处都流淌着黄柏郢人民的血和泪；烧焦的枯树枝在弥漫的烟雾中，被寒风吹得瑟瑟作响，似乎在控诉日军的罪恶暴行。
然而，黄柏郢人民没有被日军的凶残所吓倒，他们再也不愿做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亲人的尸体，又重新组织起来，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全县一大批富有爱国心和民族正义感的农民和地方实力派，自发组织抗日武装，很短时间内参加红枪会的就有10万之众。黄柏郢的一批青壮年也怀着一腔热血积极地投身到打击侵略者的阵营。他们参加了上窑、新城口的红枪会，并主动与驻田家庵的国民党第三十一军刘士毅部接洽，要求联合抗日。他们每50名红枪会配步兵50名，步枪50支，共计6000余人，在怀远、凤阳一带同敌人开展游击战，活跃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他们袭击日军驻新城口据点，炸桥梁，毁公路，曾攻入怀远老西门日军据点，阻止了日军进攻淮南。
岁月峥嵘，往事历历，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美丽富饶的涡淮平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勤劳、淳朴、智慧、勇敢的黄柏郢人民已过上了和平、和谐、幸福的美满生活。盛世忆旧，感慨万千，愿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愿黄柏郢人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像奔腾不息的淮河浪花，一浪更比一浪高。
日军残暴反人类 杀戮卷土又重来
日军在黄柏郢村的第一次大屠杀中，残酷杀害了无辜百姓190多人（包括从白衣、肖家湖、杨拐坟等村庄来此避难的20余人），伤40多人，其中，周元和一家19口就被日军杀害10人，另有6户全家被杀绝。由于村子较大，日军人数不多，加上村里房屋层次较多，隐藏躲避的地方也多，日军初进村对地形不熟，所以，一部分隐藏起来的村民，在大屠杀中得以幸免。
日军对黄柏郢村大屠杀后，撤回山上据点里，可日军从山上据点里用望远镜看到村里还有活人，于是，当日午时，驻上窑日军又派出一批六七十人的骑兵部队，由南向北直奔黄柏郢而来，准备进行第二次大屠杀。
中午时分，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头顶，冬日的寒风呼呼地刮着，卷起阵阵黄 色的尘埃。刚刚经历了日军的血腥洗劫，村民对四周的动静已十分敏感，日军刚出动就被警觉的村民发现。这个时候，无论什么人都接受了日军第一次大屠杀的惨痛教训，不再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于是，只要能走动的人都拼命地向安全地带奔跑。圩子外的村民急匆匆地跑到山洞、树丛中躲藏，圩子里的人慌忙放下手中事向圩子外奔逃，有的慌得连孩子也没有来得及抱出来。周元和老人悲愤地回忆说：“我们一家被日军杀掉十口人，挖了两个大坑，把我的婶娘等5具尸体刚抬进坑里，还未埋土，听说鬼子又来了，我父亲和我只得丢下5具小字辈尸体向北逃跑了。”可怜的是，那些体弱多病和无法逃跑的老人，还有在第一次大屠杀中受了重伤无法行动的人，便成为日本鬼子第二次肆意蹂躏、屠杀的对象。
日军进村后，成群结队地挨家搜查。他们遇到关门的农户，就用枪托砸开门栓，用军靴踢开门板，紧接着对屋里就是一阵狂射。这些被日本军国主义驯化的杀人机器，完全丧失了人性，他们发现重伤的村民，当场就用刺刀凶狠地刺死；一些轻伤的村民，则被连打带踢地强行驱赶到大巷中，像上午一样遭到机枪扫射。大多数人中弹后当即死亡，还有少数人再次受伤，躺在死人堆中奄奄一息。
日军为了杀人灭口，绝不让一人生还，还在层层尸体中，翻来翻去寻找未死的人，一个一个检查，只要看见哪里一动，便赶上去补一刺刀，或用步枪补上一枪。周传德老人在回忆日军的两次集体大屠杀时，悲痛地回忆道：“鬼子第一次大屠杀，我与父亲都贴墙站在南首，离鬼子机枪稍远些，估计有四五十米。机枪一响，我同父亲都趴倒在地下。十分钟后，机枪停了。我胳膊被打伤还有知觉，我父亲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倒在我身上。他小声问我；孩子没事吧?我说：受点轻伤，他又说：坚决不能动啊。鬼子撤走后，我把父亲背回家中，用盐开水洗洗伤口。虽然连中三枪，所幸都不是要害部位，但是流血过多，头昏眼花，疼痛难忍。下午3点多钟，村里又传出：鬼子又来啦!快跑啊!的呼喊声，我便要背起父亲逃命，可是父亲坚决不肯，说；孩子，你快跑吧，不然我们都跑不掉。你要记住这个深仇大恨啊!我只好忍痛离开受伤的父亲，后来，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肚子被挑开，内脏全被挖出，丢在地上……”
日军进村后，丧尽天良，涂炭生灵。他们三五成群，四处鸣枪，挨门逐户搜查隐蔽在屋舍、柴草堆里、山芋窖里的老百姓，见到男的开枪就杀，见到女的就强行施暴，奸后再杀。一个名叫周刘氏的妇女，怀孕七个月，丈夫被日军刺死，她被六个鬼子抓住轮奸后，又被剖腹取出胎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日军兽欲满足了，人也杀光了，便把所有的房子、柴草都点着火。顷刻间，黄柏郢大圩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烟雾弥漫，十里之外，仍可看到冲天的火光。在大屠杀中幸免的人，在大火中再遭劫难。
经历了日军第二次大屠杀后的黄柏郢，全圩600多间茅草房，除周兆屋一家（是圩子里独立的小院）没着火外，其余全被烧光，连粮草、衣服、家具等也同化为灰烬。这次燃烧了一天一夜还不停息的大火，还烧死了躲在家里的老弱妇孺十余人，如周家玉六叔的小孩，就被活活烧死在木盆里。日军的骑兵队在黄柏郢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毁灭性烧、杀、抢后，很快鸣号集合，出了大圩朝新城口方向去了。
刺杀中国军人称侵华日军的必修课
淮水滔滔，流不尽千古奇冤；涂山巍巍，诉不完历史沧桑。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在怀远县孝仪乡制造的黄柏郢大屠杀，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又一个滔天罪行……
侵略者烧杀抢劫，红枪会奋起抗敌
1938年2月2日清晨，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三师团山田、山村两个旅团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沿津浦铁路两侧从凤阳、临淮关方向入侵蚌埠、怀远。驻守蚌埠的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十一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七军等部，在炸毁蚌埠淮河铁路大桥后，向徐州方向撤退。日军所到之处，肆意掠杀，如入无人之地，蚌埠当日沦陷。
2月4日，日军第十三师团为占领怀远，以橡皮船偷渡淮河，被国民党于学忠部击退。当日下午，日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淮河，古城怀远沦陷，国民党怀远县长高鸣谦匆匆率领部属西逃。日军驻蚌埠特务机关及警备司令部旋即在怀远设立特务机构怀远班（汪伪政府成立后，该特务机关改为联络官事务所）和军事机构警备中队。随后，日军以县城为依托，逆淮河而上，先后侵占了马头城、新城口、常家坟等沿淮农村集镇。为了控制淮河中下游，还成立了巡河大队，在淮河东岸新城口和山上黄疃窑设立据点，修建碉堡，经常在山上炮击周边村庄，下乡烧杀淫掠。
面对沦陷区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名存实亡、日军的肆意蹂躏和土匪的日趋猖獗，一批富有爱国热情的农民群众和地方士绅，在原红枪会的基础上聚集在一起，组织武装，侦察敌情，巡逻放哨，抗击日军，保护家乡。
2月14日，黄柏郢村周围数百名红枪会会员协同国民党地方部队共同作战，一举拔掉新城口据点，杀伤许多日军。之后，许多红枪会员来到黄柏郢庆贺胜利，不料，被日军发现。日军遂认定黄柏郢村是红枪会大本营。
2月17日上午，驻上窑镇的日军派出二三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窜到外窑西北的几个村庄骚扰，村中的群众发现后，立即逃往村外的山洼、树林里躲藏起来。这时，骚扰的日军恰与外窑一带的红枪会巡逻队相遇，红枪会的队员们满腔怒火，奋不顾身地挥刀、持枪向日军冲去，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新城口的红枪会得知后，也立即赶来助战。红枪会虽有100多人，都使用的是红缨枪、大刀、钢叉、土枪等落后武器，但他们面对持有先进武器的杀人不眨眼的日军，毫不畏惧，英勇杀敌。在激烈的肉搏中，红枪会员牺牲3人，伤10多人。在力量悬殊、难以取胜的情况下，红枪会员边还击边撤退，向外突围。一部分伤员如刘兆亭（新城口红枪会员）等因在黄柏郢有亲戚，就从黄柏郢南面的孤山向黄柏郢撤去。日军从望远镜中发现了他们撤退的方向，以为是黄柏郢的红枪会袭击了他们。一场灭绝人性的报复性大屠杀在悄悄地酝酿中。
黄柏郢集体屠杀，忆仇巷白骨累累
黄柏郢是坐落在大洪山北麓的一个偏僻的村庄，当时全村约七八百人。该村在军阀混战、土匪蜂起的年代，为了地方的安全，沿着村庄的外围用石块砌起了个约两华里的大圩子，圩外有壕沟，东南西北四方各留有圩门，日开夜闭，以防匪盗抢劫。这个圩子比附近村庄的圩子高大坚固。因此，当马头城被日军侵占后，马头城南部的白衣、肖家湖、杨拐坟等村庄的部分群众为避日祸，就投亲靠友也跑来黄柏郢避难。
1938年2月18日凌晨，驻上窑日军巡河大队特务班班长宗岛茂带领巡河日军50多人，气势汹汹地向黄柏郢奔来。由于黄柏郢村地势较高，日军从山上据点下来，被看得一清二楚，早起到圩外拣粪的几位农民见状急忙放下粪箕回到村里报信。村民们非常慌张，“拼了！俺们拉起家伙山（做武器的物件--地方话）跟鬼子拼个死活！”一些血气方刚的农民大声嚷道；有的老年妇女在家里颤抖地咕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祈祷神灵的庇护；另一些村民则主张先跑出圩子躲避一下再说时，而一些比较富有的人家担心跑出圩子，会有坏人乘机偷东西，甚至对日军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人也是人，不能不讲理，不愿离开村子。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维持人老圩主周兆福为使村寨免遭荼毒，不得已派了七八个老人，提着活蹦乱跳的家鸡，拎着整篮的鸡蛋，拿着酒瓶和香烟，还准备好鞭炮到村口欢迎“皇军”，指望蒙住日军，不再洗劫村庄。可是，鞭炮还未燃着，日军的机枪就“哒、哒、哒”地一阵扫射。据当事人回忆，周元富老人当场被打倒在地，其他老人扔掉手里的东西夺路逃回村子里。随后，宗岛茂命令日军兵分三路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黄柏郢大圩。这时，圩里的农民已陆续起床，也听到了枪声。
当听说日军从南门杀来时，纷纷向北门奔逃。但是，北门也很快被围，只有少数起得早、行动快的人跑出圩外，得以逃脱大难。全村800多人，多数都被堵在圩子里。被包围的黄柏郢，沿大圩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日军持枪监视。有的村民不甘心等死，想翻过圩墙外逃，头刚露出圩子外，就被日军枪杀在圩外的沟壕里，无一幸免。仅村北围沟里被日军打死的就有30多人，鲜血染红了圩子外的沟水，后来，人们把这条沟叫“血泪沟”。
日军进村后，横冲直撞，哇哇乱叫着向四处扫射。整个黄柏郢大圩的家前院后，血肉横飞，一片狼藉。鬼子的嚎叫声，村民的惨叫声，使这个古老的村庄变成了人间地狱。被困在圩子里的男女老少，特别是妇女儿童，惊慌失措，到处躲藏。有的藏在夹皮墙里或地窖里，有的躲在厕所里，年轻力壮的也有藏在自家的。有四五十名妇女儿童躲到了比较僻静的周家玉家的三间房子里去了。这三间房屋的前门已封死，只有后门通往北大门的东西巷子，门也用秫秸堵住，以作掩护。
村民们刚刚躲藏好，进圩的日军便开始挨门逐户进行搜查。黄柏郢村民周元栋，30多岁，身高体壮，在蚌埠一家烟行帮工，这次回乡是为了同家人一起过年。他正往屋里走，同搜到家门前的一名日军撞个对面。日军迫其就范，周元栋不堪受辱，更不示弱，与日军激烈搏斗，把日军的枪夺了过来。不料，响声惊动了附近的日军，一名日军从其背后赶来，用刺刀捅进了周元栋的后胸，又开了一枪。英勇的周元栋倒在了血泊中，含恨而死。
村东头有个姓周的富裕户，对日军抱有幻想，想花钱免灾，做了一桌酒菜，还拿出50块大洋送给日军。五个日军狂吃烂喝以后，醉醺醺地拍了拍着这人肩膀：“皇军的良民，米西米西的，大大的好！”可是，当他们在屋内发现了周家刚过门的新媳妇，瞬间变成了一群野兽，意图不轨。躲藏在屋里的丈夫，忍无可忍，从门后摸出棍子就向日军砸来，另一个日军发现后，一刺刀插入新郎的前胸。日军将吓昏的新媳妇糟蹋后，又将他全家反锁在屋里，放火活活烧死。
当两个日军搜捕到北大门巷时，看见巷内一家门口拴着两头骡子，便来牵骡子。骡子受惊挣断了缰绳顺巷子跑了，日军随后就追。不料，骡子跑到周家玉家后门时把堵门的秫秸碰倒了，日军一见满屋的妇女儿童，就不逮骡子了，由一名日军堵住门口，另一名回去又喊来十几名日军，把藏在屋里的妇女儿童和村内其他地方搜捕到的人，统统往这条东西巷子里赶。有的村民在被赶往大巷子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被鬼子从后面用刺刀活活刺死；更为残忍的是，日军还用大刀杀人取乐，村民们有的头被整个砍掉，有的脑袋被从中间劈开，有的四肢被完全砍去……
村民被赶到大巷子后，日军命令他们靠着墙根站好，在巷口的石台上架起机枪，做好了射击准备。
宗岛茂叉开两条腿，双手拄着军刀站在人群前。“猫猴子（日军对红枪会和抗日武装的侮辱性称呼）的有?”他用生硬的中国话皮笑肉不笑地说：“交出来大大的好！”村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猫猴子”，没有任何人吱声。宗岛茂拿着军刀走到人群面前，一边走，一边用左手抓住一个人的衣襟恶狠狠地问：“猫猴子的有?”当被抓的人吓得直摇头时，他就会“死啦死啦的!”地大叫着，狠狠地将村民推倒在地上，然后抓住旁边的人继续吼叫。可是，除了小孩被惊吓的啼哭声，村民们都一声不响。
宗岛茂恼羞成怒：“不交出来，统统死啦死啦的!”他右手举起军刀，咧开大嘴对机枪手大喊：“一、二、三!”右手一落，机枪便“嗒嗒嗒”地向人群疯狂地扫射起来。枪声、哭喊声、悲惨的呻吟声，惊神泣鬼，顷刻间，大巷内尸体纵横，血流成渠，惨不忍睹。尽管如此，日军仍不罢休，又把仍在血泊中挣扎、尚未断气的人一一杀害，就连年仅3岁的小孩也未能幸免。直到9点多钟，这群野兽般的日军，才洋洋得意地在黄柏郢北大门外的观音塘集合，向新城口方向开去。
日军刚离村，躲藏在圩外的群众就迅速返回圩里，见此惨状，莫不号啕大哭，人们一边哭喊亲人，一边查找尸体。现场被害的100多人中，仅有少数几人侥幸生还。为了永远记住黄柏郢大屠杀的国恨村耻，当年发生惨案的“北大门巷”现已改名为“忆仇巷”。
大屠杀的幸存者、74岁的周元和老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家19口人，几分钟功夫，我的二婶娘、三婶娘、三哥、五哥、姐、弟，侄女等10人，全被鬼子机枪……”周唐氏一家五口人被日军赶来贴墙站在一起，她怀里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幼儿，站在丈夫的右边，两个大些的孩子站在他们面前。机枪一响，她腰部先中一枪，就失去知觉倒下了。她说：“当时身上觉得一热，我知道中了鬼子的枪子。时间不长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时已是中午时分，丈夫、儿子全死了。”周家玉老人痛诉这一惨案时说：“我当时只5岁，鬼子进村时，我们全家20口人都躲在一个大院内。我和母亲、六叔、堂弟、堂妹、哥、嫂7个人被鬼子发现赶往大巷中。开始，我被母亲搂在怀里，后来把我藏在她的身后，机枪一响，我被压在母亲身下。母亲当时中弹未死，鬼子就用刺刀……”他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了。
联合抗日斗敌顽，活跃抗战第一线
历史事实不会被掩盖！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上演的这两次集体大屠杀中，仅有案可查的黄柏郢村民就罹难300余人(安徽省档案资料记载)，遭到伤害和强奸的更是难以统计。 日军惨绝人寰的烧杀之后，侥幸生存的村民流离失所，四处流浪。黄柏郢村到处是残垣断壁，殷红的沟巷里，到处都流淌着黄柏郢人民的血和泪；烧焦的枯树枝在弥漫的烟雾中，被寒风吹得瑟瑟作响，似乎在控诉日军的罪恶暴行。 然而，黄柏郢人民没有被日军的凶残所吓倒，他们再也不愿做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亲人的尸体，又重新组织起来，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全县一大批富有爱国心和民族正义感的农民和地方实力派，自发组织抗日武装，很短时间内参加红枪会的就有10万之众。黄柏郢的一批青壮年也怀着一腔热血积极地投身到打击侵略者的阵营。
他们参加了上窑、新城口的红枪会，并主动与驻田家庵的国民党第三十一军刘士毅部接洽，要求联合抗日。他们每50名红枪会配步兵50名，步枪50支，共计6000余人，在怀远、凤阳一带同敌人开展游击战，活跃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他们袭击日军驻新城口据点，炸桥梁，毁公路，曾攻入怀远老西门日军据点，阻止了日军进攻淮南。 岁月峥嵘，往事历历，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美丽富饶的涡淮平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勤劳、淳朴、智慧、勇敢的黄柏郢人民已过上了和平、和谐、幸福的美满生活。盛世忆旧，感慨万千，愿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愿黄柏郢人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像奔腾不息的淮河浪花，一浪更比一浪高。
日军残暴反人类 杀戮卷土又重来
日军在黄柏郢村的第一次大屠杀中，残酷杀害了无辜百姓190多人（包括从白衣、肖家湖、杨拐坟等村庄来此避难的20余人），伤40多人，其中，周元和一家19口就被日军杀害10人，另有6户全家被杀绝。由于村子较大，日军人数不多，加上村里房屋层次较多，隐藏躲避的地方也多，日军初进村对地形不熟，所以，一部分隐藏起来的村民，在大屠杀中得以幸免。
日军对黄柏郢村大屠杀后，撤回山上据点里，可日军从山上据点里用望远镜看到村里还有活人，于是，当日午时，驻上窑日军又派出一批六七十人的骑兵部队，由南向北直奔黄柏郢而来，准备进行第二次大屠杀。
中午时分，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头顶，冬日的寒风呼呼地刮着，卷起阵阵黄 色的尘埃。刚刚经历了日军的血腥洗劫，村民对四周的动静已十分敏感，日军刚出动就被警觉的村民发现。这个时候，无论什么人都接受了日军第一次大屠杀的惨痛教训，不再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于是，只要能走动的人都拼命地向安全地带奔跑。圩子外的村民急匆匆地跑到山洞、树丛中躲藏，圩子里的人慌忙放下手中事向圩子外奔逃，有的慌得连孩子也没有来得及抱出来。周元和老人悲愤地回忆说：“我们一家被日军杀掉十口人，挖了两个大坑，把我的婶娘等5具尸体刚抬进坑里，还未埋土，听说鬼子又来了，我父亲和我只得丢下5具小字辈尸体向北逃跑了。”可怜的是，那些体弱多病和无法逃跑的老人，还有在第一次大屠杀中受了重伤无法行动的人，便成为日本鬼子第二次肆意蹂躏、屠杀的对象。
日军进村后，成群结队地挨家搜查。他们遇到关门的农户，就用枪托砸开门栓，用军靴踢开门板，紧接着对屋里就是一阵狂射。这些被日本军国主义驯化的杀人机器，完全丧失了人性，他们发现重伤的村民，当场就用刺刀凶狠地刺死；一些轻伤的村民，则被连打带踢地强行驱赶到大巷中，像上午一样遭到机枪扫射。大多数人中弹后当即死亡，还有少数人再次受伤，躺在死人堆中奄奄一息。
日军为了杀人灭口，绝不让一人生还，还在层层尸体中，翻来翻去寻找未死的人，一个一个检查，只要看见哪里一动，便赶上去补一刺刀，或用步枪补上一枪。周传德老人在回忆日军的两次集体大屠杀时，悲痛地回忆道：“鬼子第一次大屠杀，我与父亲都贴墙站在南首，离鬼子机枪稍远些，估计有四五十米。机枪一响，我同父亲都趴倒在地下。十分钟后，机枪停了。我胳膊被打伤还有知觉，我父亲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倒在我身上。他小声问我；孩子没事吧?我说：受点轻伤，他又说：坚决不能动啊。鬼子撤走后，我把父亲背回家中，用盐开水洗洗伤口。虽然连中三枪，所幸都不是要害部位，但是流血过多，头昏眼花，疼痛难忍。下午3点多钟，村里又传出：鬼子又来啦!快跑啊!的呼喊声，我便要背起父亲逃命，可是父亲坚决不肯，说；孩子，你快跑吧，不然我们都跑不掉。你要记住这个深仇大恨啊!我只好忍痛离开受伤的父亲，后来，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肚子被挑开，内脏全被挖出，丢在地上……”
日军进村后，丧尽天良，涂炭生灵。他们三五成群，四处鸣枪，挨门逐户搜查隐蔽在屋舍、柴草堆里、山芋窖里的老百姓，见到男的开枪就杀，见到女的就强行施暴，奸后再杀。一个名叫周刘氏的妇女，怀孕七个月，丈夫被日军刺死，她被六个鬼子抓住轮奸后，又被剖腹取出胎儿，挑在刺刀上取乐。日军兽欲满足了，人也杀光了，便把所有的房子、柴草都点着火。顷刻间，黄柏郢大圩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烟雾弥漫，十里之外，仍可看到冲天的火光。在大屠杀中幸免的人，在大火中再遭劫难。
经历了日军第二次大屠杀后的黄柏郢，全圩600多间茅草房，除周兆屋一家（是圩子里独立的小院）没着火外，其余全被烧光，连粮草、衣服、家具等也同化为灰烬。这次燃烧了一天一夜还不停息的大火，还烧死了躲在家里的老弱妇孺十余人，如周家玉六叔的小孩，就被活活烧死在木盆里。日军的骑兵队在黄柏郢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毁灭性烧、杀、抢后，很快鸣号集合，出了大圩朝新城口方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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