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后，大批国民政府军将领在“曲线救国”的旗号下向日军投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们是一群为虎作伥的汉奸败类，追随日本侵略者迫害自己的同胞。战后也往往被国共两党以“汉奸罪”审判。但历史实情是如何呢？如果对投敌将领人数、所属派系、所属战区进行分析，却会发现--最多的投敌将领出自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人物门下。那么谁的门下诞生了最多的投敌将领呢？这次《重读抗战》我们就来聊一聊。
将领投日的缘起于发展
七七事变之初，日军对于伪正规军的发展方面，除了已建立的伪满军和伪蒙军外，没有再建立的计划。当时，日军提出了“华北五省联省自治”的方案，计划在北平与张家口设立伪政权，配备日本顾问加以监视，以便控制伪政权。不久，日军进入内蒙后，分别于9月4日，10月15日设立了“察南自治政府”与“晋北自治政府”，两者共同组成“蒙疆联合委员会”。11月27日，成立“河南自治政府”。对于这些政权的武装力量，日军的要求是这些伪政权只需要其协助日军警备“作战后地方”即可，因此此时伪军的定位只是地方保安队的水平，它包括地方警察等非正规军在内，其主要目的是维持地方的治安。对于已经投降过来的国民政府杂牌军，只要求他们反对国民党中央，不要加入抗战，并未强迫他们当伪军。可见抗战爆发之初，日军基于速战速决的计划，还未开始大规模的建立伪军的计划，只是利用现成的国民政府军队和地方警察等力量协助保护各地的伪政权而已。
不过，到了武汉会战前夕，意识到中日战争将长期进行，兵力难以为继的日本军方开始调整方针。1938年7月12日，日本根据“以华制华”的策略，制定出“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其中包括“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瓦解敌人的战斗力”，7月19至22日，日本通过“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准备实施策反：
“一、促使中国军队投降，加以笼络，使其归顺，并发挥其反蒋反共意识，支持新政权，为消灭抗日容共军队，尽量使众多的中国军队同日军合作，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
二、在我占领区内的海港、铁路和水路等交通要冲，以及资源所在地等重要地点，驻扎必要的日军部队；在偏僻地方，则组织中国武装团体，负责确保治安。其兵力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决定。
三、签订防共军事同盟，在日军的指导下逐步改编军队。”
自此，日军开始逐步重视对国民政府军队将领的策反工作。
投日将领中冯玉祥西北军出身投日汉奸最多
投敌的国民政府高级将领在数量上有多少？从来说法不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写的《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中列有《国民党高级将领投日一览表1939-1944》，认为在此期间投敌的高级将领共有62人。另一种说法则根据叶剑英在1944年6月22日发表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提出的统计数据：“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1942年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这个数字被广泛引用，《中国抗日大词典》亦采用67人说，“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其部队大批投敌，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到1944年国民党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中，有中央委员二十人，高级将领六十七人。”但国民政府军事将领投日并非从1942或1940年开始，也就是说其实人数比叶剑英所说67人还多。在这些投降的高级将领中，比较有名的有属于西北军系统的郝鹏举、郑大章、孙良诚，东北军系统的胡毓坤、鲍文樾等等。
根据对资料的检索，至少有99名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1939年至1945年间投降敌伪。令人吃惊的是，在国民政府军队各派系中，一直给国人映像积极抗日的西北军，出汉奸最多。高达46人，占投敌将领总数近半。包括著名的门致中、石友三、郝鹏举、公秉藩、孙良诚、孙玉田、张岚峰、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等人。在投敌将领中，军衔最高者为上将孙良诚，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西北军的投敌人数，是列第二的东北军（11人）的四倍有余。
结合西北军历史上的表现来看，会发现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惯于在各大势力间骑墙，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力，不惜充当“三姓家奴”，频繁跳槽站队。作为西北军集团的首领的冯玉祥，有“倒戈将军”的绰号。冯一生倒戈有八次，其中比较著名的三次，其一是发动滦州起义，倒清朝；其二是发动北京政变，戏弄了曹锟、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囚禁曹锟，通电主和。其三是中原大战时，冯不顾与蒋是结拜兄弟的关系，兵戎相见。在这次中原大战中，由于他的嫡系将领纷纷背叛了他，故而战局每况愈下，冯玉祥被迫下野。
在他的手下，还有同样深得跳槽精髓的数十位“倒戈将军”，他们有样学样，深得冯玉祥倒戈跳槽的真谛。他们长期追随冯玉祥南征北战，既有骑墙的两面派，也有汉奸卖国贼。
韩复榘是冯玉祥的爱将，曾在30年代至40年代风光一时，后不顾冯的劝阻投到蒋介石的怀抱，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因其不战而放弃济南并密谋反蒋，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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