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晋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春秋史。

　　在众多晋国国君中，最赫赫有名的，自然是非晋文公莫属。他在城濮之战中一举击败强盛一时的楚国，“取威定霸”，确立了晋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跻身于“春秋五霸”之列。这固然是晋文公本人主观努力、麾下三军将士效命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春秋以来晋国长期发展壮大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晋献公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历史

　　晋献公的父亲是曲沃武公，此人洵非简单人物，他以“小宗”的身份，凭藉优势的武力攻灭了翼地（今山西翼城东南）的晋国“大宗”晋缗侯，以庶夺嫡，成为晋国新的统治者，是为晋武公，时在公元前679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晋武公登基“作威作福”才二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子于公元前676年即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较之乃父更有魄力和手腕，其文治武功，为晋国的迅速崛起、跻身于春秋大国行列（原先晋国乃蕞?小国，军队只有一军，史称：“晋，偏侯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他晚年的糊涂与荒谬，却使得他未能最终完成晋国称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宏伟大业。

　　从现存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史料记载的情况看，晋献公绝非一位平庸的君主，而是一位颇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他有比较明确的国家战略发展方针，深谋远虑、举重若轻。这就是在政治上对内以血腥残忍的手段削弱同姓公族的势力，大力度强化中央集权；对外故作姿态，显示“尊王”的态度，以捞取优厚的政治资本；在军事上一方面积极扩充武备，增强军力，“先为不可胜”，另方面“该出手时就出手”，伺机吞并小国，打击戎狄势力，开拓疆土，进而争霸逐雄。在这一高明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晋国走上了迅速强盛的道路。

　　当时的周天子，龟缩于洛邑一隅，风光不再，不招诸侯国见待，可他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与姬姓大宗，还有可资利用的剩余价值。晋献公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位伊始，就和虢公一道，风尘仆仆前往成周朝觐周惠王，接受周王的赏赐。为了更进一步密切与王室的关系，晋献公又伙同虢公、郑伯，一起为刚刚当上“天子”的周惠王操办隆重的婚礼，出资赞助周卿士原庄公到陈国，迎接陈国公主陈妫到成周和周惠王完婚。

　　场面上的事要做，实质性的事更得干，公元前655年，晋军攻灭虞国之后，晋献公慷慨大方，“归其职贡于王”，即把虞国的贡纳和赋税呈献给周惠王，解了周室缺钱少粮的燃眉之急。这些做法，与其父晋武公在位之时发兵攻打周室，杀死成周的夷邑大夫夷诡诸，逼走成周执政大臣周公忌父的行径不啻有霄壤之别。晋献公就是通过这种姿态，轻轻松松赢得“尊王”的美誉，在一众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声誉！

　　双管齐下，多头并进，在大张旗鼓“尊王”的同时，晋献公还不遗余力地巩固和强化中央专制集权。诛杀“公族”，就是这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所谓“公族”，即是由历代国君的庶子所繁衍枝蔓而形成的宗族。旷日持久，他们人数膨胀，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常对君权构成严重的威胁。晋献公的前辈就是晋国“公族”的一支，曲沃桓公、庄伯、武公以“小宗”身份兼并“大宗”，最终攫取晋国政权的血腥历史，晋献公耳熟能详，有切身的感受。他当然不愿“投桃报李”，让同样的历史悲剧轮回到自己的身上，因此，他一直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致力于翦灭公族，以加强君权的斗争。

　　为此他采讷大夫士芴的计谋，在诸公族之间蓄意制造矛盾，挑动他们自相倾轧、自相残杀。在“公族”势力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之后，晋献公于公元前669年在聚地（今山西绛县东南）筑城，让群公子居住，同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晋献公亲自统领大军，出其不意围攻聚邑，亮出屠刀，大开杀戒，尽屠群公子，使大权集中于国君之手，结束了内患，安定了统治。当然，这一残忍的举措也带来明显的后遗症，即导致春秋后期晋国公室卑弱衰微，异姓贵族势力乘机坐大，操纵国政，把持军权，最终走上“三家分晋”的不归之路。

　　在彻底解除了“公族”对君权威胁这一后顾之忧后，晋献公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对外的军事扩张。要对外开拓发展，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此，晋献公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打破先前周王室所规定的晋国只能拥有一军的数量限额，于公元前661年将一军增扩为两军，他本人亲领主力上军，而由太子申生统率下军。

　　在兵强马壮的基础上，他动用军队主动向外出击，于同年先后灭掉耿（今山西河津东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东北）等诸多小国。次年，晋献公再接再厉，又派遣太子申生率军讨伐东山皋落氏（今山西垣曲东南，系赤狄氏之一支），凯旋而归，“败狄于稷桑而反”。与此同时，晋献公还先后派兵攻灭了周围的骊戎诸多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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