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初探

杨立新

　　江淮地区地处长江下游的西部，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是探索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从现有考古资料看，这一地区的史前文化可上溯至七、八千年前，经过漫长的发展，至五、六千年前逐步开始向文明的过渡。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渐进过程。本文就江淮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有关问题试作分析，谈谈粗浅看法。 一、文明化进程的经济基础 江淮地区史前稻作农业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侯家寨文化时期就已存在1，并在当时的氏族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家畜的饲养、纺织等都已出现。尽管如此，当时的生产力还是比较低下的。

经过缓慢的发展，大约在距今5300年左右，江淮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氏族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主要表现：

（一）

　　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一是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此期的生产工具除原有的石斧、石锛、石镰外，新出现石铲、石刀、石锄等。尤其是石铲，宽大扁平，刃口较利，可大大提高掘土效率。同时，石器的造型也向大型化、规范化、精致化发展，并根据用途分工不同而专门化了。工具的改进和用途专门化，不仅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而且也是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这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由粗犷型而细化，推测当时已普遍采用耜耕和锄耕技术了。二是农业产量的提高。农业的产量，与种植面积、农作物单产量、生产工具的效率，以及气候等因素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大量新的农业生产工具的出现与改进，表明当时的农业种植面积在扩大，而工具的改进，有利于精耕细作，提高农业的单产量。薛家岗文化的大型多孔石刀的出现2，则与当时的农业收获量提高有关。而此期新出现的用于储存粮食的大陶缸，以及陶杯、陶盏等饮酒器皿，则说明当时已有多余的粮食来储存、酿酒，这间接的反映了当时的粮食收获量较之以前有大大提高。三是家畜饲养已比较普遍。如凌家滩3、薛家岗、望江黄家堰4等遗址内，有用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反映了当时的家猪饲养量较大。此时渔猎和采集经济已退居次要地位，但作为大自然的赋予，人们仍然从中摄取食物作为氏族经济的补充，丰富食物链。

（二）

　　手工业生产部门空前繁荣。一是石器制作。这一时期的石器，不仅种类丰富，而且数量多，大大超过了前期。在石器的制作技术上有较大的进步，石器造型规整，制作精致，从切割、成型、钻孔到抛光等加工技术已比较成熟。像薛家岗的大型多孔石刀、风型石钺等，体大扁薄，造型规整，厚度仅0.5厘米，尤其是石刀孔距分布均匀，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二是玉器制作的兴盛。此期的玉器发现数量大，种类多，造型美观，制作精细，表面光亮，并出现圆雕、浅浮雕、透雕等新工艺。如一些环、璜的孔眼仅有针眼大小；有的玉器如凌家滩的玉喇叭壁厚仅1毫米，轻如薄纸；像凌家滩的玉人、玉龙、玉鹰、玉龟等，造型新颖，制作精致。这些都表明当时的玉器制作，已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制作如此复杂、精致的玉器，仅靠手工是难以完成的。通过对玉器加工痕迹的分析，当时的玉器制作已使用原始砣机、夹具、钻头等简单的机械。此期江淮地区玉石器制作，可以说它凝结着史前科技的萌芽，代表了史前玉石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三是制陶的发展。陶器生产与史前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制陶工艺也有长足的发展。此时轮制技术的发明，使陶器的胎质厚薄均匀，器物种类丰富，造型规范。如常见的壶、鼎、罐、豆等基本器类，除足、口、柄或圈足部位的形式有所不同外，基本器身变化不大，陶器的产量也大大提高。其他诸如纺织、制骨等手工产品的生产也都有较大的发展。

（三）

　　交换的扩大。氏族经济的发展，导致氏族内部以物易物交换的出现，同时氏族间也可以通交换的方式获得稀缺物品。江淮属于史前玉石器手工业发达地区，玉石器产品的交换尤显突出。如薛家岗文化的多孔石刀，不仅在邻近地区而且在赣北、鄂东等周边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均有发现。这不排除本地制作的可能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产品是通过交换流传到这些地区。其次，江淮地区的玉器产品在同期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其质地和造型基本一致。生产这些玉器的原料并不是每个遗址都有的，尤其是技术工艺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简单掌握的，这些玉器的来源应与交换有关。有人根据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芯，与同遗址出土的近800件玉器上的钻眼进行痕迹找寻对照，结果无一件能对上5，这说明该遗址制作的玉器产品，有相当一部分已交换或交流到外地。在位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中，有不少玉器如璜、环、镯、铲等6，与江淮区的玉器风格十分相似。尤其是齿形半璧式璜，与凌家滩、薛家岗文化的同类璜完全一致，而前者的同类璜数量大，型式多样，远比后者丰富，这表明大溪文化的玉器与江淮产地有关。交换与产品生产的扩大，是成正比的，前提是外部社会的需要，交换的扩大，不仅刺激产品的生产，而且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此时江淮地区的史前氏族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它对本区文明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文明化进程的社会基础 氏族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促使氏族内部社会关系也发生着变化。

　　（一）新的社会分工出现。农业的发展为新的社会分工奠定了基础。从当时的玉石器制作的工艺水平看，具有规模大，工艺复杂的特点，这必须要有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能工巧匠来承担。像凌家滩遗址中随葬玉料、玉芯的墓葬，墓主可能属于制玉工匠。玉器制作工艺繁杂，费工、费时。从凌家滩出土的玉石器的数量看，决不是几个人可以完成的，必须有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通过多道工序的流水作业，分工协作，才能完成。此外，随着制陶技术的提高，也需专门的工匠和生产部门来组织生产。总之，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看，石器制作业、玉器制作业、制陶业、纺织业等已从农业中分离，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氏族内部已出现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二）氏族内部社会关系的变化。墓葬是死者生前社会关系的真实反映。从此期的墓葬看有以下变化：一是贫富分化的出现。如在薛家岗遗址三期文化80座墓葬中，随葬品有陶器、石器、玉器等。其中随葬品在2—4件的有48座，占60.5%；5—7件的有22座，占27%；10件以上的仅有10座，占12.5%。在含山凌家滩墓地，随葬品少的墓仅有几件，多的墓可达上百件，两者的悬殊差距更加明显。二是私人占有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民族志材料表明，最早变为私有财产的物品，包括个人使用的装饰品、工具、服饰、以及生活用具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这些物品逐渐变为财富、动产而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如薛家岗M44，随葬品有46件，其中陶器3件，石制生产工具9件，包括五、九、十一、十三孔石刀各1件、锛1件、凿1件、铲3件，玉器34件，在整个墓地中属于最丰富的。在凌家滩遗址，一些大墓随葬多件生产工具和玉器的现象则更多。如M4、M15、M29等3座墓，总计随葬品为338件，其中陶器28件，占9%；石器61件，占18.5%；玉器246件，占72.5%。像薛家岗遗址M44、凌家滩大墓等基本以玉石器随葬品为主，一些生产工具无使用痕迹，尤其是作为非生产性的玉器装饰品的大量存在，表明这些玉石器具有动产的性质而被个人所占有，死后带进幂府中继续享用。三是出现地位尊卑，产生特权阶层。从墓地的布局看，一般大墓多位于墓地中心，而小墓则分布在墓地的两侧。如薛家岗遗址T6探方内分布着16座墓葬，其中M58、M40、M44、M47等4座大墓居于中间，而其他12座小墓则分布在周围，大墓位置显赫，这表明墓主之间生前存在着等级身份的差别。从随葬品的内容看，这些大墓的主人应为氏族内部产生的新权贵。如凌家滩M4，出土有玉龟、刻纹玉牌、玉勺等器具，并有一套由大到小的石铲，其墓主可能属于祭祀或神职人员。M29出玉人、玉鹰、及一批玉石质铲、钺和戈，墓主身份可能属于军事首领或氏族首领。“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这些人占有丰富的财富，他们高高在上，掌握氏族的祭祀、军事大权，应属于氏族内部的特权阶层。
（三）社会意识的变化，逐渐产生了宗教与权力合一的神权。一是宗教观的变化，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进步到对天地人的崇拜。从凌家滩的玉器看，寓意神秘，玉龙、玉虎象征着神兽，玉鹰象征着神鸟，玉牌象征着天地方圆、四至八方，玉龟属于占卜工具，其与玉牌结合，表明原始巫术的存在。二是对神权的崇拜。凌家滩的玉人有站立和蹲坐两种姿式，各有3件，其上身造型和服饰雷同，均头戴冠饰，双臂放置于胸前，表情严肃，一副宗教偶像的神态。冠饰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凌家滩的玉人与良渚文化神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应是神人偶像。三是礼制萌芽的出现。神权统治需要建立一种秩序来维持。这一时期一些大墓随葬有大批的玉石器，这些玉石器既是财富的象征，又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更是三代时期礼器制度的渊源，它在观念上已包含有礼制的内容。

三、中心聚落的形成与文明化进程的关系

　　江淮地区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有数百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诸如含山凌家滩、潜山薛家岗、望江黄家堰等中心或次中心聚落遗址。这些聚落遗址相对于一般聚落遗址而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面积大，规格高。如凌家滩遗址散布范围达160万平方米，薛家岗遗址有6—10万平方米；而黄家堰、汪洋庙、安庆墩头7等次中心遗址，一般为2—6万平方米；像太湖王家墩8、怀宁杨家咀9等，一般遗址则较小，一般在2万平方米以下。从遗址的规模看，这些中心聚落遗址呈金字塔形，处于聚落群的顶端。二是处于区域经济中心的主导地位。中心聚落遗址具有雄厚的农业、手工业基础，经济总量也远远大于一般聚落遗址。生产工具作为生产资料，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从已发掘的薛家岗类型的遗址分析，虽然各遗址在发掘的面积和墓葬数量上有较大的差别，但从出土的文化遗物看，可以窥测其不同遗址的整体经济实力。作为农业生产工具的石器，按实际发掘面积与出土石器之比例看，薛家岗遗址为160件/1200平方米、而太湖王家墩为6件/75平方米、怀宁杨家咀为4件/50平方米、安庆夫子城为16件/114平方米10、望江汪洋庙为53件/885平方米。薛家岗遗址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比例最大。作为纺织用的陶纺轮，薛家岗遗址出土71件，余均在2—12件，薛家岗遗址的比例远远大于后者。在凌家滩、薛家岗、黄家堰等遗址都发现有带加工痕迹的玉石料及半成品，这表明中心及次中心遗址有着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作坊，经济基础比较雄厚。三是聚敛的财富多。玉器作非生产性装饰品，既是奢侈品又是财富的象征。从薛家岗类型的遗址看，其出土的玉器也有较大的差别。如薛家岗遗址有173件之多，有斧、铲、环、镯、璜、管、饰、珠等，种类多、数量大，工艺精细；而其他一般遗址仅出土3—5件，品种仅有璜、管、饰等。在生产工具方面，薛家岗遗址出土的石器有铲、锛、刀、钺等，其中大型石刀有1—13孔之多，石器制作规整、精致，而一般遗址则出土较少，石刀多在1—5孔之间，制作粗糙。由此看出，中心聚落占有的社会财富总量较大，除生活必须品外，在象征着财富的玉石器等物品的种类及数量比例上远远大于一般聚落遗址。四是社会分化突出。此时，作为潜山天宁寨、望江汪洋庙、怀宁杨家咀等一般遗址，其墓葬的随葬品一般为1—6件，有的则没有随葬品，社会分化不甚严重。在薛家岗遗址T6探方中有16座墓，其中随葬品在3—9件的有12座，15—46件的有4座，其社会分化十分明显。从各等级聚落遗址的分化程度看，有着等级越高分化越严重的趋势。以上特点表明，中心聚落遗址在文明化进程中的步伐要比一般聚落遗址快的多。

　　目前江淮地区尚未发现史前古?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398613.html

相关阅读：黄帝曾孙之女竟然嫁给一条狗？
中国汗青传说时期最早的宗祖神：黄帝
吴刚是谁？吴刚为什么会在月宫伐桂？
黄河流域文化遗址
黄帝的妻子是谁 黄帝有几个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