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黄玉堂和刘树群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南部队的枪械装备甚至比中国部队还要好。从缴获的枪支看，越军使用的枪有苏联产的、美国产的，还有中国产的。这些来自于中国的枪支，都是此前中国向越南援助的，都是最先进、质量最好的，“而越军用这些枪打我们”。

1979年3月16日，广西中越边境，五星红旗在上空飘扬。

距此3公里的越南土地上，刘树群和他的战友行军在回国的路上。“看到国旗，就像看到妈一样。”刘树群说，远远看到五星红旗，一群群汉子们都哭了。一把年纪的副军长，像孩子般的跳着喊“我们又回来了!”

那一年刘树群20岁，是约二十万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士兵中的一员。他所在的20多人的侦察分队，在28天的战斗中，牺牲了2人，负伤6人。

而当年19岁的黄玉堂，在战斗中失去了6名战友，满山遍野白色的花环成为他一生的记忆，每个花环旁是一座座战争烈士的坟墓。战争胜利至今，黄玉堂还是不敢看《高山下的花环》这部电影，他怕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29年过去了，已年近半百的刘树群和黄玉堂对于如今的和平环境，有着比常人更是深刻的理解，但谈起那场卫国战争，两人的回答不约而同：“我们不后悔!”

战前

“说不害怕那是假的”

刘树群湖南湘潭人，黄玉堂福建泉州人，1978年两人在当地入伍参军。刘成为一名步兵，黄则是一名侦察兵。

此时，在中越边境，越南对内迫害华侨华人，对外频频搔扰中国边境，打死打伤我边民及边防军。据当时的报道，从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越方武装挑衅达700余次，入侵中国领土160余处，打死打伤中国军民300余人，严重危害中国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978年年底，部队就开始做动员，黄玉堂这才知道“可能真的要打仗了”。随后，战士们所有的信件都扣在邮电局，暂时不能发出。如今已近50岁的黄玉堂回忆，战友们那时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对于战争甚至有些兴奋。

1月16日，黄玉堂所在的部队坐上了开往广西的火车。

此时，刘树群也在赶往广西的军用汽车上，当时的名义是野营拉练，并不知道是去与越南打仗。

驶入广西境内，公路上到处可见往边境开进的军车和大炮，车上还载着各种型号的火炮。颠簸了约6个昼夜，刘树群和战友终于到达目的地———广西龙州县龙北农场。

一下车，刘树群马上知道了要与越南打仗的消息，一见到解放军就涌上来的华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战士们讲述了家产被抢、房子被烧、又被驱赶出境的遭遇。

随后，黄玉堂和刘树群都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战前训练。识别各种号声、旗语等，还有哨声，熟悉枪支的使用，还进行了战术等训练。黄玉堂说，中越边境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战士们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整天在崎岖的山地上摸爬滚打。

令黄玉堂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的剃光头，并非削发明志，而是为在战场上包扎方便;战士们要在军帽和领章上都写上名字、血型、所在部队的编号，将来牺牲后易于辨认尸体。

遗书是每个战士都要写的，包在不带上战场的行李衣物内，在一张布条上写好地址，托付给临时驻地的老乡出发后再寄回家中。“说不害怕是假的。”刘树群说，战争在他那个年龄看来，只在书本和电影里见过，这次就到了现实中。

开战

“大炮齐吼，比地震厉害多了”

1979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

2月17日，黄玉堂和刘树群都是凌晨两点起来集合，这一天是战争开始的时间。

黄玉堂所在的部队从爱店镇过境，步行约2个小时赶到阵地。当时是轻装上阵，除了武器外，每人背了3天的干粮。刘树群和战友则是从科嘉(音)关口进入越南，原本针对水口关修葺阵地成为蒙骗敌人的幌子。

到达指定位置后，战士们都隐蔽在战壕中，静静等待总攻的时间。

6时45分，骤然一声炮响，引发万声惊雷。总攻开始了。

一开始是双方的炮攻战。刘树群回忆，千百门大炮昂首齐吼，顿时感觉天在摇，地在颤，“比地震厉害多了”，强烈的震动让人站不住脚。带着火尾巴的火箭弹，像流星一样带着哨声呼啸而过，落在地上火焰在升腾，整个暗夜变成了一片深红色。

“战争，就是战争!”黄玉堂说，他在真正的战场上一下子呆住了，这跟他在临战训练时想象的不一样，虽然心在咚咚地跳，但他意识到自己好像清醒了很多。希望与失望、亢奋与惊慌，生与死的瞬间……好像都能在这惊天动地的炮火中体会到。

正当发呆的时候，越军的一颗炮弹打到黄玉堂的战壕里，两名战友受伤，一个伤在胸部，一个伤在屁股，随后就被民兵组成的担架队抬走治疗。

见到了血，黄玉堂突然更镇定。“炮弹也就这么回事，打到战壕里都没死人。”他说，自己也变得勇敢起来。

在炮攻中，刘树群所在的连队也有伤亡，有的不是被越军的炮弹杀伤，而是自己的炮弹。“劣质炮弹，根本达不到射程。”如今的刘树群仍气愤地说。黄玉堂也证实，在战场上经常有手榴弹扔出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的情况。这批枪弹是“文革”期间生产的。受文革冲击，一些兵工厂生产质量下降，造出一些劣质武器。

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年轻战士“小北京”就是死在自己的臭弹下，取出的臭弹弹身上印着：一九七四年四月出厂。作者李存葆曾表示，小说出版后，这一幕招来国内多家兵工厂领导的责骂和攻击，“但事实就是事实。”

交火

“面对面，就是你死我活”

炮攻之后，黄玉堂和刘树群所在部队的任务都是打穿插。

刘树群说，打穿插就是在战幕拉开之后，兵分数路从敌前沿防线的空隙间猛插过去，楔入纵深断敌退路，形成包围之势，打乱敌军的部署。

一般情况下，穿插部队遇到越军能绕就绕，关键是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位置，即使在隐蔽的情况下看到越军也不能贸然开枪，以防在完成任务前暴露目标。

前几次的穿插中，黄玉堂并没有开枪的机会。

3月初的一天，一个雾气很大的凌晨，作为机枪手的黄玉堂和战友在一高地潜伏。越南山区，草深林密，芭茅草、飞机草高达一两米高。黄玉堂和战友将手榴弹拉开环，挂在杂草上，这样敌人偷袭就会被炸到。

此时是凌晨两三点钟，黄玉堂和战友实在困极了，在战壕里打起盹来。突然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黄玉堂立即握紧机枪，隔着浓雾看到，是一只上来的水牛碰响了手榴弹。

“敌人在这边!”还没等喘口气，身后的战友发出近乎尖叫的声音。黄玉堂立即掉转枪口，两名手握钢枪的越南士兵距离他们也就五六米远，开枪扫射，两名越南士兵应声滚下高地。

“面对面，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得先开火。”黄玉堂坦言，这是自己当时唯一的念头。事后，他到高地下寻找，并未找到这两名士兵的尸体，“慌张，没压住枪，可能没打死。”他说。

随着战争的进行，害怕和恐惧在战士们心中一点点淡化。刘树群说，刚开战时，听到炮弹和子弹的呼啸声就怕得立即卧倒。此时，他已经能根据呼啸声来判断是否安全，“能听到说明在头上，用不着趴下。”

但另一种恐惧在逐渐增长，随着战争的深入，特别是攻占谅山后，越南老人、妇女和儿童对战士打黑枪的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伤亡甚至超过了战场的直接伤亡。

30年过去了，黄玉堂和刘树群仍在疑惑，当年那些向中国士兵打黑枪的越南人，是老百姓还是脱下军装伪装的越南士兵。

战场

“中粮”大米堆起越军阵地

黄玉堂和刘树群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南部队的枪械装备甚至比中国部队还要好。从缴获的枪支看，越军使用的枪有苏联产的、美国产的，还有中国产的。这些来自于中国的枪支，都是此前中国向越南援助的，都是最先进、质量最好的，“而越军用这些枪打我们”。

除了枪械，还有大米等粮食和物资。

刘树群亲眼看到过，越军用装有中国大米的麻袋堆砌成的阵地。那次，刘树群所在的部队攻克了越军的一处阵地。他绕着约有2公里长的阵地转了好几圈。刮开砌阵地的麻袋都是白花花的大米，仔细一看麻袋上都印着“中粮”两个字。

都是中国无偿援助的物资。

一次，刘树群和战友攻克了一个越南村庄，令他惊讶的是，越南百姓所用的脸盆、暖壶、水杯，甚至牙刷和牙膏，90%都是中国援助的。

“中国对我们好”，这是刘树群从一名被抓获打黑枪的越南人口中听到的，但战争中他们还是把枪口对准了中国士兵。

撤军

“中国政府没有食言”

战争就是残酷的。时至今日，50岁的黄玉堂一想起那些死去的战友，“连饭都吃不下去。”

3月5日，中国军队已攻占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20多个边境城镇及要点。

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卫还击作战的预期目的已经达到，自当日起参战部队开始回撤，并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容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

“中国军人没有食言。”黄玉堂和刘树群说，各部队都遵守战前的承诺，“打你并不是侵略，只是为了惩罚”。

3月16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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