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指长崎1886 大清水兵怒砸日本长崎
8月15日，在日本历史上似乎总是屈辱的日子。1945年的这天，日本帝国终于向全世界低头，宣告无条件投降。而一个甲子前(1886年)的这一天，日本人同样将它作为国耻日记入了历史。
这一令日本人没齿不忘的耻辱，来自于正在长崎访问的北洋舰队。数百名中国水兵与日本警察相互械斗，双方都有严重的伤亡。这一事件，如同中日近代史上其他事件一样，在两国历史界出现了不同的结论乃至史料，甚至连事件的名称也出现了“各自表述”：中国称为“长崎兵捕互斗案”(简称“崎案”)，日本则称为“长崎暴动”、“长崎清国水兵暴行”。
根据日本人的记载，两天前(8月13日)，日本方面邀请北洋官兵登岸“血拼”，以期拉动长崎的GDP。一些水兵却“血拼”到了当地一家妓院“丸山家”，酗酒之后与当地人发生冲突。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并没有携带武器，中国水兵和警察发生冲突，2人被捕，其余的逃离了现场。随后，逃走的中国水兵召集了10~15名同伴，冲入警察局。当时，根据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的命令，水兵登岸一律不得携带武器，但其中有一名水兵在岸上购买了一把日本刀，在双方打斗过程中，这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他本人也受了轻伤并被捕，之后移交给大清国领事馆。
8月15日这天，北洋舰队放假一天，450名水兵上岸自由观光。上岸后的水兵们到处滋事，与警察发生冲突，有的将日本警察的帽子打落，有的辱骂日本警察，日本警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抓捕肇事者，结果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日本警察全副武装上阵，长崎市民“同仇敌忾”，群起攻击中国水兵，最后，中国方面“致死五名，重伤六，轻伤三十八，无下落五”。也有说中方“死八名, 伤四十五”，日方“死二人, 伤二十七人” 。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这一事件虽然起因于妓院纠纷，但8月15日这天则完全是日本人“有组织、有预谋”的报复。前一天，日本人就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并事先通知长崎闹市各商铺提前关门。待中国水兵上岸后，即陷入了长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仅受到警察、地痞的正面攻击，而且街道两边店铺内的人，或向北洋水兵扔石块，或从二楼泼开水，手无寸铁的北洋水兵伤亡惨重，事后验尸或验伤，其伤亡者几乎都是背后受伤。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愤。据未经核实的有关记载，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中国国内也是一片愤怒，北洋水师的外籍教官琅威理甚至建议立即对日宣战，武力解决。
日本史料记载，当李鸿章紧急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时明确表示，如果日本方面不能妥善处理该事件，将电令在日本的北洋舰队“自由开战”，这等于是发出了战争的威胁。
次年，这一事件甚至被东京的明进堂出版社编入了英语会话教材《英和独习会话篇》中，用英文问答的方式，将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方面，“控诉”北洋军队的暴行，以便向西方进行宣传。至今，我所接触的日本史书，多数依然定性为中国水兵的“暴行”。
这一事件中可以肯定的是：
一、事件导火线的确是北洋水兵嫖妓肇事，李鸿章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他也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
二、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固然有利用长崎船坞对大型军舰进行修理的客观因素(中国当时的船坞均无法容纳定远等巨舰)，但的确有“宣威”日本的意图在内。当时中日之间已经因朝鲜和琉球问题而关系紧张，相互之间已经将对方看做第一假想敌。在琉球问题的刺激下，大清大力发展海军，北洋舰队迅速跻身世界八强，访问日本。后世一些研究者受制于某种类似自虐的史观，非要强调此次出访的“和平意图”，非要把海军本身就该具备的威慑作用弄得似乎见不得人一般，毫无意义也毫无必要。
在宣威日本的动机下，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强大的北洋舰队又待在人家大门口，即使没有直接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日本人也会将这看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这一事件在英国斡旋下，双方互相妥协，同意各自缉拿凶犯，相互赔偿伤亡者，但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在中国的坚船利炮下无奈妥协，耿耿于怀。中国威胁论立即成为日本主流民意，外交交涉完毕后一个月, 明治天皇就颁发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 一日不可缓。”并特别拨出私房钱(内帑)30万日元，给海军专用。日本上下掀起了建设海军的高潮，大清国最为强大的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
长崎事件，无论其间是非曲折，都是大清海军第一次“以威压人”。在这个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从所谓的“以德服人”进化到“以威压人”，大清国终于摆脱了一点宋襄公心态，展现了可贵的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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