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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缘何处决四位黄埔军官

《黄埔对决》（李金明著，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罗列了从1924-1949年黄埔军校师生在校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毕业后的战场对决。作者结合最近解密的文献资料，描述了黄埔师生一幕幕浴血奋战的悲壮场景。其中，谈到发生在秋收起义后的一场悲剧。

意见分歧，军官出走

秋收起义之后，芦溪一战，部队伤亡惨重，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工农革命军士气低落，不断有人开小差。毛泽东原先认为，撤退湘南会顺利些，没料到撤退同样不容易。因为打了败仗，战士们不断开小差，余洒度等黄埔军校生与毛泽东的矛盾更加突出。

余洒度曾质问毛泽东：“我说老毛啊，到底要退到什么地方才是个头啊？我们离长沙越来越远了，还有必要再退么？”毛泽东批评他：“我们不是开过会了，会上决议兵退湘南，你没有忘记吧？”余洒度不以为然地说：“我是保留意见的。你是前委书记，在你面前别人有反对意见不敢讲。现在可好，大家跟着你，打一仗，败一仗！”

毛泽东不愿意和他争论战斗失败的责任问题，他说：“你是黄埔军校高才生，战斗为什么失败，你要反复想一想。我没带过兵，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以后会有答案的。”

在莲花城内吃午饭的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江西省委书记派来寻找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浏阳义勇队中队代表宋任穷。宋任穷说：“他对我说，你去追上去告诉毛泽东，要他们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说完，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递给毛泽东：“这些事，信上都写了。”

毛泽东看过信，更加坚定了对原先撤退方向的选择。随后，前委又召开会议。黄埔军校出来的几位领导好像事先统一了意见，师长余洒度、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陈浩等再次对南撤提出反对，毛泽东一面给他们讲道理，一面把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信给他们看。这样，才说服了他们，使南撤的战略得到执行。

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退却过程中，在三湾休整了几天。随后，前委会决定了主要干部名单。陈浩为团长、徐恕为副团长、韩昌剑为参谋长，黄子吉为一营营长。这几个人都是黄埔同学。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部队精悍多了，继续向井冈山开进。

但毛泽东与余洒度等军事干部的矛盾并没有解决。部队宿营古城的时候，毛泽东召开扩大的前委会，针对秋收起义的方针、各团的作战失利经过，以及军官平等问题（当时军官吃小灶）总结教训，提出批评。但是余洒度错误地认为，这是毛泽东在揭自己的伤疤。会议开始不久，他重重咳嗽一声，没打招呼，愤然退场。毛泽东看在眼里，没有理睬，照样开会。古城会议开了两天半，除了军队自身建设问题外，还着重讨论了对待井冈山地区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问题。最后，大多数人同意了毛泽东的看法，即团结改造他们，否决了消灭农民武装的偏激意见。

当晚，毛泽东让陈浩与自己一起听联络人龙超清汇报与农民自卫军指挥袁文才联系的情况。经过几次联系，驻扎茅坪的袁文才已经同意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合作了，毛泽东建议请他来面谈。

事情敲定后，半夜里，陈浩又来找毛泽东，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排的兵力，明天一起去。”毛泽东说：“不用，你、我、龙超清三人就行了，另外，你准备一百条枪。”

陈浩疑惑地问：“准备枪干什么？”毛泽东说：“送给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初次见面，总要有见面礼哟。”陈浩虽然不同意，但还是照办了，次日一早他去找苏先骏。没想到苏先骏一下子跳起来：“给土匪送枪，没有，半条也没有。要是余师长调枪，三百条也有。”

陈浩急得满地乱转，最后，直接去找第三营张子清营长。张子清听罢，立即准备了一百条枪送去了。

随后，苏先骏去找毛泽东说理。结果，毛泽东已经带着枪走了。他又去找余洒度，发过牢骚后，他说：“余师长，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我要走。”余洒度说：“也好，你可以先到长沙找省委，告老毛一状。告准了，你再回来。告不准，就去中央告他。”

苏先骏没见毛泽东的面，不辞而别。这是红军初创时期第一个与毛泽东分道扬镳的黄埔军官。

毛泽东与袁文才见面非常成功，工农革命军很快进驻了袁文才占据的茅坪，安置了伤病员，有了立脚之地。就在队伍开进酃县县境后，忽然接到袁文才送来的急信，内容是工农革命军已经引起湖南敌人的注意，茶陵的敌军正循迹追来。

余洒度说：“我们立即提前攻城，攻其不备，然后再杀个回马枪。”

毛泽东说：“我们的意图，酃县敌人已经得知，已经谈不上攻其不备。我看当打则打，当撤则撤，我建议放弃这次战斗计划。”

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和黄埔军校的几位军官发生了矛盾，最终毛泽东作出决断，放弃了作战计划。次日，工农革命军宿营到井冈山一个叫水口的小村子。

晚点名时，没有了余洒度。他也不辞而别。他的出走，在黄埔军官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认为是毛泽东逼走了余洒度。

同时，部队从缴获的报纸中知道了南昌起义失败的消息，再度在工农革命军中引发了悲观失望情绪。

茶陵遇险，制止投敌

闻知余洒度出走，毛泽东并没有惊慌，大敌当前，他镇定自若，制订了趁敌人老巢空虚，奇袭茶陵县城的作战方案。

陈浩和黄子吉、宛西先带领部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果然一举拿下茶陵县城。没想到右路部队进入遂川夜晚宿营大汾村时，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深夜里四处都是枪声，不知道来了多少敌人。危险时刻，特务连连长、黄埔军官曾士峨带着几个战士掩护毛泽东突围，因山高路险，毛泽东在途中被竹子刺伤了脚。后又碰到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带领的几十个人，大家会合在一起，暂时脱离了危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一路上怨气不断，抱怨毛泽东不该把部队往深山里带。

毛泽东到袁文才处后，脚伤不能走动，加上发烧发冷，只得治病，实际上暂时放弃了军事指挥，这样，就形成了对黄埔军校出身的几个主要军事领导人失控的局面。几个黄埔生之间很快取得了联系。参谋长韩昌剑满腹怨气。陈浩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心里蛮有主意。他一直也在考虑工农革命军究竟奔何处去。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确定，不能跟着毛泽东在这深山老林里耗下去了。打土豪是打仗吗？所谓筹粮筹款，与那些山大王有什么区别？这样下去，不当土匪就得饿死。他们下定决心：瞅机会把部队拉走。

他们决定向西去，离开罗霄山脉，离毛泽东越远越好。可是，必经之路安仁有国民党第十三军的一个团。但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是他们黄埔时的代理校长，陈浩就秘密给方鼎英写信“借路”。

事情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在此期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毛泽东的三弟、黄埔军校生毛泽覃被朱德派来与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联系。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失败部队从三河坝退出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部队弹尽粮绝。不得已情况下，朱德利用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自己讲武堂老袍泽的关系，以他们第14团的名义暂时隐蔽下来了。朱德现在想找一个既能屯兵，又能打仗的地方。他派毛泽覃来问毛泽东，井冈山行不行。

毛泽东一行接近茶陵时，碰到了宛西先派来报告消息的人。当听说队伍有被陈浩阴谋拉走的可能后，毛泽东也急了，带着毛泽覃和派到袁文才部当连长的陈伯钧（黄埔学生）共8人急忙追赶。

陈浩、徐恕看到了毛泽东，不禁大惊失色。他们刚想溜，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和陈伯钧已经将他们拦住。陈浩毫无畏惧，他对毛泽东说：“毛委员来了，把话说明也好。你这样干涉我们的指挥权，没办法干了，我向前委辞职。”

毛泽东吸了口烟，脸色格外严峻，半晌，他说：“你们已经不是辞职不干的事了，我代表前委宣布，现在就解除你们的职务。”

陈浩一改过去沉默寡言的习惯，竟然大笑了两声：“谢天谢地，毛委员恩准。我要是贪恋这个团长就是孬种。这里不革命，我去哪里不能革命？我马上就走！”毛泽东用眼睛扫了一眼二人，平静地说：“要走么，没那么简单，你们必须听候工农革命军的审查。”

进入罗霄山脉的竹林里，气氛才稍微放松一些，党代表宛西先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几个人的情况，并且将缴获的陈浩给国民党军长方鼎英的信交给毛泽东。

当夜，在途经的祠堂里，毛泽东召开了扩大的前委会。此后，毛泽东组织了特别法庭，对陈浩等四名黄埔军官进行了审判，并定下了八条罪状：反对毛委员，进行阴谋活动；把队伍私自拉走，有投敌行为；反对党支部建在连上；反对建立士兵委员会和施行军事民主；反对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生活腐化，在茶陵大吃大喝；对抗打游击、打土豪；攻击工农革命军联合袁文才、王佐是“土匪路线”。

最后，以特别法庭的名义判处陈浩等四人死刑。毛泽东问陈浩等人：“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讲？”

陈浩非常平静，他说：“我生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既然你们要定我死罪，要砍要崩随便吧。我有一个要求，我死后，用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遮掩身体。”

毛泽东下令处死陈浩等人，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战场纪律，擅自将部队拉走。这种行为，在任何军队都是不允许的。

毛泽东命令给陈浩尸体上覆盖军旗，是还承认他是革命同志。可见，毛泽东对于特别法庭判定的“投敌”等罪状是不赞同的。但是，在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这样处理，无法巩固新生的红军，无法巩固刚刚开始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

一个红军初创时期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次黄埔学生“左派”幼稚病与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对决。事实证明，黄埔青年要成熟起来，还要走很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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