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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身边有一位叫黎天才的人物，曾十分引人注目，但至今却似乎已被淡忘。

　　一 黎天才引人注目的原因

　　最早注意到西安事变中有黎天才在起作用，可溯至1936年。蒋介石被扣西安尚未释放，当时的上海《新闻报》就连日刊登文章，点出了张学良身边的黎天才，并往事变的起因上挂疑：

　　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所信任的黎天才，本来是共产党徒，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是一个共产党的活动分子。张作霖曾经要杀他。张学良见他聪明，能写文章，就留下来，做他的私人秘书。黎天才投降了张学良以后，改变了思想没有，外人不得而知，不过在张学良任行营主任时，黎天才的一个属员（指潘文郁，见本文第三部分，引者）是共产党，泄漏了军机枪决的。从这件事上看起来，黎天才还是和共产党有往来，仍旧替共产党做工作，是无疑的。只因张学良很服从蒋委员长，黎天才还是不敢怂恿张学良赤化。到了陕北以后，黎天才一定看透了张学良的隐衷，乘机进言，张学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这或许是这次叛变原因之一。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黎天才受到注意，不仅是因为他当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职位颇显，更是因为他“本是共产党徒”，又“还是和共产党有往来”。

　　而更早注意到张学良的左右有前共产党人渗透的，还是中共领导人和中共特科。1936年4月9日夜间，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见了张学良，后又听取李克农、刘鼎汇报了东北军的相关情报，随即于4月11日向中央发出报告，说到张学良“言他的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这里所提到的那“几个共产党人”，显然是指黎天才等，因为能称得上是张学良的“左右”且是“脱离党的叛徒”者，只有黎天才为首的一批前共产党人，他们大多是被中共六届四中中央开除的反对派“中央非常委员会”（以下简称“非委”）的重要成员。直到今日，当年在东北军中工作过的老共产党人提起黎天才时，脱口而出的还是“叛徒”。

　　事变后期，蒋介石也注意到了黎天才的特殊作用，故而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随即扣押了来探望张氏的黎天才。戴笠曾就扣押黎天才之举做过解释，“天才兄恢复自由……一时尚不能办到”，“主要原因”乃“最高当局”怀疑西安事变的发生，黎天才“颇有暗中鼓动之嫌”。不久，蒋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开篇“痛切诫斥”的第一人又是黎天才：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此后的十余年间，蒋介石的那部“日记”被选入民国的中小学生读本，黎天才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国民党退踞台湾后，蒋介石明说了西安事件确与共产党无关系，岛上的、海外的史学界才“放松”了留在大陆的黎天才；而大陆一方，则因黎天才的特殊经历与叛徒身份，每每在论及兵谏起因时便回避和淡化之。时至今日，一度名声显扬的黎天才的名字，在一般的民国人物词典里是很难找见了，仅在某些文著中偶被提及；黎天才和少帅的关系，当年在“兵谏”中黎起何作用，也是鲜有论述；至于黎天才与共产党组织的隐秘关系，更是讳莫深焉，甚至其家乡的有关部门都不知其人其事。

　　距西安事变已近60年之时，黎天才终于被史界重新关注了。王效挺、黄文一主编的《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里，对黎天才（李渤海）有短短数百字的介绍。 1994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史建霞女士以《李渤海》为题，作黎天才小传，自启蒙入塾到蒙冤瘐死，介绍了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波折。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对黎人才其人加以关注并发表了独到见解的，是西安事变研究学者张魁堂先生。90年代初，张先生曾认为“在张学良身边，黎天才是唯一主张造蒋介石反的人”，此说载于他临终前的最后一篇论文中，距西安事变已近60年。以张先生的一贯慎言，如此评价一位前共产党人，乃基于多年的研究：张先生接触并研究过未公开发表的《黎天才自传》及50年代黎被关押于上海公安局时的交代材料，注意到他的前共产党人身份，以及黎和其他的前共产党人辅导张学良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等举动；张先生专访过罗章龙先生，并曾与旅居海外的李希逸先生取得联系。罗先生是历史上著名的前共产党人，当年事变爆发时，他早巳易名罗仲言，在开封的河南大学任教。虽然迄今为止，并未有任何公开资料提及他同西北发生的事件有何牵涉，但罗先生与黎天才早在20年代初作为北大校友就相交颇深，在领导工人运动时也有过成功的配合，《黎天才自传》中又特别提到曾把罗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张学良，张魁堂拜访罗章龙显然与这些线索有关。李希逸也是一位老资格的前共产党人，与黎天才的关系可溯至20年代中，同为中共北方组织重要人物，李希逸被奉系拘捕入狱，恰是经黎天才手释放，西安兵变之时，李早已进入东北军机要，与黎天才合作有时。张先生与李希逸联系，不仅因为李亦为西安事变的亲历者、见证人，他的前共产党人身份及与黎天才不一般的关系显然是更值得追索的。张魁堂先生似乎已经注意到了应该从前共产党人的角度对黎天才进行新的审视。不幸的是，1994年底张先生匆匆离世，给西安事变的研究、黎天才的研究都留下了遗憾。

　　张魁堂先生去世不久，罗章龙先生也以百岁高龄告别了人世。在此前后，笔者从罗的后人处，陆续见到了罗老留下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一批资料，其中多处提及黎天才，忆及当年罗章龙本人与东北军中的黎天才等前共产党人参与策动兵变的过程：北方“非委”的李渤海（黎天才）等二十多人，先后“转展进入东北军内建立地下支部进行革命工作”。最终成为“张学良的智囊团”。尽管这些内容令人震惊，但仅为一家之言，不见旁证，且张魁堂先生著作中，虽对黎天才言之甚详，却从未涉及罗章龙先生的参与，故难以判断罗章龙先生遗稿的史料价值。直至1999年春，笔者见到了《黎天才自传》的抄件（黎天才于1949年下半年在上海撰成原稿后，抄寄共同经历了西安事变的老友高崇民，虽历经波折，幸被高先生家人保存至今），发现其中除张魁堂先生已引用的部分外还特别提到了推荐罗章龙给张学良参与东北军的政治工作等重要环节。《黎天才自传》撰写于1949年夏秋之交，于次年初抄送当年一同经历了西安事变的挚友，此时海内外亲历事变的人士大多健在；罗章龙的回忆文字先后撰写于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此时有关事变的隐秘材料多未披露；罗、黎二人自1936年之后天各一方，音讯互绝，两位主要当事人各自的回忆材料中，重要环节相互吻合，相互为证，为研究西安事变中前共产党人的作用，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研究黎天才其人其事，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黎天才的一生及其与张学良的关系

　　黎天才，山东蓬莱县人，1900年（一说1901年）生，原名李伯海也称渤海，黎天才初为笔名，后为常用名。黎自“五四”起投身政治：先与天津的韩麟符（后为中共党员，国共合作期间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为孙殿英军政训处长，孙军兵败后隐居乡间遇刺身亡）、刘清扬，北京的李大钊、罗章龙等熟识；渐与韩交好，同组织“澄社”，取义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曾以论尸子哲学的文著往见胡适先生，得到特许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罗章龙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列出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及部分会员名录”，其中有“李渤海”。罗先生未刊用的回忆录中提到黎天才，说黎“为人有才干 ”，“亦有文采，工书法，书宗北魏”。1923年二七大罢工后，北京举行元宵节大游行以声援，韩麟符任游行总指挥，黎任副总指挥。此后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为高君宇、何孟雄。加入组织后，黎天才任职频多，党、团、工会之间，屡有调动，曾往开封接洽驻军，曾回山东襄理党务，曾到铁路系统巡视工运，短时间里，学运、工运、军运都曾参与。黎天才于1926年秋调回北京，负责市委宣传工作，又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此时李大钊已匿居苏联使馆，使馆内中共组织包括大钊先生同外界的联系，多靠黎奔走，进而由他代理李大钊所兼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主席一职。李大钊等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1927年夏秋以后，“左”的组织方针和工作方式，给北方党组织造成新的损失，黎天才也于是年秋被张作霖部逮捕。刚入狱，黎便遭受双重意外：外面的同志关系不肯搭救他，胡鄂公与杨度等还弃他南下；里面同案的新任市委书记王某很快出卖了他。加之当局动用酷刑，黎天才招认了。因黎天才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1.2万余字，为李大钊赏识，此报告后被北京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中，所以张作霖和杨雨霆识黎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训部任秘书兼宣传科长，从此他叛向奉系，替东北军效力。张学良继任后，黎天才逐渐被重用，直到成为张倚重的心腹谋士。于此同时，黎天才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北方特科，与山西实力派阎锡山，以及国民党的复兴社等均有联系，上至蒋介石，下至各党各派各色特务，游刃于方方面面间。

　　黎天才和张学良相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段，从他始为奉系服务，并担任张学良私人秘书起，到张学良回国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止，前后约三年，大体上可称为北平?沈阳时期。黎天才初次为张学良出谋划策，是应询提交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深得张学良赏识。“九一八”之后，黎迅速帮助张学良建立起东北沦陷区情报网，主办对日、伪情报，同时在全国各地也有情报站。黎在北平的最后一年，适张学良下野出国，他继续负责东北网及各地情报工作，没有因蒋介石的亲手拉拢而倒向南京方面。第二段，张学良回国，黎赴码头迎接，张出任豫鄂皖三省“剿总”职务，黎最先召到武汉，并受命组建张学良的机要处，出长机要。这一段可称为武汉时期，前后达一年半。其间，黎表现得不显山不露水，却帮张学良处理过几桩棘手的“内部”事务，更秘密的是，他暗中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产生兴趣，并设法满足张学习理论的渴求，物色专人（先荐潘文郁，继为吴雨铭，均为前共产党人）辅导。最后一段是西安时期，大约15个月，表面上黎是多了一个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的头衔，应付与防备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渗透，骨子里他在劝导张学良“做狮子，不做绵羊”，背着党国“领袖”，大力推行他自己的主张。黎天才按张学良用意，找“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正式推荐了罗章龙等，“以讲学为名，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指东北军——引者注）的政治工作”，为前共产党人渗透开展“组织”活动，提供了便利。黎天才还根据张学良的授意，秘密策划“独立政党活动”方案，包括“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黎写具体方案，而黎也是会同身边的前共产党人集体商议，由吴雨铭和李希逸往返于西安?开封，直接和罗章龙密议，瞄准“兵变 ”寻思谋略。此期间活动的史实，至为重要，有待认真探讨。

　　西安事变爆发后短短的十多天里，黎天才的公开任职为“设计委员会”委员，再兼“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即召集人），三天后为回避陕北的中共要员自请调任；受张学良之命起草了八项通电，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敲定，实际上是西安事变公开的政治纲领；临潼行动时缴获了蒋介石公私文件共6箱，张学良令现场指挥刘多荃师长用卡车速送至黎天才私寓，交黎负责审查；当张学良陪蒋介石上飞机时，黎经授意去和周恩来、秦邦宪谈话，却未透露张即刻将起飞的半点消息；张学良送蒋不归，西安方面的将领们不放心，公推黎天才赴京探视，遂至被南京方面软禁，成为西安事变中继张学良之后遭此厄运的又一人。几件事足以看出黎在诸方人物眼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今之所见对这几件事的历史记述中，却大多避而不谈黎天才其人。

　　1936年12月30日，黎天才不顾危险飞往南京，代表西北三方探视张学良，随即被戴笠等软禁。全面抗战后才保外就医，逐渐恢复自由。此后他坚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亦脱离政治。抗战胜利后，黎重新介入社会事务：初为某造纸企业顾问，后经营小店，1948年应周伟龙（后去台湾，以通共罪被处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顾问；是年秋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接触，工作积极无误；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党人员面见他的老关系，时任原市政府秘书长的茅以升（桥梁专家），布置保证水、电、交通及保存档案等大事；共产党得天下，黎天才选择留居上海，“工作关系由市公安局转交华东联络局 ”，数年间任某公司董事长，继为经理，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狱，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实质是受潘汉年案株连，审讯的重点是同汪伪的关系，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死于狱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改判书的大意为：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李渤海历史上的问题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重新审理判决，改为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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