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44年1月，一架日军飞机坠落在山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当地民兵活捉了飞行员。该飞行员名叫山田井马，是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远房侄子。

1944年1月，一架日军飞机因机械故障坠落在山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当地民兵发现后，活捉了这架敌机的飞行员。

渤海军区敌工部门经过审讯查明，日军飞行员名叫山田井马，是日军陆军航空兵驻山东一个飞行联队的中尉飞行员。令人没想到的是，他还是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远房侄子。

1月7日这一天，他奉命驾机去青岛，途中飞机因发生机械故障而坠落在东利渔村附近，被抓个正着，成为日军在山东战场少有的被俘飞行员。

由于山田井马失踪后日军派出大批兵力四处搜查，看守部队不得不经常转移。每当夜里通过日军的封锁沟时，山田井马总是趁靠近炮楼时拼命挣扎，想方设法弄出声响企图引起日军注意，直至转移到解放区中心地带，他的逃跑企图才有所收敛。对于山田的“逃跑”，八路军并没有对他施行任何惩罚，反而依旧优待他。渐渐地，山田井马感觉到共产党八路军与他了解的其他中国军队不一样，逐渐消除了恐惧心理，也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在关押期间，渤海军区“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的领导和一些被俘的日军反战人士也对山田井马做了许多工作。山田井马的思想转变很快，与八路军官兵的关系日渐紧密。他甚至还教敌工干部和看押战士学习一些瓦解日军的阵前喊话。这些喊话后来在与日军对阵时经常被用到。

山田井马坠机后，日军多次搜救无果。无奈之下，日军便派出飞机多次投撒传单，宣称只要释放被俘的飞行员，他们愿以大批武器进行交换，也可以另提条件。

针对日军的多次要求，渤海军区决定用山田井马换回被俘的渤海行署公安局长李震和临淄县长李铁锋等10余人，并尽量扩大交换我方被俘人员的数量。双方很快达成了战俘交换协议。按照协议，日军先行第一批释放了李震等10多人，并“赠送”了一批武器弹药，我方则遵照协议释放了山田井马。随后，日军按照协议又释放了第二批我方作战被俘人员30多人。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少有的交换战俘事件，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据有关资料和当年的老战士回忆，山田井马回去后一再拒绝再次驾机作战，他不愿再与八路军和中国人民为敌，也拒绝其父辈要他对被俘期间所受的“赤化”“洗脑”进行“反省”。最终，他被派往东南亚战场与美军作战，战死在马来亚前线。

我军被俘人员获释后，继续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临淄县县长李铁锋在出狱后带领地方武装连续端掉了十余个日军炮楼，并粉碎了日伪军发起的报复性“扫荡”。公安局长李震带领锄奸队员深入虎穴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给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对此，当地汉奸头目曾一度抱怨日军不该为搭救飞行员而“放虎归山”，日军也后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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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对冈村其人，彭德怀曾特别提到说：“冈村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的。山田医生告诉我，他是日本三杰之一(合区川、东条)，要注意他，这使我得了些益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按：应为副)，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6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

新回合

1940年11月，八路军总部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中几经转移，从武乡县的砖壁村改驻于辽县的武军寺村，在清漳河源、太行山脊如武士般矗立的巨石峰下，迎接了抗战的第4个年头。

在这里，彭德怀送走了又一个亲密的战友。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于11月上旬奉中央指示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自此，彭德怀实际上全面担负起华北敌后党军政民的领导重任。

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和1942年，是全世界法西斯最猖獗的两年。1941年6月21日，德国法西斯全面进攻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全世界人民被迫和法西斯强盗展开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空前惨烈的战争。

在这一场世界范围的殊死搏斗中，亚洲中国战场上的八路军在日军占领圈内的战斗，与整个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日军在侵华战争之初，虽然在华北吃了八路军的几次苦头，但它以为八路军不过3万之众，尚未特别重视。随着八路军抗日活动的开展，日本的认识方逐步升级。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提出“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在于共军”。在该方面军制订的1940年“肃正建设计划”中，确定“讨伐的重点是在于剿灭共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封锁逐年升级。

1940年4、5月间，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它的上司日本中国派遣军之间，由于对华北形势的看法分歧，发生了一场争执。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对他的上司抽调华北兵力南下华中的要求，不但不予满足，反而派人去南京大诉其苦，强烈要求增兵华北，来对付共产党。一直闹到日本大本营派员来调解。在大本营的压力下，多田骏才不得不执行上司的意见。但华北方面军自认为“对完全不同性质的中共战略一再苦心研究……逐渐掌握了实际情况”，埋怨他的上司“对于华北所发生的根本不同性质的变化，完全没有认识”。

埋怨未了，彭德怀在华北敌后点了一把大火，掀动了一场地震，使华北敌寇的全部神经都紧张起来。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番疯狂报复之后，总结其痛苦经验，筹谋新策。

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追述当时的情形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从此以后，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日本华北方面军一面请求增兵华北，一面把过去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扫荡”升级为“剿共治安战”。将此列为“方面军空前未有的大事”。

百团大战的兴奋冷却下来后，彭德怀和敌后军民面对的是新的更残酷的斗争。

日军的报复“扫荡”给抗日根据地留下了极凄惨的景象，太行山区的富庶之乡沁源县，“房屋全部烧光，被杀死者七千人，数十万群众无衣无食无房子”，根据地“许许多多的村庄成了废墟”。

国民党乘八路军根据地之危，于1940年11月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和武器弹药供应。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度缓和的国共矛盾又处于破裂边缘，加剧了八路军在敌后所处的严峻形势：经济上，完全孤悬敌后;军事上，日军的压迫变本加厉。在115师344旅等部奉中央和总部之命南下开辟华中根据地后，八路军在抗击日寇之际，还要用一部分主力来准备应付蒋介石对延安下毒手。

彭德怀经历了苏区的艰难创业和撤离、转移，备尝长征中无根据地作战之苦，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在百团大战的紧张战斗中，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高干会议上，就巩固抗日根据地问题做过长篇报告。他根据中央的方针，总结根据地三年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三三制政权和加强财政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敌后条件的具体政策措施。抗日根据地依靠自力更生，在敌人的封锁下支持抗战，扶助被敌人摧残地区的民众重建家园。敌后200余县的农村陆续进行了村民普选，把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政权，建立到社会的最基层。

形势的发展使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敌后军事建设上，从过去偏重于对主力军的扩军整训，进而致力于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游击武装的建设。

1941年2月22日，彭德怀向各战略区发出关于军区工作的指示，要求把八路军的基干兵团与军区组织系统分开，建立起军区独立的组织机构与系统，在军区领导下加倍发展地方武装和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武装队伍，以便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主力转移)保卫根据地。3月28日，彭德怀在北方局干校发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重要演说，根据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红军十年斗争和八路军三年抗战的经验，提出建立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对三者各自的性质、任务、作用和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彭德怀的这一方案，使敌后抗日武装的几个方面在毛泽东抗日游击战略的思想指导下，成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得到毛泽东、朱德的赞同。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这一武装体制，遂成为抗日战争以后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体制的雏形。

百团大战后的半年多内，敌后根据地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整顿工作，在彭德怀雷厉风行的领导下加速进行。彭德怀常常提醒干部说，在敌后，从战争上说，是没有相持阶段的。敌人天天在进攻，不战则亡。只有这一个战役和下一个战役间存在相持的时间。敌人的这一次“扫荡”和下一次“扫荡”之间，就成为敌后建设的黄金时刻。敌人怀着深刻的恐惧在其情报中说：“共军……埋头于恢复战斗力及重建根据地的工作”。

在敌人据点内，武工队站住了脚，甚至可以夜间开群众会。有的地方创造了“无人大会”形式——夜间选村内中心地点登高讲话，群众不出门，在自己院子里听。对知识分子则由武工队秘密拜访，个别交谈，告以形势，晓以大义。经过一段时间，就在敌占区、格子网里组织起民众的抗日自卫团体，名称各异，有的叫“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保家民团”等等。由一村到数村，由数村到数十村，互相联合，互相声援，齐心对敌，神出鬼没，妙计百出，搅得敌人惊恐不安，说：“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军大大的有。”

彭德怀对群众的斗争智慧和胆量赞叹不已，收集了许多事例来研究总结，指导推广。以上都是他常常谈到的一些例子。他衷心称道说：“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再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1942年这一新的斗争形势，129师刘伯承师长称为“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成为突破敌后最艰难岁月的号角。

“1942年秋，隐蔽根据地在华北敌后之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敌人的清乡蚕食政策终于被打破。

1942年末，敌人在华北连续5次、长达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强化”亦告结束。

1941年至1942年，日军自诩为“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和“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但1942年，它的情报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的惊呼。不得不承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此时，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1942年末到1943年初，冈村宁次的心情已大异于走马上任之时。尽管他在讲话中，仍一再声称要“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但内心已感前途渺茫。其上司——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在1943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共产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华北军正在为此忧虑。”而他的下属就更加忧惧了。新任日军63师团长的野副昌德中将到达北京，听取了各方情况后，在其笔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1943年春，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敏锐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总起来看，在敌人强化治安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强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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