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陇文化
　　秦陇地域位于黄土高原，西起河西走廊，东抵太行山脉，北界内蒙古高原，南限秦岭，古老的黄河穿越本区，肥沃的关中平原与陇中黄土高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地域区分的文化类型里，秦陇文化是典型的农耕与游牧文化交融区。从大范围看，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特征迥异的经济、文化类型一直处于冲突碰撞和长期对垒的过程，朔方漠北的游牧民族往往进攻中原腹地的农业民族，造成双方水火不融。实际上从秦陇地域上看，农业、畜牧始终互补互摄，决非两个自我封闭禁锢的系统，数千年来“以农带牧，以畜养农”成为本地区经济、生活、文化的基本形态。在一定的意义上，秦陇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的共同创造，是农业文明与畜牧生活的交汇整合，是两者结合的典范代表。

秦的崛起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秦陇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秦是远古嬴姓部族的一支。周宣王时，命其首领秦仲讨伐西戎。秦仲战死后，秦庄公
终破西戎，收复西犬丘并在当地定居，秦的地位得到周王室的肯定，秦国的历史由此开端。但在春秋列国中，秦的地位一直比较低下。作为一个诸侯国，它无法与齐、鲁、晋等相提并论，“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但也正因为如此，加上中原的礼仪教化对它影响甚微，就使秦陇之人在努力改变卑下现状的内在动力下，敢于怀疑周天子的绝对地位，这就促成了秦人性格中的某种叛逆性。这种叛逆性在秦襄公被册封为秦国的第一个国君时就敢于在祭祀中“作西，祠白帝，其牲用驹、黄牛、羝羊各一云”而表现出来。按礼制，白帝是天帝之一，只有周天子才可祭祀，秦襄公是没有资格祭祀白帝的。这种叛逆性，在战国时代的诸侯大兼并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战国诸侯之间虽然攻伐激烈，但对于周天子名义上的共主地位还都有所顾忌，不敢染指，而秦却敢于消灭周赧王的正统王室，又在公元前249年消灭周王室的最后一支——东周君，彻底结束了周朝八百余年的统治。应该说，正是秦人的这种叛逆性，促成秦国有足够的勇气打破传统等级的规范，从而由弱变强，统一天下。

　　秦在建立初期因国小力单，无力向东扩展，就转而向西戎各部族发动战争，扩充力量。秦穆公时，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在关中的崛起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并形成“民风尚武，民气胜于六国”的地域特点，秦国的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当然，在尚武风气的背后，也暴露出秦人性格中的野蛮残暴成分。秦人的野蛮性有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如公元前260年，秦军围攻赵上党，赵将赵括突围失败，被乱箭射死，四十万赵军向秦军投降，秦将白起竟把他们全部坑杀。这一事件虽不应排除白起个人性格中的残暴因素，但也多少反映了秦人普遍具有的暴戾性格。当这种残暴再搭配君主的极权，就难以避免地形成威猛治国的局面，而当它超过人民的承受力时，国家就可能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无法长久。这可能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

　　在秦日渐强大的历史进程中，秦陇之民还养成一种强烈的事功精神。从秦穆公到孝公再到昭王、庄襄王及至始皇，从百里奚、商鞅到范睢、李斯，就是这一精神的突出体现者。秦人的事功精神源远流长，它建立在文化功利主义取向之上，与秦文化的叛逆性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追求事功的精神，决定了秦人在强国之路上采取法家的主张而绝弃儒学。同尚武精神一样，秦人的事功精神也有反面因素，那就是非道德主义倾向，即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秦人处理邦交，攻伐时，往往背信弃义，翻云覆雨，如秦对楚怀王的欺骗及造成屈原的悲剧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行为与道德准则大相径庭，虽然使秦国在统一的过程中如虎添翼，但也使六国人更加痛恨秦的统治。这就使秦的统一只是国土的统一，而人心反而在一次次的军事与政治胜利中丧失殆尽，并且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始皇帝仍不肯收敛事功的程度，大兴土木，强征人民戍边长城，严刑苛政，最终使统一帝国的崩溃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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