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明朝已经腐朽了，从整体看是的，但是从局部看就未必，统治阶级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间则是生气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区正是新兴力量萌芽，成长，壮大的地区。正如同抗战时期，国民党是腐朽的，领导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但是共产党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能独立领导全民抗战的能力。正如同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封建王朝腐败吗？社会矛盾激烈吗？这正是国家民族最虚弱涣散的时候，是希望再来一次蛮族入侵，还是来一次资产阶级大革命呢？在19世纪日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维新”运动，就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早200年的明末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不能带来更好的局面。但是满清用铁血摧残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度倒退。物质文化大规模毁灭，之后大兴文字狱，理学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强化了这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和制度，如同西方蛮族入侵后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把中国带入了黑暗。二、生产力相对停滞,军事装备、科学技术大幅度倒退。现在某些人极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实大多是对明末的恢复性增长。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地丁3000万，耗羡460万，以及其他共计4800万两白银，根据《满清文献通考》田赋所载，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而明末崇祯时就有田七百八十三万（翦伯赞），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最高的是嘉庆十七年为七百九十一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七、八万顷，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万。封建经济在停滞中（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767页）。[NextPage]生产总水平不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于明末徐光启等人大力引进提倡番薯等，这种作物产量巨大。明末还在农业上引进了三季稻和玉米等作物，提高了粮食产量。这些农业作物的推广，从此中国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说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满清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明朝的知识分子心胸是开放的，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李约瑟.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是何等现代化的装备啊。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经过康雍乾三世之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本能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竞然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军禁止使用此种新式火枪。骑射虽然能在明末还占优势，但经过200年火器的发展，骑射最终被淘汰,中国人不用还有洋人用。阻碍先进技术的恶果是最终得到恶报。西方国家与日本求新，求变，对新生事物的渴求，与满清保守，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种下了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三、从晚明的对外开放、交流、引进到满清的闭关锁国，对外交流终止。在“五四运动”时，中国人终于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明末。说说“赛先生”.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学家，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正说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产力的勃勃生机。非但如此，明末士大夫对西方科学是非常欢迎的。大科学家徐光启受教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一个是亚利士多德的《逻辑学》，一个是《几何原本》，这就是西方科学的基础，是理解科学范式的根本。没有这些，知识只能是个人经验，人们建立不了科学最基本的概念。知识和经验就无法传播。而中国发明的“技术”只能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口传心授,成为独门绝技，传世和发展都很难。除《几何原本》之外，数学方面还有《乾坤体义》，物理学《奇器图说》、《远镜说》，地理学《万国舆图》，哲学《西学凡》，逻辑学《名理探》，明末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正系统地引进，西方传教士金尼阁从欧洲带来七千部书，教皇也捐献了500多。有大量数学和天文学、科学等内容。其中不少被翻译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进深度、广度不亚于清末，而朝廷、官吏和知识分子却比晚清积极得多，受干扰也少得多。崇祯十二年，天主教传教士毕方济直接向崇祯皇帝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崇祯皇帝先后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没有起到作用。[NextPage]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清初的大屠杀以及后来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彻底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战战兢兢从事考据。从此远离科学，科学家绝迹了。大批科技成果和科技著作失传，被翻译成英国，俄国，德国，日本多种文字，在世界科技史占一席之地的《天工开物》在中国绝迹，明末传教士带来的大批西方科技文化著作再难面世。康熙前期也有传教士，但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为不同，明代传教士输入宗教和科学，科学书籍并不比宗教少，因为明代人需要科学知识。只谈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传教士极少谈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是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象明末那样顺利发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653页）《几何原本》再受知识界重视是到了清末，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而徐翻译的《几何原本》却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试想如果在明末上层知识分子推动下，以其敏锐和威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实现。中国人会以和平健康的心态引进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理论乃至民主制度。中国绝不会在近代因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在近代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据统计，利玛窦传教中国时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并因此留下许多汉语新词汇，现在仍在使用的有83个词，比如“测量”、“平面”、“平行”、“地平线”、“地球”、“曲线”等等以及无法统计的词根，比如“x球”、“x角”、“x线”等等。由于满清中断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大量西方翻译的著作被毁。满清的长期的闭关锁国，这项工作终于在近代由日本完成。清末民初，大量现代汉语词汇从日本传到中国，这些词汇构成现代汉语极其重要的组成。比如，“警察”、“干部”、“哲学”、“政治”、“经济”、“管理”、“系统”等等都是从日本翻译而来的，这些词汇构成现代汉语的主要框架。这些名词和概念的传入明显带有日本式的思维，带有日本式理解现代文明以及古代文明。并不是中国文化理解外来文化自然吸收的产物，这种思维也常常导致我们误会古人。满清入关其恶果还意味着古代中国文化和现代中国文化出现断层，国学从此中断了。
过去的学生成了别人的学生，自己的老师，无论从文化还是武力中国都败给了洋人，自古以来中国人还从没有这样自卑和不自信过，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其恶果之一就是“不抵抗主义”、对外妥协投降的泛滥，“降官如潮，降将如毛”，中国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据鼓吹满清的阎崇年讲满清因为保守和自大先后失去八次对外交流，睁眼看世界的机会。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当马戛尔尼来访并建议中国对西方商业开放，乾隆给出清楚的回答：“满清王朝只关心本国事物的恰当实施，不屑于奇技淫巧之事，也不关心精巧的商品，我们不需要你们国家的制造品”。从顺治、康熙开始的禁海令、迁界令到驱赶外国传教士同样都是闭关锁国的举措。康熙四十六年禁止各地天主教传教，教士退回澳门，外人不得留驻内地。满清规定:“州县官失察西洋人过境，但并未逗留，降一级留任，府官罚俸六个月”，一个地方发现洋人，全省官员都受处分。满清对于限制洋商也有一套办法，规定澳门洋人船不许超过25只，出海不得带中国人，出海还不许带除做饭以外的铁锅等等。满清是害怕外国人和中国人接触助长他们对满清统治民族压迫的不满，所以对于洋人是严格限制行动和居留的(中国通史简编781页)。马克思指出：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闭关锁国）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十七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恩全集第九卷115页）如此还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吗？世界在飞速发展而中国却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连撮尔小国日本都能变法维新打败满清，而满清却一次次的丧失了维新图强的勇气和机遇。从清初一直到清末，满清贵族集团始终顽固不化，冥顽不灵，一次次的拒绝开放,马克思当年评价中国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NextPage]四、中华民族由先进、文明的民族堕落为落后、愚昧、半开化的民族，中国沦为名副其实“衰世”传教士沙勿略在传教日本时，发现日本人进行激烈的辩论时，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他们常说：“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知道它并接受它。”这就是明末中国的精神文化影响力。而清末“东亚病夫”的恶名传遍世界。全世界都在嘲笑中国人丑陋的辫子，被笑骂作“猪尾巴”，中国人被看成野蛮人。中国人何罪？要蒙受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羞辱！
满清搞文字狱之类的愚民，弱民统治，后果是严重的，以下以农民起义为例说明其恶果。我们看到历来先进开放的封建国家，利用宗教迷信发动农民起义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明末虽然剥削沉重，但是明代人并不愚昧，起义虽然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但是没有利用宗教迷信搞农民起义,因为这根本就没有社会基础。而满清就不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铁血统治。中国人从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辫子。从精神上阉割掉了斗争精神。文网密布，空气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们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这类鸦片来刺激中国人麻木的神经。从清中后期起所有的农民起义和农民运动都带由宗教和极端迷信的特点。白莲教、天理教、回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莫不如此。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是利用所谓“拜上帝会”发动起来的。洪秀全利用宗教（也有人说是邪教）成功组织了农民起义。但是利用宗教迷信这种东西并不适合建立稳固的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也是它，败也是它。洪秀全完全沉迷于此，国政日非，最终落得害人害己，国破家亡的下场。义和团虽然有反帝爱国运动的内容，但是却是满清社会封建、愚昧、迷信、封闭、保守的一次大暴露。义和团群众拆毁铁路，路杆。迷信什么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竟有多人跑到袁世凯那里用身体试试枪弹的厉害，死不悔悟。虽数十万之众，但是用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长枪大炮对阵。这种试图以落后、保守、愚昧，对抗现代文明，拒绝一切西方文明的传入，其失败也在所难免。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鸦片战争中，战功卓著，名将参赞大臣扬芳见到英军炮火厉害，竟然想出了一条奇计，遍收民间马桶，妇女用的秽带载于木筏之上，抵抗英军进攻。当然败得很惨。时人嘲讽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他是怎样看世界的呢？道光20年8月初4，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奏折写道：“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连这个清末站在我们民族最前沿的人都闹如此笑话，其他人可想而知。这一点也不奇怪,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在《古史钩沈论》中说：“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夷，一旦责有气之臣，不亦暮乎！”，哪里还有有气之臣呢？都被训练成奴才了。愚民弱民统治的结果是满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商，衢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满清政权如何能抵御得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呢？龚自珍认为这是典型的“衰世”。
再来看看外来的旁观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们眼中“康乾盛世”是怎么回事，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马戛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说：中国“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发明火药的民族竟一见放空炮就吓得魂不附体，令人不可置否”。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中国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基础上，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残酷”。在天朝皇帝和文人们的盛世颂歌震天响的时候，他却认为满清是衰败之世，没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被当成野蛮民族的另一项恶果是：中国人被野蛮人屠杀得不到世界同情，被“文明人”屠杀还是得不到世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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