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火种，萌发于一个人人心生绝望，又从绝望中生出无数愿景的年代。在绝望与各种愿景间抉择徘徊，却鲜有人能看清时代风潮卷裹下的虚幻与真实。
　　
　　1843年9月，广西桂平大宣里来了一位谈吐不俗、却以外来苦力身份待人招雇的年轻人。

　　大宣里在桂平县东北六十余里，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客家集市村落群，向来是多事之区，“蝗灾甫息，盗贼复兴，游匪外滋，土匪内迫”。（1844年《重修宣里新圩三界祖庙碑记》）
　　
　　这个名叫冯云山的广东青年，求雇不成又靠拾粪易粮度日，同时四处劝人“敬拜皇上帝”。冯传播的新教义，在当地客家人中颇有市场，以祖籍惠州的古林社人曾天养为例，自己皈依后又动员了全家男女老少，更走家串户到处说动他人，此后数年间，仅他一人就发动了四百多人。
　　
　　冯云山的“敬拜上帝”之说，源自同为农村塾师的花县老乡洪仁坤。
　　
　　落第异梦
　　
　　对洪仁坤而言，道光二十三年（1843）本是一个彻底绝望的年份。
　　
　　这年夏天，自幼有“才学优俊”之名的洪仁坤四考秀才不中。每次初试必进前十，每次复试必在榜外，希望屡屡从云端高处摔落粉碎。而在六年前第三次落榜时，即便“悲愤交加，积郁成疾，猝然病倒”四十多天，洪仁坤仍没有放弃科举进取之路。(崔之清《洪秀全评传》)
　　
　　这一次，这位30岁的老童生终于觉得自己此生已彻底无缘科场功名，于是愤恨发誓从此“不穿清朝服，不考清朝试，自己开科取士”。
　　
　　也是在这年夏天，绝望后回乡做了塾师的洪仁坤，偶然间在书柜中重新发现了《劝世良言》。那是他六年前得自广州街头的基督教小册子，但他当时稍作浏览便丢在了一边。
　　
　　此番“潜心细读”后，洪仁坤才发现这是一本“天赐奇书”，从书中“至高无上的真神皇上帝”，他联想到了六年前三度落榜后的病中“异梦”：他被一位蓄金须、穿皂袍的老人迎上天堂，“取出了带恶根的旧心肠，换进了圣洁的新肝胆”，然后和一位中年人一道斩妖除魔。
　　
　　读完《劝世良言》后，洪仁坤宣称，他梦中的金袍老人和中年人“就是皇上帝和耶稣基督”。而自己是“皇上帝的次子、救世主基督的胞弟”，受命下凡来助人“打倒人世间的一切恶势力，直至高高在上的皇帝”，建立一个“天下男女皆兄弟姐妹”的人间天国（《太平天国起义记》）。病愈后他将小名“火秀”改成了“秀全”，尔后便以此名行走世间、搅动天下。（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
　　
　　从此，洪秀全一边当私塾先生，一边倾心构建着异梦中得来的别样愿景。其中“有三十三重天”的天国世界，“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酷似中国民间神?的“皇上帝”，还有香烛、油灯、小尖角黄绸令旗，以及写有“奉天令”字样的小竹板，实际“与民间敬神仪式无异”。
　　
　　“脑又乱了”
　　
　　从这年秋天起，洪秀全开始四处宣传他的新教义。但在村民们看来，洪秀全在那自称“被请上了天堂”的四十多天里，经常大叫“天下百姓归我管”，神志昏迷、行动癫狂，明显是“脑乱了”。这次又到处讲皇上帝，无非是“旧病复发、脑又乱了”。
　　
　　只有洪秀全的直系亲属们全部加入了拜上帝教，而族弟洪仁?还因为参与拜上帝教活动，被其兄长杖责并逐出家门。
　　
　　直系亲属以外，最早的“皇上帝”信徒，是洪秀全的莫逆之交、同为塾师的花县禾落地村人冯云山。冯云山也是科场失败者，但一试后便绝了再试的念头。找到信仰后，按照“只拜独一真神”的教义，冯回家把他之前供奉的佛像神像儒教书籍以及孔孟牌位全部捣碎了烧掉。
　　
　　洪冯两人又砸烂了村里的神像、拆去私塾里的孔子牌位，还定制了两把重数斤、长三尺的“诛妖剑”。但这没有如愿引起村民们的“觉悟”，反而令洪冯两人再也收不到学生。
　　
　　本地传教无果，洪冯两人于1843年4月2日背着“斩妖剑”，和冯家侄儿冯瑞嵩、冯瑞珍一起离家外出，在广东各州府传道。此时正值广东民众在鸦片战争后强力“反对洋鬼进城”，劝人敬拜“皇上帝”的四人传教小组，自然也被斥为“从番”。
　　
　　一个多月后，见事无望，冯瑞嵩、冯瑞珍先回花县了。洪冯则继续游历，荒山野岭跋涉四天后，终于来到粤西北连山八排瑶区，却又发现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既不容于广东相对稳固的乡村宗法社会，又在痛恨“洋鬼”的普通民众中毫无市场，洪冯的广东传教之路，至此已到尽头。
　　
　　血色广西
　　
　　尔后，冯云山认为接下去“最好到广西，广西山多人野，最好召集英雄，买马聚粮”。显然，冯云山此时就已有举兵自立的念想。
　　
　　广西素来“边徼蛮荒、地瘠民贫”，嘉庆末年以来，更是天灾人祸不断，以致土地时有荒废。洪冯入广西传教前近一百年间，广西耕地总面积从一千多万亩减至了896万亩。
　　
　　耕地减少的同时，却有大批五口通商后无法再依赖传统产业谋生的移民，从湘粤赣闽各省涌入广西，导致全省人口急速膨胀。1753年，广西全省人口仅1976000人，到1851年竟达7823000人。此消彼长，1840年代广西人均耕地竟不到一亩二分，远低于当时中国人均4亩地才能勉强养活一个人的农业生产力标准。事实上，地力偏弱的广西，基本生存所需人均耕地面积还要更高些。（北京图书馆编《太平天国资料》第四部分）
　　
　　人地矛盾凸显之下，因习俗、语言迥异而长期存在的土客冲突，也随着双方对土地、水源、乃至科举录取名额的激烈争夺，进而在19世纪上半期演变成了动辄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械斗。械斗中失败的一方，往往是人尽屠戮、村寨全毁、幸存者流离失所。
　　
　　洪秀全即将抵达的浔州府贵县、桂平一带，械斗尤为激烈。
　　
　　1843年5月21日，洪秀全来到贵县赐谷村的表哥王盛均家，会同先期到达的洪家堂兄弟洪仁球、洪仁政开始传教。
　　
　　赐谷及其周边，是一个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村落群。常与土人械斗之外，浔州客家人的生活也并不富足。以王盛均家为例，从广东嘉应州（梅州）迁来后，艰难经营30年才小有产业，尽管瓦房、院落、土地、牲圈等一应俱全，然而赐谷周边一如整个广西，田少人多，因此王家同样颇为拮据。小地主尚且如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客家贫民，自然活得更为艰辛。
　　
　　因此，洪冯在当地传教的同时，也常为客家人代书诉状以抵制土著乡绅压迫，或尽力为村民教读、治病，加上两人“文才甚高、言词动听”“听者又多是客家人，语言相通，感情融洽”，短短几个月间，就有“皈依受洗礼者逾百人”。
　　
　　但洪冯对此成果并不满意，又捣毁了村北的“六乌庙”以扩大影响力，那六乌庙里供奉的，是一对相爱不成殉情的男女，男为失意秀才，女为落魄歌女，深得村民同情。这举动一如他在花县老家拆掉孔子牌位那样，并未引来更多信众，反而招致了当地人的反感，以至于布道小组在赐谷再度无法立足。
　　
　　之后，洪秀全有些灰心，打道回府了，冯云山则坚持继续游历传道，于是来到了广西。
　　
　　冯云山先到大宣里，站稳脚跟后，又将目光投向了西北三十里外的紫荆山区。紫荆山区“路沿山畔，河干曲折，上则峭壁千仞，下则深崖百寻”，160年后的当代，它仍是桂平最偏远的区域之一。站在金田村太平天国总指挥部遗址所在的山岗上遥望西北方，可见两座突兀山峰间的一处隘口，金田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张新易说，那就是紫荆山区的入口。
　　
　　此地明代便曾有瑶民起义，清代康熙年间起广东客民入山垦殖，使得荒僻之地渐有田园村落，尔后“商旅接踵”，但匪盗也紧跟商旅步伐，开始出没于这险要的通衢之地。
　　
　　在这里，冯云山得到了当地富人曾玉珍的鼎力支持，曾又拉拢了同为“紫荆四富”的茶地赵家。此前，曾家与石人村秀才王作新、王大作兄弟争购良田，彼此结怨极深。
　　
　　这期间，另一支加盟拜上帝教的重要力量，则是以客家贫民杨秀清、萧朝贵为首的紫荆山“烧炭佬”。杨为人义气、处事果决，威望极高，是当地人公认的民间领袖。杨秀清又于1845年介绍萧朝贵加入了拜上帝教，萧朝贵则“机变善谋”，两人很快成为拜上帝教的骨干分子。
　　
　　命运的幻觉
　　
　　到1847年8月底，散布在紫荆山周边各个村屯的拜上帝教信徒，已超过两千人，占整个山区人数的一半以上，还建立了拜上帝会团体。这些信徒更把新信仰带到了紫荆山外的邻近地区。
　　
　　对杨秀清、萧朝贵、李秀成这样“家寒无食”的客家赤贫农民而言，加入拜上帝教就意味着“全家食饭”，更重要的是，再也不必担心在和土著团练的械斗中“落败畏逃”、被迫举族举家迁徙。
　　
　　土客冲突激流席卷广西，无论贫富贵贱皆被挟裹，因此，乐于加盟拜上帝教的，也不仅仅是这些客家贫民。
　　
　　在天国火种源头的金田村，客家小地主韦昌辉有钱无势，一直被土著大族蓝家、谢家压制。科场失败后，韦昌辉花钱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家门前高悬“成均进士”匾额，藉以炫耀乡里。蓝如鉴却买通县里差役，乘黑夜将“成均”二字铲去。第二天就又告发韦家冒充进士，将韦父押赴亲圩团局，罚去300银子后才算平息此事。
　　
　　金田纪念馆的陈永湘先生则说，直到20年前，当地故老间还流传着大量类似韦家这样的小地主、小自耕农，如何一步步被官府、土著乡绅逼上造反绝路的故事。此外，韦家这样的所谓“殷实”，当时也面临着因政府财政匮乏、白银奇缺而导致田赋杂捐水涨船高的危机。
　　
　　生存危机交织着私仇家怨，韦昌辉最终在1848年10月捐出全部财产、带领全家加入了拜上帝教，和洪冯一起奔向未知的人间天国愿景。
　　
　　同样身为富裕阶层而加入了拜上帝教的，还有金田村几十里外平南的客家人胡以晃，胡家占有的山场田地横跨平南、藤县和金秀瑶山三县区，可谓富甲一方，但仍是当地卓姓土豪的欺凌对象。
　　
　　总结广西客家对拜上帝教的整体心态，南开大学中国近代史博士后王明前认为，广西客家人是逐次分批迁入的，难以形成稳定而强大的宗族社会，因此在与土人的斗争中特别依赖自身的团结与互助，如集体性地以家庭为单位寻求新的组合方式。
　　
　　因此，客家人“很容易接受拜上帝教条所规定的财产公有的要求，并勇于舍弃田园，离乡远征。”
　　
　　“此外，正统宗法社会以外边缘族群的身份，更使客家人形成了封闭排外、又容易接受极端化意识形态的特殊心理。而土人相对淡薄的乡土观念，也使他们更容易对‘人间天国’产生向往。”（《太平天国与广西客家社会》）
　　
　　而出身贵县小康之家的石达开，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石达开侠义好施且常为人排难解纷，十六岁便有“石相公”之称，虽是客家人但离土客械斗的漩涡较远。然而当洪冯专程前来拜访、邀其共商大计时，石达开却当即“慨然允诺”。
　　
　　美国学者孔飞力认为，“语言的不同和长期以来的离群索居意识，导致了客家人亚文化群的命运幻觉——由离群的受压感而产生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而洪秀全‘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天地之中人为贵’的拜上帝信仰，正为广西客家人提供了这样的救世主义。”
　　
　　生活压力较轻、却乐于加入拜上帝教的曾天养、石达开等人，或在此例。
　　
　　被“上帝”拒绝的拜上帝教
　　
　　拜上帝教在紫荆山区日渐壮大的同时，洪秀全在花县家中完成了《原道觉世训》等理论著作，还到广州拜会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不过，当洪秀全讲述“灵魂升天”的异梦、以及从教义到仪式都中国化的拜上帝教时，罗先是表示莫名其妙，继而觉察到那是“政治的宗教”，便拒绝为洪秀全施水洗礼。
　　
　　被“上帝”拒绝后，洪秀全于1847年7月21日离开广州，步行前往广西。途中被强盗夺去了银钱行李，以及那把剑鞘上刻有“洪”字的诛妖剑。幸得几名江西商人相助，才从梧州进入广西。事后，洪秀全把这次旅行中的逢凶化吉，说成是皇上帝的暗中相助。
　　
　　8月27日，洪冯在曾家小楼书馆里再度相见。以一己之力奔波三年的冯云山，对洪的到来亦喜出望外。洪秀全虽然没有到过紫荆山，但其形象连同升天异梦，都早已经冯云山之口铭刻于信徒心中。
　　
　　这时，女信徒杨宣娇照搬洪秀全升天异梦，自称十年前曾患大病将死，灵魂升上天堂，得一老人言“十年后将有一人自东方来，教汝如何拜上帝，汝当真心顺从”。
　　
　　杨的应时说梦，更加重了洪秀全在信徒中的分量。
　　
　　此间，洪冯每天派人在远近乡村派发宣传册，告诉人们“将有瘟疫，相信者得救”。正巧广西多个州县发生瘟疫，于是更多民众加入了拜上帝教。
　　
　　将中国风俗习惯与自己在广州教堂学习到的基督教仪式结合，洪秀全又制定了更为完整的拜上帝教入会仪式。而由统一仪式产生的组织认同感，使得拜上帝教迅速形成一个以紫荆山区为中心，包括贵县、平南、象州、武宣等几十个州县中的无数个村落据点，甚至广东的高州、信宜、化州等多个州县，也有少则数十、多则上千人皈依。
　　
　　天父天兄下凡
　　
　　石人村王氏兄弟等乡绅，最早嗅到了拜上帝会“与一般股匪迥异”的气息。最初，王作新对冯云山诋斥神佛大为反感，看到冯在书馆门口贴的对联“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后，更断言“逆谋见矣”，遂四处奔走告诫乡人“勿为其所惑”。
　　
　　10月26日，洪秀全以“迷惑皇上帝子女”等罪名，砸烂了象州甘王庙里的甘王神像，还以“太平天王”之名“写天条及王诏贴壁”。此举引发了一股毁庙风潮，王作新先祖王东贤、王东城倡议建立的蒙冲雷庙，也遭毁坏。
　　
　　王氏兄弟由此更加认定洪冯意在“争王夺国”，便借机调动团练，抓走了冯云山和另一骨干卢六，又买通官员，要求官府以谋反罪杀掉二人。但冯云山自辩“遵旨敬天，不犯不法”，坚决否认有谋反企图，并反告王家兄弟诬陷。
　　
　　冯卢被抓，洪秀全却一筹莫展，决定去广州找两广总督耆英讨一张合法传教证书，然而在广州活动了二三个月，毫无成效。
　　
　　紫荆山那一头，没有洪冯的拜上帝教会众们群龙无首，眼见骨干们束手无策，而团练却日渐紧逼，教徒们开始人心涣散。
　　
　　1848年3月3日，拜上帝会骨干又聚会商议，杨秀清忽然跌倒在地，人事不省。一片慌乱中，杨秀清忽地一跃而起，手作剑戟状指着众人厉声说道：“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也。”
　　
　　“天父”称“该有百日磨难，这是对会众诚心的考验”，还要求各地教徒同心协力，渡过难关。然后大喊一声“回天去也”，随后杨秀清一阵乱抖，又昏倒在地，片刻后睁开眼睛，仿佛大梦刚醒。
　　
　　这是杨秀清建立个人威权的开始，不久后，“天兄”耶稣也下凡了，传言者是萧朝贵。与之相反的，则是洪秀全关键时刻缺席，从此在杨萧心目中留下了懦弱、不负责任的印象。
　　
　　一个曾被“上帝”拒绝，尔后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拜上帝教国家，至此终于诞生。
　　
　　天国遗踪
　　
　　从桂平市区出发，先乘中巴车到金田镇上，然后搭村民的摩的，在镇中心旁边的一处小岔道口直行4公里，水泥路的尽头，就是洪秀全宣布建立太平天国的金田大校场。
　　
　　那是一处平坦的山冈，左靠犀牛潭，右依金田村，满眼碧草幽幽。160年前，天国火种便从此处发源，尔后燃遍大半个中国。
　　
　　160年后，天国火种早已寂灭，而从冯云山在当地点燃火种、到它蔓延出的天国前史种种，仍在当地一代代村民的口中流淌。
　　
　　“跟洪秀全的人，都是全家一起走了。”村民翁珍说，当然也不会还有什么天国后人留在村中。村里“还算天国遗迹”的，是1970年代按照当年民居样式重建的韦昌辉故居，现在也已经被重重茅草包围——真正的韦昌辉故居，当然早已被清军焚毁。1980年代，人们还在韦昌辉故居地下发现了兵器和炭炉焚烧的痕迹，韦宅“天国兵器铸造点”的猜想，由此终被确认。而天国的兵器存放点，则是在大校场左侧犀牛潭下的一处隐密岩洞中。
　　
　　清政府眼里的“首逆”、天国袍泽眼里的“北奸”，韦昌辉或许不曾想到，自己举家加入天国，最后竟是如此结局。而更为吊诡的是，为他在世上建起唯一一处“北王庙”的地方，正是被他愤恨弃去的故里。甚至于到1970年代，还有韦姓人士冒充韦昌辉后人，来到金田村要求拿回属于其“祖先”的韦家故地。
　　
　　说到底，天国火种，萌发于一个人人心生绝望，又从绝望中生出无数愿景的年代。在绝望与各种愿景间抉择徘徊，却鲜有人能看清时代风潮卷裹下的虚幻与真实，即便是风潮的引领者如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自己。风潮退去后，人们终于看到一条崎岖的血路，从身后曲折而来，但许多人选择了永远不可能到达愿景彼岸的岔道，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只留下一串串带血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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