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朝开始，至嘉道咸间，吏治日复败坏。京官吃外官，大官吃小官，小官吃小吏，小吏吃百姓，胃口越吃越大。已经被“整合”到“耗羡”中的各种苛捐杂税，纷纷重出江湖，“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两项改革，自此都走入了泥潭。

康熙要维持官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的“硬骨头”就只好留给下一任领导核心雍正来处理。但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多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大清王朝迎来了更为腐败、更为贪婪、当然也更为危险的新时代。

1712年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清明节。

康熙皇帝即位已51年，而离大清国定都北京已经68年了。朱元璋的那句可怕咒语??“胡人自古无百年运”，应该越来越强烈地萦绕在康熙的心头。此前那个成功入主中原的“胡人”朝代元朝，在中原仅仅生存了97年。留给大清国突破历史宿命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32年了。

形势并不乐观。在看似海清河晏的盛世背后，危机重重：土地兼并严重，流民泛滥，这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也成为严重的不安定因素。

这一天，康熙宣布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决定：永不加赋！

“永不加赋”

“永不加赋”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的初期效果并不好，甚至在官僚体系的运作之后，走向了反面，仁政成为苛政。

清晨，康熙召开了一次由大学士和六部九卿参加的中央全会。

康熙明确宣布“永不加赋”，即以“现今”的人丁数为征收钱粮的上限，此后即便人口增加，国家也不再加收人头税。

此时的大清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好时光。但是，盛世之下的隐忧是，官方所能掌握的“丁口数”，即便在康熙宣布“永不加赋”的时候，也只有区区2034万。大量的人口，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选择了成为“黑人”，没有申报户口。而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这些“黑人”却只能打“黑工”，甚至都不敢去开荒??开荒就意味着要与繁杂的苛捐杂税对接。

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大量的土地乏人耕种，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失地”兼“失户”农民成为“黑人”。在土地兼并中形成的一小群既得利益集团，却同时享受着土地兼并和“黑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并且因为其自身家庭人数稀少，而承担着与其资产规模并不相称的较低税赋，并因此而拉低了整体的财政收入。这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是个巨大的风险。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定家底的康熙，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自此，“永不加赋”这场减轻农民负担的大运动，掀开了序幕。

与大清官方的自我表扬不同的是，“永不加赋”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的初期效果并不好，甚至在官僚体系的运作之后，走向了反面，仁政成为苛政。

造成异化的原因，首先是其可操作性的问题。“永不加赋”的定额税，要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作为“分子”的税赋是固定的，但是，作为“分母”的人丁数却是变动的，这就造成了操作层面的巨大成本和变数，这为地方胥吏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体制内的改革者们，将矛头指向“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同时征收田赋和丁税的双轨征收制，提出了“摊丁入亩”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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